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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序文，按正常的情況應該是邀請一位年高德劭的老先生，他熟悉我垂愛我，而我又終生尊重敬仰他，請這樣的人來寫。但是，自兩個世紀交替之際，前前後後，這些人紛紛下世去了。找不到一個合適的人，所以編輯部就自然而然把這任務派到我本人頭上來了。但這有困難。別人寫和自己寫，口氣就完全不一樣。老先生寫的口氣，不免帶些勖勉和鼓勵，或者再加一些指摘和置疑。自己寫就不行，只剩下?恕我沿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辭彙?交待和檢討了，而這樣的文章，不久前我已寫過兩篇。
一篇是給山東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趙儷生史學論文自選集》寫的《後記》，一篇是應北京師範大學《史學史研究》編輯部的命意而進行的一次專訪答辭。至此，已沒有什麼需要再交待和檢討的了。現在來寫這篇《序》，就準備以上述兩文為基礎，儘量避開重複的可能，用新的心情筆觸，來概括一下我這一生既適應大時代又努力自我塑造自己的全部過程，一是給後代學人留下一點求教的遺念，另一是給本書讀者提供一點閱讀全書的“楔子”。
按照一個人頭腦發育的自然過程，我是先接觸了詞章，而後晚一步又接觸了邏輯和分析的。前者不免就是讀一些唐詩、宋詞、古文和傳奇故事，這大概是十五歲前後的事。到十七歲前後，通過數學證恆等式、解方程式的操作，加以外語語法分析的鍛鍊，培養了一點邏輯分析能力，這才慢慢走上了寫點東西和做做學問的漫長道路上來。
進入史學，已經是二十四歲了，所以我檢討說，“晚了點”。為什麼進入史學，理由很簡單，它比兄弟學門更深邃，耐人探索。作為進門的引薦，我讀了幾部書，一是傅青主的《霜紅龕集》，二是全祖望的《鮚培亭集》，三是錢牧齋的《初學集》和《有學集》。我被這幾部書勾引的神魂顛倒，自己對自己小聲呼叫“過癮呀，過癮呀”。我夢想有朝一日我會像全祖望寫張煌言那樣，像錢牧齋寫孫承宗那樣，寫出我自己當代的革命者和愛國者的事跡。這就是立志了，立下很大的志，終身的志。
光搞人物不行，還要搞社會，搞古代社會、地主的社會、資本家的社會，以及革命成功後理想主義逐漸實現的社會。這樣，就不能單靠史料了，還得搞理論。所以搞理論史學，不是哪個誰像填鴨一樣填進來的，是自然而然演進來的。這就自必接觸了馬克思主義，接觸社會發展史。
但當時的主流不是理論，而是考據。他們主張史學是若干細小問題的解決，有一分史料說一分話，至於“理論”嘛，那只是大哲學家們的幻想。這話說的很客氣，說白了就是理論只是狂人們的胡說八道。果真如此嗎？這就需要辯一辯了。我的辯詞見於上述《史學自選集》的《後記》，茲不贅。
史學結合理論，又產生出若干問題。首當其衝的是教條主義。對偉大理論家的論斷不是活學活用，而是生搬硬套，套框框。舉兩個例，對傳統思想家的思想不是具體分析，而是施行一種剪紙帽的辦法，唯心主義一頂，唯物主義一頂，非此即彼。人們思想的多樣性、複雜性，就這樣被排除了。再如社會的發展，純按照西歐的模式(不考慮東方特點)，劃為五種生產方式，一個銜接另一個，單線傳遞，排除了社會形態的可能有跳越和遲滯的現象，排除了複線傳遞的可能。這就說明，史學結合理論以來所產生的麻煩。幸虧有學術爭論，經歷後半世紀悠長的歲月，這種弊病總算得到了某些克服。
但說來不幸，時下有些人不是幫助克服弊病，而是全部抹黑。在我來說，我是1949～1979這三十年史學大流的參與者，因此，我既不能因為我是其中的一員而錦上添花，又不願眼看著自己親自參加過的事業被說的一塌糊塗。不能用“歐洲中心論”和“東方主義”的帽子強暴地扣到這三十年事業的頭上，記得《聖經》中有一段說，上帝吩咐魔鬼進入豬里去，豬就闖下山崖，跌到湖裡，淹死了。我讀了時下文章後經常自己默聲責問自己，“難道我們都是豬嗎？!”
“歐洲中心論”和“東方主義”應該有兩種詮釋。一種，是帝國主義者、殖民主義者範疇內的，意思是說，只有我們西方是人類中最先進的，你們東方是低一等或者低幾等的民族，活該被我們征服、殺伐、或者奴役。這些東西無疑是反動的。
但還有另一種。一些做學問的人，在時代和地域的局限下，要總括人類的發展史，眼前現成的資料就只能看到希臘、羅馬的奴隸制，日爾曼人的封建制，文藝復興時期的新興布爾喬亞的資本主義。頂多，再從英國在印度的殺人放火者的記錄的夾縫中得知一點水利灌溉和專制主義。中國有句老話，叫“就錢吃麵”。我常常幻想，假如十九世紀初就有《史記》、《漢書》、《左傳》等德文譯本或英文譯本擺在馬克思老人家面前的話，他會寫出另外多么輝煌的大著來。他會寫出多么更全面的東方特徵。
他沒有寫出來，是時代的局限，不是誰的錯誤。我們繼承了這些，發揚了這些，也不應當被認為是我們的錯誤。錯誤是我們這些當代人在發揚過程中自己做出來的，不能歸咎於理論導師，更不能上溯到魚龍混雜的“歐洲中心論”和什麼“東方主義”。這簡直是掛不上邊。
我就是伴隨著這樣的時代潮流與時共進的。六十年來，我治過明清之際的思想史，治過北魏、北齊、北周以來的北朝史，治過農民戰爭史和土地制度史，治過先秦時期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史，以及這兩家思想的互補與交融。童書業說過，做學問要有個“老營盤”。他的“老營盤”就是春秋史和《左傳》。我沒有做到這一點，我的治學，如西域賈胡“至一處輒止”；又如捻軍作戰“倏忽馳驟”。這不好，不好在於落不下大根基；但也有一點好，好在於面子寬，看問題的眼光就不局限於一隅。我這個做法，做著做著，到老來，就漸近於哲學，至少是歷史哲學。
到頭來，就剩下這六卷書了。“知我者其在《春秋》乎？?罪我者其在《春秋》乎？?”一切留給大家評騭就是了。至於我本人，無復他求，至此已可瞑目。
還要說自己的一點感情。六卷中我最愛翻第六卷，因為那裡面貯藏著我少年時的一點文采。現在再看，仿佛感到非常遙遠，非常遙遠了。其次是第五卷，裡面記載了我一生坎坷的遭遇，不是一般的坎坷，而是“必欲置諸死地而後快”。我奇怪，為什麼人世中有人提倡恨人、害人。至於學問，我欣賞第二卷中的《中國土地制度史論要》，因為它呈現了自己的一點點理論修養和能力；還欣賞第三卷中的《王山史年譜》，這是部賭氣的作品，考據家嗤笑我不會做考據，他們自詡“一部年譜起家”。好，我也做一部年譜你看看。
我在蘭州大學，轉眼已四十五年了，時光過的真快。在一篇小文里，我學著孟獲的腔調說“東人不復返矣”。感謝校領導，撥款助我出書。要特別感激我的老學生王勁教授和汪受寬教授，帶起各自的研究生在編輯和校對本書方面，盡了辛勤的勞動。也感謝出版社的總編張克非同志、責編劉永明同志和美編張友乾同志，他們在初校、末校、安排版面和美工設計方面都盡了很大的努力。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