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赫爾曼·克里拜爾赫爾曼-克里拜爾（HermannKriebel），生於德國巴伐利亞州，參加過八國聯軍侵華。一爆發後，赫爾曼克里拜爾在魯登道夫麾下參謀本部任職，曾一度調往前線擔任實際戰鬥任務，一戰結束時，已晉升為陸軍中校，擔任德國代表團成員，與協約國最高統帥部簽訂停戰協定，戰後赫爾曼克里拜爾成為巴伐利亞地區軍事組織首領，通過納粹衝鋒隊首領恩斯特羅姆上尉的拉攏而加入納粹黨，成為納粹的軍事領袖。在當時，他與納粹的政治領袖希特勒具有相同的地位。1923年赫爾曼克里拜爾參加了慕尼黑啤酒館暴動。與希特勒一起被捕，被判有期徒刑數年，但實際服了不到1年就被特赦。1924年赫爾曼克里拜爾獲釋後與希特勒分道揚鑣，赴奧地利隱居，於1929年春赴華擔任軍事組織顧問。蔣對這位前八國聯軍的中尉並無好感。雙方在作戰的戰略思想上矛盾重重。蔣認為內戰中軍事和政治並重，實力和陰謀並重。而克里拜爾則對蔣“炮彈”、“銀彈”甚至“肉彈”齊上的手法很為鄙視，認為勝之不武。加之他的威望遠不如鮑爾，很難服眾。因此一直同國民黨官方和顧問團內部關係緊張。雖然在軍事指揮上，他也稱得上兢兢業業，在“中原大戰”中親赴前線籌劃布防，協助蔣擬訂作戰計畫，但1930年5月終被換馬。
生平介紹
赫爾曼克里拜爾生於德國巴伐利亞州，參加過八國聯軍侵華。一爆發後，赫爾曼克里拜爾與鮑爾同在魯登道夫麾下參謀本部任職，曾一度調往前線擔任實際戰鬥任務，一戰結束時，已晉升為陸軍中校，擔任德國代表團成員，與協約國最高統帥部簽訂停戰協定，在簽訂協定後曾戲劇性地放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最後一槍，並且宣稱：“二十年後戰場再見。”戰後赫爾曼克里拜爾成為巴伐利亞地區軍事組織首領，通過納粹衝鋒隊首領恩斯特羅姆上尉的拉攏而加入納粹黨，成為納粹的軍事領袖。在當時，他與納粹的政治領袖希特勒具有相同的地位。1923年赫爾曼克里拜爾參加了慕尼黑啤酒館暴動。與希特勒一起被捕，被判有期徒刑數年，但實際服了不到1年就被特赦。1924年赫爾曼克里拜爾獲釋後與希特勒分道揚鑣，赴奧地利隱居，於1929年春赴華擔任軍事組織顧問。
赫爾曼克里拜爾擔任代理總顧問後，發現鮑爾的許多計畫不切實際，不可能在當時的環境下產即實現。顧問團當前的工作必須從基本的最小點開始。逐漸擴大。赫爾曼克里拜爾將所有的顧問分為三組並各設主任一人，但均隸屬於總顧問，且直接對蔣介石負責。
顧問團第一組負責軍事組織與教導旅的編制訓練，武器籌劃和分配，軍事演習的監督和部隊的布防等等，幾乎等於一個小型的普魯士參謀本部。凡是有關中國的安全與機秘工作均與該組有關。赫爾曼克里拜爾親自兼該組主任。
麾下：克魯瑪赫負責軍事演習和部隊的部署等機密工作；萊曼中校協助中國發展一支空軍作戰部隊，並訓練中國飛行員，其效果在未來討伐廣西與馮玉祥（中原大戰）戰役中可見之；史托爾茲納爾中校（或中尉）負責我陸軍通訊與情報系統工作；此外還有配屬教導旅的梅耶上尉及王恩漢，騎兵部隊之毛廳伯爵及胡邁等人亦為該組成員。
第二組主管軍事教育與訓練，主任由炮兵中將弗里茲林德曼擔任。林德曼是當時在華德籍顧問中軍隊最高者，與廣東陳濟棠、華北宋哲元均有密切聯繫。事實上第一組和第二組劃分十分勉強，主要由於林德曼自以為資望很高，不服赫爾曼克里拜爾領導所致。有些同時服務於部隊與執教軍事學校的顧問，很難區分是哪一組，同類顧問往往分配於不同組別，席勒博士與斐曼博士同為軍醫顧問，但前者執教於軍醫學校，而配屬第二組，後者因屬了陸軍部隊之軍醫而列於第一組。但這樣分類對於顧問團的工作效率或許有更多的意義。
第三組純屬文職顧問大組合，由舒巴特領導，包括警察、航空、經濟與國防工業等，該組的工作中心在於協助顧問團第一、第二組軍事任務的發展。
1929年，蔣介石命令赫爾曼克里拜爾及其參謀籌劃沿漢水流域和平漢鐵路對馮玉祥國民軍發動攻勢。在戰爭期間蔣介石與赫爾曼克里拜爾乘鐵道裝甲車，趕赴前線督戰。占領鄭州後赫爾曼克里拜爾奉命調回南京，受命負責津浦鐵路地區的防務，並且在徐州召開軍事顧問會議，商討未來採用如何戰略以及顧問團本身的組織問題。會議結束後不久，顧問人數增至49名。
同年，桂軍與張發奎奧軍聯合進攻廣東地區，蔣介石命令德國顧問團訓練的教導旅和新成立的航空隊參戰，以解廣州之圍。最終桂軍傷亡慘重大敗而回。新成立的空軍在弗里德里希波勒中校的協助下向桂軍陣地投擲燃燒彈，有效地動搖了地面部隊的作戰（中國兵工廠在安塞爾博士指導下，已可從事燃燒彈的製造。）
縱觀赫爾曼克里拜爾在其代理總顧問期間，風塵僕僕往返各個戰區之間，協助蔣介石草擬各項作戰計畫與指揮作戰，實在是功不可沒，但是蔣介石並沒有能正式任命赫爾曼克里拜爾為總顧問，而以喬治佛采爾取而代之。其原因從大方面來說，首先是顧問團在國軍重組的過程中所起作用日益擴大，作為總顧問，必須在中國兩國均具有權威性，而赫爾曼克里拜爾僅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退役中校，身分和聲望均不足。德籍顧問團成立之初，成員來源可謂是包羅萬象，彼此的思想背景不盡相同，職務上的也很困難，出現了一系列事件，逐步降低了德國顧問團在華的聲望。比如特希事件：特希原為漢堡的現役警官，來華作為機場警戒與管制的顧問，可能因為拒絕與美方人士工作，中國政府想派他到第23軍擔任類似憲兵顧問的工作，他以該軍即將調赴河南前線馮玉祥，身為德國現役警官參與中國軍事活動，與凡爾賽條約第179條規定不符，拒絕上任。中方決定中止其聘用契約，所持理由為：“毫無工作表現”。特希要求中國政府必須支付其返德的全部旅費，還有截止到解聘時的薪水（1930年5月），而中方只願意支付至其擅離職守時的薪水（1930年1月）。事情越鬧越大，演變到足以影響中德關係和未來合作。德國外交官在送駐華公使信函中曾堅稱如果事件無法獲得解決，外交部將不再批准任何在職官員來華服務。最後中國讓步，給與特希全部回程旅費。此事件的關鍵其實在於德軍顧問在與中方在柏林的代表洽談簽訂契約時，有無某種默契，即文職顧問僅為一種掩護，在必要時，需要他們出任軍事顧問。但引時鮑爾已經病逝，責任只能由赫爾曼克里拜爾來擔負了。另外有些德國顧問的軍銜和聲望都比他高，比如林德曼中將，指揮協調起來就很麻煩了，給國人的印象就不免有你們德國人自己都不團結，怎么來指導我們工作的嫌疑。
赫爾曼克里拜爾以中校軍銜，在駐華軍事顧問團首創者鮑爾病逝後，代理總顧問一職，正遇中國內戰，使其本人及整個顧問團包括新成立的教導旅和航空隊統統捲入了戰爭，不但受到國內外輿論的批評指責，也使顧問團原先以軍事建設為目標無形中轉變為戰爭機器的執行人，導致團內產生若干問題；赫爾曼克里拜爾由於才能、個性和聲望因素的限制，處理的並非很得體，使得德國人的聲望在國人心中有所損傷，最後中國政府不得不請佛采爾來接任總顧問 ，便事後證明，佛采爾也沒能解決所存在的難題。直到1934年，中國處於較安定的局面後，塞克特來華才部分實現鮑爾的理想。由此可見，赫爾曼克里拜爾在代理總顧問時面臨的種種難題主要是由當時中國的局勢所贊成，而個人因素應居其次。縱觀赫爾曼克里拜爾在華工作的一年，他辛苦地往返各個戰區，將顧問團分為三組，以便分工合作，積極發展教導旅，期望未來全國軍隊均能達到同一標準。如果說鮑爾是奠基人和理論家，那赫爾曼克里拜爾可稱為“實幹家”或“執行者”，只是時運不佳，中國局勢與團內份子又很複雜，增加了他工作困難度，很難做出有效解決。事實上，鮑爾的軍銜也不高，赫爾曼克里拜爾中不過比他低一級，鮑爾生前對建設 新中國有一幅美麗的藍圖，而且由於在大戰時是魯登道 夫處理經濟與生產事務的助手，與德國工業界關係相當密切，如果鮑爾能多活幾年，中國也沒有爆發內戰，可能在德國援助下，已經開展種種經濟建設。可惜赫爾曼克里拜爾沒有這么辛運，接任不久就趕上一連串的內戰 ，所領導的顧問團不得不捲入戰爭，不但使顧問團本身原有的經濟特徵大為減退，也使國內產生一些新的認識糾紛問題，這些都是赫爾曼克里拜爾難以應付的。赫爾曼克里拜爾在一戰時擔任的是魯登道夫卑下的作戰參謀軍官，與德國工業界缺少聯繫，接任後無法也不可能在當時的環境下推行鮑爾剛開始的經濟重建工作；顧問團些團員不但抱怨在華的工作環境與鮑爾生前所承諾有很大出入 ，同時也批評赫爾曼克里拜爾的領導與處事能力。也有少數顧問團成員相互勾結攻擊其他成員，使顧問團整體形象受損，在中國的影響力也逐漸衰退。在此形勢下，只有更換總顧問 ，才能重振聲勢。
蔣介石雖然對顧問團有若干不滿的地方，但仍然依賴德國軍事顧問的協助，以增強其統治基礎，在此段時間（1929－1933）不但主要顧問大部分精力都投入軍事行動中，將威脅南京中央政府的國內對手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以及共產黨等一一擊破，使他們的威脅程度降到最低，而且當初鮑爾想建立的示範、教導部隊一步步的擴充，由連的單位為起點，進而組成團、師及至軍，在戰場上已經可與世界一流的日本正規陸軍進行正面作戰。此項工作是從赫爾曼克里拜爾開始，至佛采爾擴大。佛采爾繼任總顧問後，赫爾曼克里拜爾在短暫回國後，又出任駐上海領事館領事，繼續為中德合作做出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