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本書2016 年在台灣上市，榮獲《亞洲周刊》2016 年度好書。梁文道、劉瑜、《東方歷史評論》等合力推薦。內地版本增加50幅圖片，全彩印刷，真實還原這個時代所經歷的逆轉、混亂與動盪。
周軼君 為國內讀者打開一扇了解伊斯蘭世界的窗戶，她作為華人新聞界中第一線國際經驗最豐富的記者，帶來最真實的中東與世界。作者既有專業的記者視角，也有細膩的女性視角，細讀中東的過去與現在，以及世界上其他充滿變革的地區，
作者遍訪16 個國家，與135 位人物交談，寫出一百多篇採訪，講述的並非變革原理，而是大時代中小人物的故事。由獨裁者與小市民、軍人與信徒、男人與女人述說的真實故事，展現了變革之中個人的喜怒哀樂。
雖寫的是中東與西歐國家，但對於作者而言，也在尋找自身問題的解答。體察不同生活、制度，均是為了重新認識自己心繫的那片故園。後記中提到“我總是在別人的街頭，聯想自己的廟堂。千萬里找尋大千世界的，心裡其實都裝著一個故園。”
內容簡介
與中東的情緣召喚周軼君回到出發的原點：土耳其、埃及、巴林、利比亞、伊朗、尼泊爾……一站接一站，地覆天翻。尼泊爾改制、伊拉克重建、阿拉伯之春、烏克蘭戰爭、委內瑞拉的陰影、列支敦斯登公投、英國女王存廢等全球重大變革事件在書中一一展現。身歷16個國家，訪問135位人物後，周軼君由中東落筆，盪至全球各大新聞熱點地區，她冒著性騷擾、歧視、甚至汽車炸彈的危險，為這個時代正在經歷的逆轉、混亂與動盪，做了普遍描繪。她以客觀、真實、思辨的筆觸，記錄下每個人在歷史轉折中的處境、變遷中的笑聲與淚影。拉開時間的距離，每一瓢變革的滋味，冷暖自知。
作者簡介
走出中東周軼君
劍橋大學國際關係碩士，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阿拉伯語文學學士。CCTV“中國記者風雲人物”。曾任新華社常駐中東記者，鳳凰衛視資深國際記者、時事觀察員。
2002年至2004年，她由新華社派駐巴以地區，為唯一常駐加沙的國際記者。關於巴以衝突的文字、攝影作品獲多個國際國內獎項。2006年至2014年任職香港鳳凰衛視，繼續奔波在國際熱點地區，經歷尼泊爾改制，朝韓危機，戰後阿富汗、伊拉克重建，烏克蘭戰爭，南美民粹崛起，埃及、利比亞及巴林等一系列變革，也曾實地觀察美國與歐洲政治。
她的國際新聞分析、隨筆常見於FT中文網、騰訊大家、《周末畫報》等。
隨筆《在埃及數駱駝》被收入上海市中學語文課本。
2005年出版《離上帝最近——女記者的中東故事》。
媒體推薦
梁文道 ╱作家
在我所認識的跑國際線的記者朋友之中，周軼君最能掌握冷靜與同情之間的巧妙平衡。於是她這部《走出中東》，擾亂了吾人僵固的視界，反而卻因此構成了我們前路的警示。簡單的講，在觀看世界的時候先把過於龐大的自我放在一邊，並不是為了如其所是的‘客觀’，而是為了得到更多出乎意料的聯想。那些聯想，對自己說不定才因此變得有教益。
劉瑜 ╱清華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周軼君去過很多我們沒去過的地方，見過很多我們沒見過的人，聽到過很多我們沒聽到的聲音。從利比亞到埃及，從英國到尼泊爾，她以生動細膩的筆調將我們帶入很多重大國際事件的現場，並以其冷靜深入的分析引領我們思考世界前進的方向。
傅月庵 ╱資深編輯人：
一般新聞寫作為了保持“客觀理性”，從而極力避免“主觀感性”，周軼君卻能糅合得恰到好處，文章因此更加吸睛，讀者更多了一種“同情的理解”。
《東方歷史評論》：
周軼君在很多方面都稱得上我們時代最優秀的國際觀察者，因為她超越部落狹隘思維的全球眼光，對理念和事實、歷史和當下的無限好奇，也有不為炮彈所擾的冷靜理性，和與之共存的人道悲憫。如果沒有一批周軼君這樣，具有真正的全球眼光和理解他族之能力的作者，中國就談不上是一個現代大國。她清晰地講述了中國與看似遙遠的中東之間緊密而隱秘的關係，豐富密集的觀察、閱讀和極簡的寫作使她的書堅實而迷人。”
目錄
前言
01 土耳其：善治經濟的政府
02 伊朗：不只是伊斯蘭
03 伊拉克：不安的現代化
04 埃及：三年之後
05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我現在就要”
06 敘利亞：解嚴之門
07 巴林：貧窮的富國
08利比亞：真主，卡扎菲和利比亞
09烏克蘭：在巨人的陰影下
10 尼泊爾：紅色季雨中
11 委內瑞拉：離奇之邦
12 德國：重返正常
13 列支敦斯登：人人都愛殿下
14 瑞士：直接民主的示範
15 英國：革命的起點
後 記
書摘
德國：重返正常
東西相遇
形狀如玩具的特拉貝特（Trabant）車，列成一排，等待“民主德國之旅”。
這種貓腰縮頭才能坐進去的小車，全身塑膠，只有兩缸，曾經是民主德國人最普遍的交通工具，但從訂購到取貨最長要等上16 年。柏林圍牆倒塌之後，特拉貝特車很長一段時間仍是民主德國人的日用品，20 年間，漸漸變成收藏品。眼前這些殘存的特拉貝特，多數保持軍綠色，也有些換上了戲謔的豹紋。
“你去後面那輛大車辦簽證！” 柏林新聞官克里斯蒂· 坦茲勒（Christian Tensher）指著我說。
“簽證？”
“哈哈，別太認真了！”說著，他塞過來一個蘇式軍用袋，裡面是兩瓶Wostok ，以蘇聯火箭命名的飲料。
一輛運兵車被改裝成了媒體登記處。車廂里掛滿蘇制軍服。幾個越南記者興奮地試戴皮帽。坦茲勒遞過來一張做舊的卡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民主德國）通行證”，聲稱持有人可以去往西柏林。“拍照！”記者們手持一紙簽證合影，坦茲勒給予鬼臉配合。
“紀念柏林圍牆倒塌20 周年”的日子，政客齊聚，媒體雲集。新聞中心為外國記者準備的特拉貝特車隊，令記者本身成為路上風景，不斷有行人舉起相機，還招來了警車。“誰超速了？”坦茲勒通過無線電，向每一輛最高時速60 公里的特拉貝特喊話，“啊，原來是有比我們更重要的車隊要通過！”
20 年後，同樣是寒冷潮濕的11 月，柏林一片嬉鬧。俄羅斯套娃、翻毛帽子、民主德國警察制服，都是最熱門的紀念品，鐮刀斧頭旗在地攤上飛舞。
空氣中是香腸和熱紅酒（Gluhwein）的味道。施普雷河兩岸，大喇叭里嘹亮抒情的音樂是英國紅星凱蒂·瑪露（Katie Melua）、美國樂隊紅辣椒（Red Hot Chili Pepper）的作品。露天大螢幕翻滾著時裝、潤膚露，還有紙巾廣告。“這些歌曲不過是娛樂，跟紀念活動沒什麼關係。”前一天，跟柏林市政規劃局的一個朋友走過這裡，她告訴我，柏林政府快破產了，無力單獨承辦國際盛事，必須抓到一切廣告和贊助。
“嘿嘿！簽證呢？”特拉貝特塑膠車蓋忽然被人猛敲。一身軍綠大衣的瘦高小伙，大帽寬皮帶，掂著警棍，氣氛陡然驚恐：“這裡是查理檢查站 ！”
瞬間，全車都明白了，這是表演。小伙繃著滿臉嚴肅，要來每張假簽證，誇張地重重蓋戳：“德意志民主共和國，2009 年11 月9 日。”
“要不要來點特別照顧。”他拍打警棍。一圈相機攝像機包圍中，他不介意加演。“我們得走了，趕時間。”領隊催促著，假警察不再開玩笑，逐一蓋戳了事。
圍牆存在的28 年間，10 萬人嘗試各種辦法越界。其中1 萬人逃脫，201 人遭射殺。查理檢查站作為景點保留了下來。兩邊大街上，美國士兵和蘇聯士兵的畫像仍高高地對峙著。
一條窄窄的銅線鑲嵌在水泥地上， 上面刻字：“ 柏林邊界，1961—1989。”抬腳，就跨過。一切既輕又薄，好像20 年前發生的東與西的分割與合併，不過是歷史的一個玩笑。
但是，走在布蘭登堡廣場，隨便去問一個德國人，你就知道這個“玩笑”的分量。
小伙繃著滿臉嚴肅，要來每張假簽證，誇張地重重蓋戳：“德意志民主共和國，2009 年11 月9 日。”
蘇珊娜·哈更獨自來到這裡，就是為了“看看節日的布蘭登堡門”。“當時我和丈夫被派到日本東京，在國有企業工作，國家信任我們，是少數可以出國的人……”她勸說丈夫從東京逃去聯邦德國。但丈夫不願意，命運的爭執以離婚收場。蘇珊娜帶女兒潛回聯邦德國。剛開始躲在遠郊，不敢住柏林市。
離婚後3 年，柏林圍牆倒塌，前夫已經在日本另組家庭。23 年來，蘇珊娜沒有再婚，仍冠著夫姓。她說：“如果預知會發生什麼，也許很多事情都改變了。”
日漸偏西，紅色天光，像一塊巨大的紗巾溫柔包裹著柏林。布蘭登堡門的燈忽然亮了，頂上女神駕馭馬車的雕塑，好像突然被吹了一口氣，金光四射。馬首永遠朝東，指向俄羅斯或者蘇聯，因為柏林被認為是西方的最後一道防線。
地上的婦人，在節日的廣場，慨嘆東西分割的荒謬。蘇珊娜的面孔圓潤紅亮，現著飽滿的倔強。忽然，3 個年輕人手拉手蹦跳著，走過我們身邊。頭上套著紙盒，醉漢一般繞出弧線。他們的嬉笑、尖叫，挽救了哀傷的徒勞。
兩德統一後，蘇珊娜立即搬回市區，“柏林人一定要回柏林的”。她現在在（沒有了邊界的）東柏林教授德語，女兒在西柏林學校教書。蘇珊娜常向女兒提起，還是東邊的教育質量高。“芬蘭的學生水平全歐洲第一，因為他們拷貝了過去民主德國的方法。”蘇珊娜這樣認為。當年執意逃脫的身份，今天成了牢牢抓緊的認同。我問她心裡是不是仍然刻著“東聯邦德國”的分界。“兩邊的差距在縮小。”她笑笑，“統一當然是好事，你看，民主德國人默克爾當了總理！”
“誰能料到那天晚上的事情呢！”20 年前那一天，23 歲的戴維·吉爾從東柏林去外地開會。身為基督教家庭孩子，他向來被排斥在“體制”外，不能接受同等教育，永遠不可能有晉升的機會。
他父親是當地教會負責人。當時的民主德國，基督教勢力是最大的反對派，從事地下抗爭。統一之後，德國政府中第一批民主德國政治家，正是來自教會，也就是現在的“基督教民主聯盟”（Deutschlands Christlich-Demokratische Union）前身，總理默克爾所屬黨派。
“晚上聽說牆被拆了，第二天一早立即返回柏林，我在鑿開的洞裡來來回回走了好幾遍，仍然不敢相信。”裹在黑大衣里的戴維，藍色眼睛放出光亮。身邊一個金色頭髮的小女孩拉扯他的衣角。“不好意思，我女兒要回家了。她們剛從美國回來，我妻子是美國人……”23 歲的時候，戴維還沒見過美國人。圍牆倒下後，他去了美國念書，現在是一名律師。戴維仍帶著東邊人的一絲拘謹，溫和親切。女兒踩著單腳踏車離去，響亮地講著英語。
20 年後，走在柏林的每一個德國人，都是一張歷史的碎片，隨風飄蕩。伸一伸手，你就可能觸動一段錯綜曲折的人生。
廣場角落裡，一個戎裝青年的照片吸引了我：大蓋帽，雙目炯炯，頸上掛著勳章。一個頭髮稀疏、上了年紀的人在旁邊抽菸。他在推銷這個青年軍官的自傳，英文註明寫著“Gerhart Schirmer”，“二戰”時期戰功顯赫的德軍中校，遭英國人活捉，送到蘇聯軍中關押了10 年。他稱，蘇聯人強迫他和其他幾個人在薩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改裝毒氣室，偽造納粹屠殺猶太人的現場。戰後，德國人對猶太民族的負罪感比海深，這本自傳成了禁書。
腳踏車邊的人猛抽著煙，雖然海報是英文寫的，他卻無法與我交談。我不知道他跟作者是什麼關係。也許這個故事太過敏感無從核實，腳踏車前少有人問津。但是無論如何，它忽然讓我想到，在柏林，糾結的不只是東西對峙的冷戰。希特勒剛剛退出舞台，鐵幕就已降下，那些年裡，德國人連幕間休息的機會都沒有。
“我在東，還是西？”走在柏林，我總是問，這裡曾經是東柏林還是西柏林呢。除了刻意保留的幾條街道——馬克思大街（當時叫“史達林大街”）筆直寬闊，列寧廣場（現在改名為“聯合國廣場”），兩邊是一望無際、一模一樣的公寓樓和毫無差別的窗戶，方正、扁平、均衡、凌然。除此之外，對一個初來此地的匆匆過客，東西差異並不明顯。看到一家法國餐館“慶祝開業25 周年”的橫幅，我想這該是西柏林。博物館雲集之處，必定是東柏林。“因為占領區是美國人劃的，他們對歷史古蹟不感興趣！”有人揶揄。在民主德國主幹道“林登（菩提）樹下”，蘇聯的印記只剩了俄羅斯航空標誌上的鐮刀。
然而，東聯邦德國的融合絕非無縫。上海作家陳丹燕曾經描寫特拉貝特汽車行駛在聯邦德國高速公路上的情形：
後面跟著的汽車鳴喇叭，要它讓路，所以，它們常常是知趣地開在最慢的那條車道上。掛著聯邦德國牌照的車唰唰地擦過它們的身邊，用140 邁的速度遠遠地把它甩在後面……雖然它們如願自由行駛在聯邦德國的高速公路上，隨便可以在任何一個出口下高速公路，進入紐倫堡、斯圖加特或者漢堡，但它們反而變得侷促而不快……
邊界初開，東西柏林經歷了巨大的經濟落差。20 年後，西柏林漸漸變為高檔住宅區，東柏林則因為房租低廉，成為整個歐洲年輕藝術家的天堂。東柏林咖啡館的早餐以豐盛和漫長著稱，這裡無人早起，半數人口都是藝術家。藝術家提供不了太多稅收，柏林欠下很多外債，靠借貸發展。柏林圍牆倒下之初，世界為之興奮，跨國企業摩拳擦掌，但是這裡不具備商業城市的氛圍，15 年後，索尼影視中心（Sony Center）黯然出售。西門子盤算了很久，終於也沒有來。
失業率成了東西德國人互相指責的理由。聯邦德國人抱怨民主德國人搶走工作，民主德國人抱怨資本主義打碎鐵飯碗，讓他們失去了安全感。連德國的中東移民都抱怨自由了的東歐移民過來搶生意。
“相比10 年前，柏林圍牆倒塌後20 年，東西德國人的差異還是在縮小。”住在西柏林的貢特拉·揚森到東柏林探望女兒，我們在一家餐廳鄰桌，攀談起來。1990 年，他嘗試在東柏林投資，損失慘重。儘管如此，他還是認同國家統一是積極的一步。女兒雷娜特·賽博爾德·揚森生在聯邦德國，留學美國主修音樂，現在和大多數藝術青年一樣，居住東柏林。
“那么，你現在是東柏林人了？”我問。
“不！”雷娜特幾乎要把嘴裡的義大利菜吐出來，“Once Wessi，always Wessi（一朝聯邦德國人，永遠聯邦德國人）！我不過是住在東邊。”
她又重重搖頭，說“Ossi”（民主德國人）和“Wessi”舉止思維差異很大，不是同一種人。
“怎么不同？”
“怎么說呢，就是東邊和西邊，資本主義的人和社會主義的人，一看就知道了！東邊的人不會獨立思考，懶惰，還有些粗魯……不過，我不是沒有民主德國朋友啦，年輕人也在變，變得像我們……”
陳丹燕繼續寫道：
民主德國的知識分子說過：“我們並不是合併，是西邊把我們吃了，可我們就卡在他們的喉嚨口，讓他們吐不出，咽不下……”說這話的人，在冰涼的藍眼睛裡閃爍著蠻橫、恥辱、不屈和惱羞成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