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贛南客家民居（一）廳屋組合式民居
贛南客家人一般稱堂為“廳”或“廳廈”，“堂”專指祠堂。稱一棟房子為“屋”，一間房子為“房”。廳是屋的中心，許多棟“正屋”和“橫屋”連在一起便組合成了一幢“大屋場”，這種民居實質上脫胎於古代中原庭院府第式民居。贛南客家民居以此為主流，廣泛分布於各縣市，其中尤以“九廳十八井”最具典型意義。
1、結構特點
“廳屋組合式”民居最簡單的組合單元是：“四扇三間”，也稱“三間過”，即一明二暗的三間房。明間為廳，次間為室，廚房、牲舍、廁所等一般傍房搭建或另建，這是贛南最普遍的民居。稍富有者一般是前後兩棟，每棟三間或五間，之間隔一橫向天井，並通過腋廊將前後兩棟連在一起。兩棟屋的明間便成了前廳（門廳）和後廳（上廳），前後廳也合稱“正廳”。前廳次間為廂房，後廳次間為正房。這樣便構成了一幢封閉式的由兩個單元組合成的“正屋”，通稱“兩堂式”，俗稱“上三下三”、“上五下五”。
在此基礎上，如果以後需要擴大規模的，便在正屋兩側擴建“橫屋”。橫屋的進深與正屋等齊或前部凸出兩間，平面成倒“凹”字形。正屋與橫屋間留一通衢，稱“巷”或“塞口”，閩粵稱“橫坪”。通衢前後對開小門，巷中相應留豎向天井，以採光排水。橫屋各房間門均朝巷道開。正屋從腋廊處開門通往巷。這樣便以正屋的正廳為中軸線，加上兩側的巷和橫屋，構成了一幢通稱為“兩堂兩橫”式房屋。這種民居還需要擴建的話，便可在橫屋外側對稱繼續增加類似的巷和橫屋，這可相應稱兩堂四橫、六橫……也可在正屋之前隔以天井、腋廊，再建一棟三間或五間式正屋，使原來的前棟和前廳變為中棟和中廳，而後建的這棟則稱為前棟和前廳，同時再將兩側的巷和橫屋向前推齊。這種由三棟正屋和兩排橫屋組成的房屋，便稱“三堂兩橫”式。這是此類民居中最具代表性的形式。
隨著宗族的發展和人口的增長，三堂兩橫式還可擴建為“三堂四橫”、“三堂六橫”等等，直至發展為民間所說的“九井十八廳”或“九廳十八井”這樣的大屋場。“九井十八廳”或“九廳十八井”雖說法不一，但從規模上說，都是進深和面闊方面的拓展，是贛南客家人建房追求的最高境界。
由於贛南處丘陵地帶，地廣人稀，商業不發達，“雖無凍餒之苦，亦鮮巨室之家”，所以，民居一般採用土木結構。土木結構，又可分為土磚（土坯）和夯土木結構，其中夯土結構民居南部又多於北部。磚木結構的民居一般見於富裕之家的住宅或祠廟建築。傳統的磚木結構民居，一般是青磚灰瓦，清水牆面（過去贛南不燒制紅磚）。其中又以北部的磚房多於南部。無論磚石牆還是生土牆皆承重。柱的使用不廣，主要用於廳內，因這種民居的廳是敞廳（後廳無前椽牆，前廳無後椽牆），且一般不設樓層，一些空間大的正廳或有門廊的廳為了支撐挑椽和天花，便在減了椽牆的位置上設兩根椽柱。
一般兩堂兩橫式以上的民居，屋前往往有因取土做磚而形成的水塘和禾坪。這水塘、禾坪既是居民洗滌、晾曬物件的場所，又自然成了其繼續朝前發展的勢力範圍。以兩堂或三堂兩橫式房屋為基本單位組合，向前後左右不斷擴建，可達數十百間，乃至形成一村一姓的大屋場。至今，贛南各地尚存不少古村落，就是這種民居的典型代表。
2、宅居風水
過去，贛南盛行風水觀念，每做宅居，既請地理先生擇基定向，還要選擇吉日動土、奠基、安門和上樑。房屋宅地大多取南北座向，俗云：“座北朝南，有食清閒(音han)；座南朝北，神仙住嘸得”。地理先生所操風水術講究所謂龍、局、水，認為“龍主人丁，局主功名，水主財路”。所以每堪風水，首看龍之生旺死絕；水口在某字上，生山生水。看龍脈，又首看來龍之祖山，再看來龍，還有分龍、過龍等等。又說，龍要發脈雄壯，奔騰有勢。為接應來龍，後龍山必樹木成林，鬱鬱蔥蔥。局為總脈分出的支脈山峰，須重重環繞，似公堂格局，有旗有鼓，印案兼備，坐鎮宅地，猶如元帥升帳一般氣派。水即指前方水勢，不得直來直去，沖走財源。為使水口迴環，於是築壩、植樹等。所以，客家人的村落，一般都有水口和林木茂密的後龍山。
3、“門榜”文化
此外，贛南客家還盛行“門榜”風氣，即在廣大農村甚至一些城鎮保留著這樣一種習俗：在廳堂上方，畫一匾額，書之四字（有的三字），稱之曰“門榜”。這種現象尤以上猶等縣為最。門榜的內容各姓氏家族有很大的不同，大體上可分為如下幾類。一是昭示本姓氏家族的淵源。如黃姓的“江夏淵源”，昭示了黃姓的發祥地是古代的江夏郡；陳、鍾、賴、鄔、庾等姓的“穎川世第”，說的是以上幾姓均望出穎川郡；羅姓的“豫章遺風”，昭示了羅姓望出豫章郡。二是顯示本姓氏譜系的高貴家風或門第，如孔姓的“泥山流芳”，說的是春秋時期孔氏大思想家孔丘誕生於山東的曲阜尼山，其事跡和思想彪炳史冊，流芳千古。鍾姓的“越國家聲”，說的是唐睿宗時期，鍾紹京因助李隆基平定韋後之亂，爵封越國公的歷史事實。張姓的“曲江風度”、“相國遺風”，說的均是張姓先人張九齡的故事。張九齡為唐時韶州曲江（今韶關）人，唐玄宗時遷中書令。此外，某些姓氏的“大夫第”、“司馬第”等等，則是顯示其高貴門第的。三是反映本姓氏譜系中名人先賢的事跡。如鍾姓的“知音高風”、“飛鴻舞鶴”，前者記錄下了春秋時期鍾子期和俞伯牙“高山流水”覓知音的千古佳話，後者記錄了三國時期魏太傅鍾繇的書法獨樹一幟，其書“若飛鴻戲海，舞鶴游天”的事跡。劉姓的“校書世第”“祿閣光輝”指的都是西漢劉向奉漢成帝之命校正五經異同於天祿閣。張姓的“金鑒千秋”指的是唐相張九齡向玄宗上《千秋金鑒錄》的史實。王姓的“三槐世德”敘述了這樣的事實：宋朝王佑曾在庭院中植槐三棵，預言子孫必然顯貴，後次子王旦果於太平興國年間考中進士，後出任宰相。田姓的“紫荊傳芳”說的是臨潼有個田真，兄弟三人分家，財產均分後，尚剩屋前一株紫荊樹未分，約定次日斫分為三，各得其一。誰知次日早上，樹已枯萎待斃，田真對兩個兄弟說：“樹木同株，聞將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說完悲不自勝。兄弟相感，不再分家，屋前的紫荊又繁茂起來。四是顯示本姓氏譜系先賢品格高尚。如黃姓的“叔度高風”，反映了東漢黃叔度的高尚品行，其品行：“汪洋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楊姓的“清白傳家”敘述了東漢楊震為官清廉，一生清白。曾有人夜懷十金，向他行賄，楊震不接受。行賄人說：“暮夜無知者。”楊震回答說：“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終不受賄。曾姓的“三省傳家”取之於《論語·學而》中曾子所說的一句話：“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以此垂誡後人要向曾子那樣嚴格要求自己。五是顯示門風純樸、吉祥、興盛。如書寫“忠厚傳家”、“耕讀傳家”、“勤儉持家”、“艱苦奮鬥”、“紫氣東來”、“和為貴”、“得我所”、“安其居”以及“春秋鼎盛”、“風華正茂”、“桂馥蘭馨”、“竹苞松茂”、“蘭桂騰芳”等等。
總之，“門榜”雖僅三四字，然其內容豐富，寓意深遠。首先，每一塊門榜都是一部“微型族譜”，其裡面蘊涵著大量的歷史信息，是客家人尊宗念祖、家族興旺的重要標誌，也是我們研究家族史、客家遷徙史，民族史的珍貴史料。其次，“門榜”是客家崇祖意識的產物，而分支別居的客家人，在他們離開了自己的親人和祖居地以後，不免感到空虛和孤獨。這時，門榜又起著激喚崇祖意識的作用，使分支別居的客家人感到自己的親人就在身邊，腳底下的這塊新居地就是祖居地，於是，大大堅定了在新居地乾一翻事業的決心和信心。第三，通過門榜來取得同宗群體的歸屬感，並提高分支別居者的社會地位。過去，“門榜”曾象一根紅線，把同宗同譜人的思想感情聯接在一起，不管分居多遠，他們總是心心相印；也不管是否相識，只要看見“門榜”並能道出點“本家”的世系源流來，就會受到東道主的熱情款待，勝若久久出門在外回到自己家裡一樣。而遠方的宗族來訪，東道主也倍感榮耀。來訪的宗親越多，說明他的家族勢力越大。在中國封建社會裡，這一點對分支別居者非常重要，因為那是一個土客矛盾、宗姓矛盾和階級矛盾交織在一起的時代，家族勢力大，也就意味著後盾強大，而不至於遭受土著或別的姓氏的欺凌。當然，在那種矛盾鬥爭中，成為犧牲品的總是各宗族的貧民百姓。今天，舊社會那樣的土客矛盾、宗姓矛盾和階級矛盾已經消除，但是“門榜”作為聯絡同宗同譜系的人的思想感情這一個功能依然存在。第四，“門榜”具有教育後代的作用。如前所述，有些“門榜”是顯示其品格高尚、門風純樸、艱苦創業，用於垂訓後代的，門榜的這種積極意義，各個姓氏宗族都很重視，它在造就一代又一代人的優秀品德中，也確實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今天，我們可以將門榜的這種積極作用加以利用，把它納入社會主義的道德規範，讓它為社會主義服務。因此，“門榜”文化也是贛南客家民居的一大特色。
（二）圍屋民居
圍屋，顧名思義，就是由厚厚的外牆包圍著的屋子。這是贛南民居的一種特殊形式，又稱“圍子”或“土圍子”。她與閩西土樓、粵東圍龍屋一起，構成了客家民居的一大奇觀。
1、分布狀況
圍屋主要分布在“三南”（定南、全南、龍南），以及尋烏、安遠、信豐的南部，其中以龍南縣最為集中；其它縣份則呈零星分布。據萬幼楠先生調查研究，龍南全縣現有圍屋200座以上，有些山谷村莊，往往一個自然村便有七八座圍屋。形制上，除大量方形圍屋外，還有半圓形的圍壠屋式圍屋、近圓形圍屋，以及八卦形和不規則的村圍；結構上，既有三合土和鵝卵石構築的，也有青磚、條石壘砌的；體量上，既有贛南最大的圍屋——關西新圍，也有最小的圍屋——里仁白圍（俗稱“貓櫃圍”，形容其小如養貓之籠）。定南縣幾乎各鄉鎮均有圍屋，但較零散，精品少，多用生土夯築牆體，故屋頂形式也多為懸山，此為別縣所少見。全南縣圍屋基本上採用鵝卵石壘砌牆體，為了爭取到多一層的射擊高度，大部分圍屋頂上四周砌有女兒牆和射擊孔，以便必要時上屋頂作殊死抵抗。安遠縣圍屋主要分布在以鎮崗、孔田為中心的南部各鄉鎮，現存100餘座。信豐縣圍屋較破殘，今多存見於小江鄉。尋烏縣屬珠江水系，一向受粵東文化影響，故這裡南部鄉鎮多是正面兩隅設炮樓的圍龍屋式圍屋。以上各縣圍屋，估計總數在600座以上。
2、結構與功能
典型的圍屋，平面為方形，四角構築有朝外凸出1米左右的炮樓（碉堡），外牆厚0.8~1.5米。圍屋立面高二至四層，四角炮樓又高出一層。外牆上一般不設窗，僅在頂層牆上設有一排排槍眼，有的還有炮孔。屋頂形式以硬山為主。圍內設有一至兩口水井。圍門一般為一孔，大者則有兩孔。圍屋平面主要有“口”和“國”字形兩種形式。前者即除四周圍屋外，圍內別無房屋，此數量較少，規模也較少；後者則在圍屋內，還建有一座帶祖堂的廳屋組合式主體建築，小者或一明二暗，但更多的是三堂兩橫中軸線對稱的廳屋組合式民居，大者面積近萬平方米。圍屋外牆體多採用俗稱為“金包銀”的砌法，即三分之一厚的外牆體用磚或石砌，三分之二厚的內牆體則用土坯或夯土壘築；也有的外牆用三合土壘築而成，即用石灰、黃泥和沙，或石灰、黃泥和鵝卵石相拌（有的還摻入桐油、紅糖、糯米漿等粘性物）築牆，此種圍屋牆體的堅韌耐久性毫不遜色於鋼筋混凝土牆。
圍屋具有極強的防禦功能。它的外牆厚1至3米，高三、四層約10至15米，四角向外凸出建有炮樓；炮樓和四周圍牆均設有瞭望孔和射擊孔。圍屋一層作廚房、柴草間、牛豬欄；二、三層為貯藏室和寢室；四樓即頂層樓是戰略用房，既不住人也不置放雜物，且間間有門連通；其走馬樓上下環行四通八達。一座圍屋一般只有一扇外門供進出（個別大圍如龍南關西圍有兩扇外門）。此門是整個圍屋的安危所在，故門牆特別加厚，門框亦為巨石製成，並備有橫豎柵欄桿，以防不測。厚實的門板包以鐵皮，有粗實門桿。板門後大多還有一道閘門，閘門之後還有一重便門。為防火攻，門頂上還設有水漏。如門一旦被攻破，可從兩側和炮樓予以夾擊，還可以在通往圍屋內一道道巷門窄路途中阻擊。圍屋中還掘有水井，設有專門囤積糧草的倉庫，其它生活設施也一應俱全。一旦有事，緊閉外門，可以堅守1～2個月之久。下面說兩個關於圍屋的故事：
一個故事發生於於都的上寶土圍。
20世紀30年代，中國共產黨在贛閩粵湘邊區建立了以瑞金為中心的中央蘇區。當初，贛南河西片的於都、興國、會昌、瑞金、寧都、石城等縣的土圍子多被土豪劣紳和反動勢力所占據。於是，紅軍發動了攻打“土圍子”的系列戰鬥。
當時，上寶土圍是紅軍攻打的一個重要據點。上寶土圍位於于都縣馬安鄉，建於清鹹豐年間，牆高圍寬，占地0.75平方公里，易守難攻。圍內盤踞著鍾楷瑞的靖衛團和一些土豪劣紳，存有大量武器彈藥。1931年12月26日，紅三軍七師和九師包圍了上寶土圍，並展開攻圍戰鬥，遇頑強抵抗。於是，紅軍採取挖地道炸圍牆的辦法，組織大批赤衛隊員挖地洞。可是，當地洞挖近圍牆時，不料卻與圍的護濠接通，大水將地洞沖淹，許多赤衛隊員淹在洞裡，幸未死人，結果只好又放棄坑道爆破的進攻方式，改用長困久圍的辦法。
圍攻上寶土圍期間，在南昌的於都旅省同鄉會曾電請蔣介石飛機空援。但飛機4次空投彈藥物品，大部分落於圍外為紅軍所獲。1932年1月22日，在進行了將近一個月的圍攻，土圍才終於被攻破，俘靖衛團400人，土豪劣紳170餘人，繳獲槍枝400餘支，救出被裹脅的民眾5000餘人。
另一個故事發生於安遠的尊三圍。
尊三圍位於安遠縣鎮崗鄉，20世紀30年代，該圍是當時的鄉蘇維埃政府駐地。1933年7月初，國民黨軍陳濟棠部對安遠一帶的蘇維埃政權進行圍剿，以為尊三圍內駐著紅軍主力，於是用兩個團的兵力，實施重重包圍。時圍內只有赤衛隊員六七十人，居民百餘人，他們依託堅固的圍屋，用少量步槍和土槍土炮，進行頑強抵抗達44天之久。國軍在機槍大炮久攻不克的情況下，又派來飛機助戰，也未能湊效。後國軍收集四鄉稻草浸濕後，捆成大草垛，滾推前進才接近並攻入圍屋。8月14日，圍破之日，惱羞成怒的國軍官兵，將圍屋夷為平地，圍內除1小孩逃生外，其餘男女老少，全部虐殺。現在安遠縣鎮崗鄉尊三圍遺址處還留有一片斷壁殘垣，仿佛向人們訴說著那悲慘的一幕。
通過以上兩個故事，亦可見圍屋防禦功能之一斑。
3、產生背景
萬幼楠先生研究認為，贛南現存最早且有可靠年考的圍屋，均建於明末；查文獻，作為民居的“圍”，最早亦見於明末。康熙以後，攻圍的記載漸多。因此，圍屋的出現，應始於明代中期。圍屋在贛南大量出現，並開始形成規模和特色是在清代中晚期。現存圍屋約70%都是道光以後的。進入民國後，圍屋便少建了。那么，為什麼會產生圍屋這樣的民居呢？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1)宗族發展及其經濟實力的增強
從唐宋以來遷入的客家族姓，至明代中葉，在贛閩粵邊區定居已歷六、七百年，繁衍數十餘代。他們的人口有了很大的發展，宗族的經濟基礎也不斷擴大。由於此時新經濟因素的萌芽，客家人除了從事傳統的農業兼營家庭手工業外，有部分人從事專門商業活動或外出以手工業謀生。不少宗族的經濟實力也得到了很大的增強。如：
上猶營前蔡氏，於南宋末從吉水遷來營前定居。因其祖宋時世代為官，為顯族，故遷居營前後，也很快成為地方名紳。有明一朝，蔡氏的發展達到了極盛時期，無論是其政治勢力還是經濟實力，都堪稱大族。以致明洪武間，六世祖本太公富於貲，“捐米一千二百石賑濟江南，奉敕旌表”。其孫朝權公又於景泰間捐谷一千五百石賑饑，亦奉敕建坊旌儀。七世祖仲智，好善樂施，出巨資重修本里妙樂寺大佛殿，備極壯麗。
同邑陳氏，於南宋紹興三年（1192年）由泰和遷居營前，宗支繁衍，至第七世（約當元朝後期），已經有了相當的經濟基礎，遂開始建宗祠，鏇又建分祠。明初又開始修族譜。明朝中後期，陳氏的宗族實力進一步增強，此時，不僅人丁興旺，而且“游庠食餼貢雍飲於鄉者共數十人”，（《陳氏支譜·營前陳氏祠堂記》）已經有財力來興辦公益事業。於是，明天啟四年（1624年），為培文明而障水口，在上猶縣令龍文光的倡儀下，陳氏合本里蔡氏共建文峰塔（後為紀念龍文光而改名叫龍公塔）於營前東面桃嶺之側峰的水口旁。兩姓紳士聯為文會，共捐塔會租田一百零五石，以為獎勵後進向學求功名之學田。
有了較強的經濟實力，才有可能興建象圍屋這樣的大型民居。
（2）兵燹和盜亂的頻繁
圍屋是以強調防禦功能為特點的民居，其發生髮展顯然與兵燹和盜亂有密切關係。贛南處贛、閩、粵、湘四省之相交地帶，“山僻俗悍，……是以奸宄不測之徒，時時乘間竊發”。因此，宋元以來，這裡就不斷有山民暴亂或起義。進入明中葉以後，其勢愈熾。如，據清同治十三年版《贛州府志·經政·武事》統計：自明正德元年（1506年）至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見於記載的兵燹便有148起。這還不包括贛南當時所屬的南安府和寧都直隸州所領縣地的兵禍數。在這148起中，起源或波及“三南”、安遠、尋烏一帶的兵火，就有92起，平均每四年就有一起。而在這一帶邊界山區盤踞出沒的“小股盜匪”，則還不知凡幾。這種動亂的形勢，是圍屋產生和發展的重要動因。
在對圍屋的調查中，當問及圍屋居民他們的祖先為何建圍屋時，得到的回答幾乎都是：“防匪盜”、“防亂兵”。翻檢有關圍屋的姓氏族譜，也多有建圍起因的類似記載。如，於都馬安鄉的寶溪圍，據《寶溪鍾氏八修族譜》中的《寶溪圍序》載：“況邇年來，賊盜蜂起，舉境倉皇，或匿跡於深山窮谷，或寄食於別邑他鄉，受盡風霜，備歷險阻；迨寇退返舍，則室如懸磬，糗糧盡為賊齎，衣物皆為匪攫，連年遇寇，累歲不安。於是，學琚始思固族之謀，講求禦侮之法。”圍屋修成後，“從此日上竿無驚，白髮高眠長樂，一坊永保青山無恙矣”。
……
（3）城堡、山寨、村圍的影響
贛南圍屋之形成，與贛南歷史上的城堡、山寨、村圍等官民建築有淵源關係。
官民城堡的影響 明代中後期，官府為了對付“三南”、安遠一帶屢治不平的“盜賊”，採取的措施是設“巡檢司城”（由武將充任，隸屬州縣指揮，專司鎮壓反抗力量的軍事機構）和增設新縣城。自明嘉靖年間始，先後在安遠、龍南、會昌縣分別設定了黃鄉司城、下壢司城、羊角水堡司城。以後又增設了定南、長寧（今尋烏）和全南縣。又在這些縣屬下設定了高沙堡土城、新坪司城、觀音閣城等。這些司城以方形為主，或土築或磚砌石壘，一般只設一或兩孔城門。如黃鄉司城“周圍一百二十五丈、高一丈五尺，雉堞二百有零，門曰：鎮定”。其周長僅略大於關西新圍和東生圍。觀音閣城“周圍二百二十五丈，高一丈五尺，寬闊九尺，辟門二，城樓二座”，也只一般村圍大小。對於地方政府來說，築城堡是為了更有效地鎮防“盜賊”。而對於民間來說，這種動盪的局面，也給一些大戶之家提出了聚族自保的客觀要求。於是，官行民效，於是，一些大姓宗族紛紛建起了防禦性的“城”、“寨”等建築。如：
上猶營前蔡氏，因其之富聲名揚於外，而營前又處於地接遂川、崇義及湖南郴州、桂東的偏遠山區；加之明中葉後，江西、湖南、廣東等省交壤區常有饑民作亂，因而，蔡氏不得不考慮如何來保衛本宗族的生命財產問題。於是，明正德年間，九世祖歲貢元寶、元湘、元環等“因（營邑）地接郴桂，山深林密，易以藏奸，建議提督軍門行縣設立城池。爰糾族得銀六千有奇，建築外城。”（光緒十九年《上猶縣誌》藝文《營前蔡氏城記》）城初稱蔡家城，因建於太傅營前，後習稱營前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廣東寇民李文彪等攻掠營前，知縣吳鎬又與生員蔡朝佾、朝璜等議保障之策，鏇斂族得銀七千餘兩重築內城。城高一丈四尺五寸，女垣二百八十七，周圍三百四十四丈，自東抵西徑一百一十三丈，南北如之。真是蔚為壯觀，儼然一座大城堡！此時的蔡氏宗族，“同居營前城，廬舍鱗次，煙火千萬家；丙夜書聲徹閭里”（《蔡氏初屆聯修族譜·起渭公源流考》，）一派興旺發達之景象。
上述官府的“司城”和民間的“城堡”，必然會對後來的圍屋發生影響。從圍屋的狀貌看，大圍兩門、小圍一門，這與司城也是一致的。變城樓為圍屋角堡，變城牆和雉堞為圍屋房間和槍眼，這也是作為民居的圍屋考慮經濟實用、便於生活的結果。
山寨、村圍的影響 贛南古代屬邊遠山區，“山深林菁，易於藏奸”。自宋代以來，這裡就有山寨、村圍建築。如南宋陳三槍義，據“松梓山寨”與官府對抗。于都縣銀坑鎮的“岳飛寨”，為南宋岳飛奉朝命率軍赴虔州鎮壓周十隆起義時所壘，現為縣文物保護單位。百姓為了避“寇亂”，也往往在村子附近山頭壘寨。寇至舉家避寨中，寇去則返村。至今贛南一些偏遠鄉村，尚能見到許多廢棄的山寨。後來，為了更有利於保護生命財產，便出現了就村邊砌牆垣的“村圍”。所謂村圍，即將整個村莊都包裹在內的圍子，它與圍屋的區別在於：圍屋一般是由某一地主或富商獨立設計建造的，因此，構造較精工，整體性能好，圍內居民都是他的後裔。村圍則往往是先已有一個同宗（也有不同宗姓的）的自然村，後因安全的需要，而聚眾捐資出力做起的環村之圍。因此，它的面積一般較大，平面多呈不規則形，圍內建築大多雜亂無章，炮樓、門樓根據需要而定。這種村圍贛南幾乎各縣都有，盛行圍屋的地方，同樣也盛行村圍，有的圍屋還是在村圍之內。較早的村圍，如于都縣葛坳鄉澄江村圍，其村圍設東、西、南、北四門樓，現縣博物館將其西、南、北三門的門額銘石收藏，其中“北門”題名落款是宋末文天祥。
總之，圍屋與贛南歷史上的城堡、山寨和村圍均有著密不可分的淵源關係。從山寨、村圍、圍屋三者的外形看，圍屋顯然脫胎于山寨、村圍；而從安全便利來看，圍屋顯然優於村圍，村圍又優於山寨；從圍屋的防禦功能看，圍屋又受到城堡建築的強烈影響。
4、圍屋文化
(1)構造藝術
圍屋雖是以防衛為主要特徵的民居，但因建圍者均是富商巨室或地方名紳，所以，他們在建圍時除考慮如何將圍屋建得堅固、易守難攻外，還著意於如何將圍屋建得氣派和富麗堂皇。因此，在圍屋的構造藝術上，往往竭盡精巧之能事，給後人留下了許多藝術珍品。
圍屋的細部藝術，主要表現在圍內，尤其是“國”字形圍的廳堂建築中。因廳堂的好差或檔次的高低，往往代表著一圍或一姓一房的臉面或地位。因此，祖堂或廳堂中的梁架墊木、門窗額枋、柱聯柱礎、天花鋪地等，都會盡其資產之所及、畢其工藝之所能，精益求精地進行裝飾。如祠堂大門門面，一般為仿木構牌樓線腳裝飾或雕刻，額書堂號或其他標榜門第出處的文字。廳堂內均鋪磚，天井階沿皆用巨條石打制。祖堂或正廳一般不設樓層，祖位所在，其上按傳統是不敢置物住人的，因此，大多為徹上露明。梁架製作精美，下廳或前廳多用天花板，上繪民俗彩畫，高級的還設有藻井；朝廳堂開設的門，絛環板上均雕刻人物故事或花卉祥獸，風格近徽雕；天井兩側的廂房，則用六或八扇格扇門，窗欞多為各種拐子紋與雕花欞相結合使用。廳堂內用柱不多，有木質和石質之分，石質的往往四面題刻對聯，柱礎都有雕飾，且形式多樣。此外，圍內用卵石拼鋪的室外鋪地花樣，以及懸挑的走馬樓也頗有藝術特色。
（2）宗族文化
圍屋是“聚族而居”的民居。它集家、祠、堡於一體，住在圍內的居民，都是某一個姓氏共同祖先的後裔，圍內人相見，互以宗親長幼相稱。因此，圍屋維持著極強的“血緣性”，保存著較為完好的“宗族文化”。
每一座圍屋都有一個不可缺少的室內公共空間，這便是“祖堂”（或“祠堂”），祖堂是圍屋居民的聖殿，必位於中軸線上，這是人們舉行重要禮儀活動的公共場所，也是維持宗族血緣關係的紐帶，每年都要定時在此舉行隆重的敬宗祭祖活動。圍內實行族長管理，統一管理圍內諸如交通、衛生、排水、糾紛等事宜。圍民們平時各為家政，祭祖行禮時，便是一個大家庭；遇到外敵入侵，則整個圍民又是一個統一的戰鬥集體。
圍屋的日常管理非常嚴格，這一點在許多圍屋的族譜上均有所反映。因居圍日久必致“生齒日繁、萃處稠密”，出現占有公用場地等現象。因此，許多大圍都立有公約。如龍南武當鄉田心圍，在前廳側牆上便嵌有一方禁碑，上書：“祖堂乃先公英靈棲所，永禁堆放竹木等項；天井、丹墀永禁浴身污穢；圍內三層坪巷道，乃朝夕出入公共之路，永禁接檐截豎及砌結浴所、豬欄、雞犧等項。圍外門坪斗角周牆角，永禁架木笠廁，蔽塞外界。”此碑立於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當然，為了維繫和光大宗族，圍屋除了有莊嚴肅穆的一面外，還有親情融融的一面。如，每座圍屋一般都設有“圍門廳”，這是圍民們最愛聚集和休閒的地方。因為門廳不僅光線好、通風好，且還是進出圍門的哨口，因此，它成了圍民日常感情交流的主要場所。門廳兩邊多固定設有長凳或樹筒、石敦等以備坐，幾乎任何時候走訪圍屋，尤其夏天，這裡都會有人在談天說地或閒坐；若遇客人，他們便會“笑問客從何處來”，笑臉相迎，盛情款待。
此外為了滿足圍民們信仰的需要，圍屋內還設有“社官廟”，把“土地伯公”請進了圍屋。社官廟一般設在圍門內側，每月的初一、十五，圍內居民都要在這裡祭祀“土地伯公”。即使在長困久圍時，也不忘向神明祈禱保佑平安之事。
總之,每一座圍屋都是民間文化的“寶庫”！無怪乎2000年，日本東京藝術大學建築系主任、著名學者片山和俊教授在考察了贛南圍屋後，接受記者採訪時大為感慨地說：贛南圍屋的構造並不複雜，但它的大尺度、大空間、大容量集居住、城堡、宗教信仰、議事廳和中心廣場於一體，如此宏偉多功能的民居為世之罕見，令人感到震撼！看了圍屋，就像讀了一本建築教科書，從中學到很多知識和得到許多啟發，這種感覺猶如日本人初看古羅馬建築一樣。羅馬建築影響了整個歐美建築，贛南圍屋是“東方的羅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