革命人生
7歲入本村初小讀書，12歲考入縣立第一高小，期間接受了新文化運動的洗禮。1936年，紅軍東渡黃河沿途進行抗日宣傳，他親眼看到紅軍《東征宣言》，毅然決然地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同年9月他參加了犧盟會，任支部秘書兼抗先隊長。為綏東抗戰募捐，是他走上革命征程的第一步。1937年春，他被委以霍縣犧盟分會工作員，協助特派員杜芳召、張佐漢開展全縣的犧盟會工作。與此同時，在黨的培養教育下，思想覺悟迅速提高，經過革命鬥爭的鍛鍊和考驗，政治上也趨於成熟，1937年5月他光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縣委書記親自為他主持的入黨儀式上，他莊嚴宣誓：決心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不久即被任命為霍縣縣委組織幹事、區分委組織部長兼犧盟會分會秘書、組織部長，奉命和區委書記荀迎福、宣傳委員李景共同組建了黨的一區區委。冬季，鬥爭趕跑了專鬧摩擦的閻頑縣長，懲治了地方反動惡勢力，打開了工作局面。次年正月，日寇進襲，縣城淪陷，他們組建了抗日游擊隊，堅持抗日游擊戰爭，他任游擊隊指導員，指揮了清剿潛伏在霍山的匪患，開展了反維持的鬥爭。
1938年4月，他率領洪洞、趙城、霍縣三個縣的部分幹部赴晉西南區黨校黨訓班受訓，8月任中共霍縣縣委組織部長並參加洪趙中心縣委工作。期間配合八路軍工作隊（團）發動民眾，武裝民眾，組織民眾接受抗日教育，學習軍事知識，動員青年參軍參戰，曾先後三次向八路軍主力部隊輸送武裝兵員近千名。翌年5月參加沁源中心縣委工作。
1940年8月他進入中共太岳區黨校學習並做支部工作，後留區黨委組織部任幹事。1942年2月調太岳區三地委任組織部科長。同年5月調介靈（介休、靈石）聯合縣委任副書記。1943年夏介、靈兩縣分開，任靈石縣委書記兼縣游擊大隊政委。這一階段正是抗戰最艱苦的時期，他率領縣大隊充分發動民眾、依靠民眾，反‘蠶食’、反‘掃蕩’，粉碎日寇的‘強化治安’，打破日偽的‘經濟封鎖’。積極展開策反工作，分化瓦解敵偽軍，先後三次爭取偽軍反正，三批共拉出武裝人馬數百人。同時還爭取了三名日軍戰士掉轉槍口打日軍。當年當地的老百姓們幾乎都知道縣大隊的馮政委，而敵人一提起縣大隊就聞風喪膽。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他按照黨的指示積極組織民眾反奸清霸、開展土地改革。1946年4月任太岳區黨委社會部科長。1949年1月，調任太岳區四地委社會部長兼公安處長，期間繳獲了駐河南安陽軍統特務電台一部，爭取了國民黨國防部綏靖工作組組長一名。同年8月，他調任翼城臨時地委社會部長兼公安處長，繼於1950年1月調任運城地委社會部長兼公安處長、檢察分署檢察長。當時正值新中國剛剛誕生，為了捍衛勝利成果，鞏固新生的紅色政權，任期內他親自指揮了該地區的肅清匪患、搜捕敵特行動；開展了鎮壓反革命運動和抗美援朝宣傳教育運動；鎮壓了一批民憤極大的反革命分子；平定了震驚全國的稷山、榮河反革命暴亂案；清出了潛伏軍統特務組長秦萬生、太原綏署特高組運城潛伏組組長李景賢；取締了反動會道門組織等。
1952年5月，他奉調華北公安政治部任副主任。期間他認真總結經驗，根據公安系統的特點和性質，建立起一整套較規範的政治工作制度，為推動華北地區公安系統的政治工作走上規範化制度化奠定了基礎。1953年7月至1958年8月，先後任國家計委辦公廳保衛處處長、國家經委辦公廳副主任等職。
1958年8月，他調回山西後任華北黃河萬家寨水電站工程局黨委書記兼忻州地委書記處書記，期間曾為揭開引黃工程的序幕作了許多基礎工作。1959年3月調任晉北地委書記處書記。1963年2月，改任山西省監委駐雁北監察組組長，同時被選為省監委侯補委員、省貧協委員。1965年參加‘四清’運動，先後領導了朔縣、陽高、天鎮等地的“四清”工作。
“文化大革命”浩劫中，他遭受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在長達兩年半的監禁中，身心倍受催殘，但始終對黨充滿信心，不諂上，不媚下，不說違心的話，不向‘四人幫’邪惡勢力低頭，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革命氣節。
1972年8月，被“解放”重新分配了工作，先後擔任山西柴油機廠黨委副書記，大同市計委黨組書記，市工交政治部副主任，市革委會副主任等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1979年11月得到徹底平反，蒙受的不白之冤和所有誣陷不實之詞全部被推翻。
1980年初，受省、市委的委託，開始籌組恢復政協大同市委員會。十年動亂留下許多後遺症，在籌組過程中，面臨錯綜複雜的問題，他嚴格執行黨的政策，排除干擾，妥善解決各種矛盾，充分調動和發揮各界人士的積極性，圓滿完成籌建任務。按照市委的建議，提前召開了市政協六屆一次會議，重新恢復了中斷十餘年的政協工作。由於眾望所歸，他榮選為政協大同市第六屆委員會主席、黨組書記。他殫精竭慮，晝夜操勞，在缺少工作人員、辦公條件十分簡陋的困難情況下，努力拓展政協工作。他和全體政協委員共同努力，認真探索新形勢下的政協工作，不斷總結經驗，不斷改進工作，開創出政協工作的嶄新局面。政協大同市第六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的勝利召開，標誌著大同市在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鼓舞下，統一戰線工作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正在大踏步地鋪開；也顯示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在新形勢的推動下正大踏步地向規範化、制度化邁進。經過十年浩劫又重新走上了健康發展的道路，在大同政協史上掀開新的篇章。
老驥伏櫪
為了破除幹部終身制，保證四個現代化建設事業蓬勃發展，他積極回響黨中央的號召，率先垂範，主動要求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於1982年底離休，離休後享受副省級待遇。
烈士暮年壯心不己，雖然離開工作崗位，但他仍然非常關心大同的建設大業，十分支持市委、市政府的工作，為推進改革發展，為維護穩定團結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逝世後，省市委對他的一生給予了高度評價：“趙子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奉獻的一生。他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兢兢業業，勤奮工作，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無限忠誠。他顧全大局，嚴格要求自己，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為大同市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他胸懷坦蕩，光明磊落，清正廉潔，堅持真理，以自己閃光的一生，實踐了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