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幾十年的繁榮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我將自己視為所謂"嬰兒潮"一代末期的一員。我們這批人很幸運，數年來享受著快速提高的生活水平。1963年出生的我有些小遺憾，因為當時太小所以不能親身感受披頭士（The Beatles）、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和"愛之夏"（Summer of Love）。然而，從經濟角度上看，我出生的年代可謂再恰逢其時不過了。在我人生的頭10年裡，英國的人均收入，剔除通脹因素影響後增長了近37%。到我20歲時，人均收入提高了13%。在接下來的10年裡，又上升了29%。當我安定下來，慶祝自己40歲生日時，人均收入又增長了36%。總而言之，在我人生頭40年中，英國人均收入幾乎增長了3倍。1
然而，當我要過50歲生日時，有些事情似乎已經變得相當糟糕。在過去的10年裡，英國人均收入僅增長了4%，其他已開發國家或多或少也是同樣境遇。有些國家（包括美國在內）狀況可能會好點。其他國家，特別是那些南歐國家，狀況則相當糟糕。大部分國家與自己本國歷史相比，表現要差。曾經在我成長的重要階段里提供支持的經濟活力已經消失殆盡，逐漸取而代之的似乎是一個增長日益停滯的時代。這個時代如此漫長，讓人心生反感。恰好這個時候，中國、印度以及其他新興國家一路高歌猛進，西方世界卻迷失了方向。毫無疑問，西方世界正處在第二個"迷失的10年"的危險中。對於我的孩子以及其他數百萬"嬰兒潮"一代人的孩子來說，這遠非是什麼令人振奮的前景。2
經濟衰退時期人們不會過上什麼普通的日子。就拿我童年和青年時期所經歷過的兩場衰退來說，這兩場衰退不僅對整個國家，而且對個人、對我的家庭來說，都是相當痛苦的事情。在柴契爾主義年代，我父親連續數月失業。然而，即使在衰退最嚴重的時候，我們依然能看到日後復甦的希望。當時我們覺得，長期經濟成長應該是上帝的恩賜，衰退只不過是讓人有點煩惱的小插曲，主要歸咎於無能的決策者、工會過度的權力、短視的金融機構、懶散的管理者以及令人生厭的石油危機。
不過，當代的經濟停滯從根本上完全不是同一件事。在過去幾十年里，各種使西方經濟在前幾十年以傲人速度增長的因素已經失去了魔力：全球化力量的勢頭在衰退，"嬰兒潮"一代逐漸老去。幸好，有更多的女性加入到勞動力隊伍之中3。新興國家的崛起帶來了競爭，導致工資縮水。這些新興國家還希望在世界稀缺資源上分得更大的一杯羹，而西方人則會為食物和能源支付更大的代價。
20世紀90年代，人們曾經一度認為新技術能夠擺脫這些束縛。我們希望在技術對生產率影響的帶動下，經濟能夠得以擴張。但傳奇沒能延續，2000年出現了科技泡沫的破滅。由於擔心會陷入日本那樣的經濟停滯，西方決策者使出渾身解數，猛降利率、削減稅收並擴大公共開支。然而，直到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之前，這些政策似乎只是導致更為嚴重的資源錯誤配置，大量資金流入房地產市場以及金融業（特別是在歐洲地區，資金更多流向了公共開支領域），沒有足夠的資金進入生產性投資領域。潛在的經濟成長率開始放緩。
隨著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在2008年9月破產，西方國家經濟似乎要重蹈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的覆轍。作為應對，政策制定者出台了更多的刺激措施。伴隨著利率的削減以及對不景氣的金融部門提供財政支持，政策制定者甚至開始尋求所謂的"非常規"貨幣政策。幸好，除了歐元區一兩個不走運的國家以外，西方國家倒並沒有重演；或者說，還沒有重演20世紀30年代經濟金融的全面崩潰。
然而，即使是採取了五花八門的刺激政策，曾經的高增速現在也只不過是一個遙遠的回憶。按照過去經濟復甦的標準來看，現在的經濟成長極其微弱，令人可憐。信貸體系部分還處於冰凍期。與金融危機之前的預測相比，西方主要經濟體的經濟活動水平要低7%～15%。西方國家似乎正在承受結構性的經濟惡化。儘管如此，主要是在"刺激還是緊縮"的爭論中，經濟學家、政治家和媒體依舊自始至終堅持使用那些老套的周期性術語來分析問題。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辯論雙方的主要人物卻在一件事情上擁有共識，即認為適當的巨觀經濟政策最終會產生曾經的高增長速度。事情往往就是這樣，與經濟學家如出一轍，辯論雙方在配套政策上的看法完全對立。那些擁護刺激政策的人相信，寬鬆的財政政策就像一劑強心針；沒有的話，家庭和公司將要繼續償還債務，囤積現金，不去消費而是將錢存起來，而這些會將經濟拖入持久的緊縮之中。那些支持緊縮的人則擔憂，如果沒有適當且可信賴的財政整頓，政府持續增加的高額債務終將導致一場財政危機，引發利率暴增、幣值波動以及股市崩盤。儘管雙方都對經濟復甦信心滿滿，但都認為對方觀點完全錯誤。
不過，要是雙方的觀點都是錯誤的呢？要是雙方都受到了我稱之為"樂觀偏好"的誤導了呢？多虧了萊因哈特（Reinhart）和羅格夫（Rogoff）。我們知道，在重大金融危機過後，經濟復甦將會漫長而艱難。4 此外，此次金融危機史無前例，我們從未見過有如此之多的經濟體同時變得衰弱5，也從未見過全球金融體系受到如此重大的創傷。
有些人開始質疑西方世界是否能重拾往日的優雅。2012年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戈登（Robert J. Gordon）提出一個很簡單的問題："美國經濟成長過熱了嗎？"6 在戈登看來，持續不斷的創新並非是必然發生的事情。即使創新能夠持續不斷，戈登的結論是，"在拖動其長期發展達到1860～2007年1.9%增長速度的一半或略少的過程中，美國面臨六大障礙，即人口、教育、不平等、全球化、能源和環境以及消費者和政府債務過剩"。這種看法，不僅僅是那些對經濟潛在增長持懷疑態度的人用自己手中的"水晶球"做出的長遠期預測。美聯儲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在2012年11月的一場演講中就強調："不斷積累的證據表明，在過去的幾年裡，金融危機以及與之相聯繫的衰退在某種程度上已經侵蝕了我們經濟的潛在增長率。"7 一家位於加利福尼亞州的大型財務公司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認為，經濟在2009年步入"新常態"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即進入一段增速持續低於之前增長趨勢的時期。8
當然，這些言論可以輕而易舉地不被理會，因為它們就像是凶事預言家做出未來不再那么豐登的預測罷了。畢竟，有誰會知道哪一種技術創新在今後數十年中得以實現呢？但是，21世紀頭10年發展持續停滯這個令人困擾的事實，卻不能被如此輕易忽視。當今世界的經濟活動水平遠遠低於過去我們習以為常的水平，我們甚至沒有開始考慮這會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什麼樣的結果。
沒有足夠的增長，就無法滿足在富足年代為我們自己創造的權益。我們已經向自己承諾會擁有無盡的財富，從養老金到健康醫療，從教育再到股票市場收益都是如此。但是，這些承諾只有當我們的經濟能夠按照我們習以為常的高速度增長時才能夠實現。經濟停滯正將我們的權益一點點瓦解。
與此同時，我們遠非像金融危機前那樣，能夠輕鬆地按動曾經掌控西方經濟政策的"按鈕"。那時候，單向微調利率或其他政策就足以保證經濟運行平穩。經濟政策也不再是技術專家的獨享領域，顯現了它那與生俱來的政治性。為了理解這種變化帶來的後果，我回顧了歷史並發現，曾經有段時期，巨觀決策由政治家掌管，我還發現，經濟動盪曾經打亂了政治計畫，由於堅持傳統觀點而引發暴亂。也曾有過一段時期，國家花光了所有的錢。
從經濟史和政治史中我們可以學到很多。但令人遺憾的是，對於那些初出茅廬的經濟學家來說，一直到他們獲得大學文憑之前，在他們的求學生涯中，這些內容幾乎沒有被教過。歷史自身可能不會重複，但它卻是引起人們關注那些被當代經濟學家愚蠢地拋在一邊的重要問題的絕佳方式，並且它為經濟持續低迷所帶來的風險提供了一個令人警醒的提示：不平等、民族主義、種族主義、革命以及戰爭。當經濟無法持續提供產品時，這些似乎是一種"默認設定"。
簡單來說，我們這個社會並不是為一個低增長世界而準備的。我們對啟蒙思想中不斷進步觀念的依戀，一方面反映了戰後經濟不斷的增長，另一方面也使我們對這個世界缺乏必要的認識和了解。在我們這個世界中，繁榮不一定有保障。
我們傲慢自大，忽視了像阿根廷和日本這兩個曾經經歷過持續經濟停滯的國家，認為它們只是某種意義上的特例，就好像經濟上發生的基因突變與我們無關。然而，蒐集到的證據表明，與這兩個曾經輝煌的經濟強國一樣，西方世界也已經失去了增長動力。
沒有增長，社會和政治壓力必然顯現。為應付孱弱的財政狀況，已經發生了足夠多的糾紛。歐元區南部成員國似乎正在走上一條毀滅的道路；英國無法兌現其財政承諾，美國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無法就適宜的預算安排達成一致意見；日本政府的債務似乎正在迅速失去控制。
這些都不會使人感到驚訝。通常情況下，政府制訂計畫的基礎是對過去的經濟走勢做出外推（extrapolation）。在20世紀80年代，以及除日本以外的90年代，出色的經濟表現使政府一系列的承諾得以兌現，其中包括低稅收、慷慨的福利以及公共開支大規模增加。這些成果只有當經濟這隻"鵝"一直下金蛋的時候才能實現。不幸的是，在21世紀之初，這隻 "鵝"充其量是處於更年期。
然而，這些事情只觸及了問題表面。經歷了比預期增長要弱的10年，我們對日益枯竭的資源所提出的權益要求也就無法自圓其說。債權國與債務國之間的關係已經日益緊張，原因之一就是希臘財政危機在今後幾年只會惡化。那些想要收回債務的國家將會施加壓力，要求償還債務；那些債務國不得不更加賣力地討好債主。代際之間的壓力必定越來越大。隨著"嬰兒潮"一代逐漸步入退休年齡，他們殷切希望能夠享受安逸的晚年生活以及充分的醫療保障，但年輕一代則可能面臨較高的受教育費用、更貴的房價以及更沉重的債務負擔，他們要盡力打拚才能勉強維持收支平衡。此外，三十多年來，西方世界收入不平等明顯加劇，經濟停滯使業已存在的富人與窮人之間的緊張關係一觸即發。
隨之而來的是信任感的崩潰。一個人的所得是另一個人的損失。通常作為經濟擴張階段特徵的互助協定也被拋到了一邊，帶來長期停滯不前的危險。
政策制定者將注意力集中在如何避免發生下一場危機上，這完全可以理解。畢竟沒人想要經歷另外一場危機，但他們卻陷入了忽視經濟需要增長的危險之中。在"危機避免"的過程中，每個國家都決意要使本國損失最小化。如果各國都這么做，那么整個經濟體系的風險就會大大提高。短視的政策、風險最小化以及在政治上尋找替罪羊等不合時宜的做法組合在一起，會使我們陷入低增長的泥沼中不能自拔，增加了政治和社會危機的風險。
本書的書名應該視作一種表達手法而非從字面意思去理解。在發生惡性通貨膨脹的國家中，那些掌握著印鈔機的政策制定者再明白不過一個道理，即紙幣實際上永遠也不會枯竭，貨幣總是可以被印出來。如果有需要，還可以通過直升機或者其他飛行器從空中撒錢。不過，有一點卻越發明確。大規模的刺激政策並不能讓西方經濟增速回到過去幾十年我們那一代曾經擁有的水平。儘管如此，針對當前經濟挑戰的爭論，大部分還是集中在為啟動經濟成長而採取最好的周期性措施。本書則提供了一個有所不同的分析：如果沒有出現經濟復甦，或者說，經濟復甦要比過去微弱時，將會出現什麼結果？其中夾雜的經濟、政治和歷史意義都須慎重考慮。沒有對政治和歷史知識的了解，經濟學本身有可能會日益變成無根之木。不過，即使擁有了必備的知識，也僅僅有可能梳理出某些或許最終能夠幫助我們擺脫停滯陷阱的結構性改革方案。
無論如何，本書在開始部分將回溯我年輕時代的夢想，那些讓我們奔向月球，暢想在火星上生活的夢想。
目錄
譯者序
致謝
前言
第1章 輝煌的成就和令人反思的教訓 / 1
"不要為我哭泣"/ 4
阿根廷並不是唯一的一個 / 10
政治戰勝經濟 / 14
對西方工業化國家的啟示 / 16
重溫登月 / 23
第2章 令人痛苦的經濟停滯 / 25
斯密之憂 / 27
幻覺的未來 / 36
幻覺與妄想 / 38
第3章 治理破碎的經濟 / 41
第4章 依賴成癮的經濟刺激政策 / 53
長期與政策止痛藥為伴 / 60
政府插隊的結果 / 65
王權背後的力量 / 72
第5章 經濟刺激的局限性：歷史的經驗 / 75
20世紀20年代的英鎊 / 76
新政，新問題 / 82
對當今的啟示 / 86
兩個基本的結論 / 93
第6章 信任缺失與經濟成長停滯 / 95
信任危機的擴散 / 111
獲勝者是…… / 116
第7章 三種裂縫 / 119
裂縫之一：收入不平等 / 125
裂縫之二：老者安之何其難 / 136
裂縫之三：債權人和借款人之間的信任程度下降 / 140
下一個會是什麼 / 142
第8章 經濟疲軟與政治波動 / 143
19世紀70年代的貨幣動盪 / 145
亞洲金融危機 / 154
政治上的反應如何戰勝經濟理論：亞洲的三個故事 / 158
順應現實 / 164
第9章 敵托邦 / 166
回到未來：中世紀戰爭的經驗教訓 / 168
逆全球化 / 172
失信的政府 / 175
失信的貨幣 / 176
"豪宅效應" / 178
歐元區危機與全球化悖論 / 180
政治極端主義的回歸 / 183
第10章 如何擺脫經濟停滯帶來的各種問題 / 186
處理跨境問題：國外與國內衝突的解決 / 187
債務處理問題：歐元區危機 / 190
債務處理問題：浮動匯率國家 / 193
應對時代：賦予未來選舉權 / 196
新的貨幣準則 / 198
缺乏流動的資本與勞動力的流動 / 203
解決銀行存在的問題 / 204
影響全局的現實：全民教育與經濟學家的教育 / 209
我們的後代所面臨的經濟挑戰 / 210
注釋 / 213
參考文獻 / 224
譯者序
本書是簡世勛繼《失去控制：新興市場對西方繁榮的威脅》（Losing control：The emerging threats to western prosperity）之後的又一部論著。作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銀行及金融服務機構之一的滙豐銀行（HSBC）的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簡世勛在本書中，以獨特的視角向人們展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由於西方國家持續不斷的經濟停滯引發的諸多令人深思的社會和經濟問題及其嚴重後果。
由於本書寫作的初衷是面向更為廣泛的一般讀者，因此，作者在書中並沒有過多地使用經濟和金融術語，而是使用了專業人士和非專業人士都能夠接受的表達方式，這就使得本書的可讀性較強。此外，書中還讓讀者穿梭於不同的歷史事件，其中既包括許多政治、經濟事件，也向人們展現了過去一個世紀人類科學和技術的進步與全球化的發展。本書在寫作上的這一特點，一方面是作者希望藉助史實來探究當代西方國家面臨諸多問題的成因、影響以及後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作者對當代經濟學家主要通過建立經濟計量模型研究巨觀經濟和金融問題的流行做法頗有微詞。在作者看來，"沒有對政治和歷史知識的了解，經濟學本身有可能會日益變成無根之木"。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二戰"）結束到20世紀60年代是西方國家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雖然在政治和經濟方面有過一定的波動，但總體而言，受到技術進步和創新的推動，西方社會和經濟有了較快的發展和增長，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以《貝弗里奇報告》為標誌建立起的西方社會福利制度，為普通勞動者提供了廣泛的失業和醫療保險以及養老金安排。然而，西方寬厚的社會福利體系是以經濟高速發展為基礎的制度安排。在本書作者看來，人們有關西方經濟能夠持續不斷發展的信念只不過是一種"幻覺"。 當西方經濟發展放緩甚至停滯，政府財政入不敷出的時候，要想改革業已形成的社會福利制度並非易事，因為公共支出具有"黏性"。 由於"權益文化"已經形成，任何改革都會受到利益集團的強烈反對。本書作者認為，我們做出了太多超出我們能力的承諾；那些"權益文化"的既得利益者，也就是那些在戰後"嬰兒潮"中出生的人是在以損害子孫後代的利益為代價來維護自己當前的權益，也誘發了代際之間的矛盾。
凱恩斯主義在戰後一段時期曾經是西方各國政府制定巨觀經濟政策的指導思想。但是，由於西方已開發國家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發生了"滯脹"，凱恩斯主義受到了人們的質疑和經濟學家的挑戰。英國柴契爾夫人的保守黨政府採取了貨幣主義政策，美國的里根政府則採用了供應學派的政策。當柴契爾夫人於2013年4月逝世的時候，那些在"最黑暗的柴契爾主義年代"遭受傷害的英國人和組織（工會）卻以放鞭炮加以慶祝。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西方的社會矛盾程度之深。儘管如此，凱恩斯主義並沒有完全退出歷史舞台，事實上，它仍然是西方各國政府為修補"破碎的經濟"而經常開出的藥方，甚至可以說是常用的"強心劑"。在書中，作者指出，西方國家已經對通過貨幣和財政刺激經濟的方法上了癮，無法擺脫。2008年，美國發生的次貸危機誘發了全球金融危機。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西方各國的經濟發展普遍停滯不前。在此背景下，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率先採取了非傳統的刺激經濟政策，即量化寬鬆政策，其他已開發國家也不同程度地實施了量化寬鬆措施。在本書作者看來，無論是傳統還是非傳統的經濟刺激措施，都只不過是一劑止痛藥，治標不治本，而且還會產生一系列的副作用。
對"權益文化"的執著追求以及經濟停滯都會導致西方國家社會矛盾的進一步深化和政治上的動盪，甚至會出現各式各樣的政治極端主義和種族主義。人們不再相信政府，不再相信政府發行的國債，債務人和貸款者之間的信任感也喪失殆盡。人們會為了有限的資源和經濟發展成果而你爭我奪，政府也會和私人爭奪貸款，利用自己的權力優先從金融機構那裡獲得寶貴的資金。在書中，作為西方國家衰落的象徵，作者還談到了西方大量的不動產和公司被來自俄羅斯和沙烏地阿拉伯等國家的商人瘋狂搶購，造成當地房價飛漲。所有這一切，在本書作者看來就是所謂的"敵托邦"（dystopia），即理想社會"烏托邦"的反面。雖然作者的描述有些誇張，但是，歐盟以及歐元區正在發生的危機卻從某種程度上折射了當代西方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發生的動盪。英國卡梅倫政府在2015年的大選過程中承諾要在2017年就英國是否退出歐盟舉行全民公投。而在歐洲南部，希臘債務危機愈演愈烈。由於希臘政府未能在2015年6月30日最後期限到達之前償還所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16億歐元貸款，希臘成為歷史上第一個未能按時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償還債務的已開發國家。在希臘政府就是否接受國際債權人為希臘政府繼續獲得國際援助而制定的緊縮措施的全民公投中，出人意料的是，有超過半數以上的選民投票反對接受經濟緊縮措施。公共支出的"黏性"在希臘得到了充分體現。雖然希臘政府與國際債權人後來就貸款問題簽訂了協定，但出現了希臘民眾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反對政府與債權人達成"屈辱"和"喪失主權"的紓困協定。
回到本書的書名，按照作者的解釋，本書的書名應該視作一種表達手法而非從字面意思去理解。通讀本書，讀者可能會發現，本書作者重點論述的是西方國家經濟停滯引發的各種社會矛盾以及其中夾雜的經濟、政治和歷史意義。作者在本書的最後一章從政策層面提出了一些建議。這些建議是否有效，我們無法事前進行確切的判斷，這些建議的有效性只有付諸實踐才能夠加以證明。不過，伴隨全球化的進一步加深，西方已開發國家面臨的挑戰只會增加而不會減少。與此同時，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西方國家存在的問題也勢必會影響到發展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或許，這就是全球化帶來的副作用。因此，真誠地希望讀者通過閱讀本書找到一些對我們國家經濟在"新常態"發展過程中可以借鑑和警示的內容。
為了方便讀者，本書譯者對一些重要名詞和歷史事件以頁下注的形式加以解釋。在翻譯過程中，我的研究生劉彤和陳健承擔了第4章的翻譯工作， 丁立飛和林楊承擔了第9章的翻譯工作，最後由我進行校譯。
本書如有翻譯不確之處，尚祈學界同仁和廣大讀者不吝賜教。
胡永健
2015年7月盛夏夜晚於天津財經大學
致謝
首先，必須要感謝那些為本書書稿提供詳細評論的人。我特別感激約翰·盧埃林（John Llewellyn)、彼得·漢尼森[Peter Hennessy，其全稱是南普斯菲爾德漢尼森男爵（Baron Hennessy of Nympsfield）]、克里斯·布朗-休姆斯（Chris Brown-Humes）以及凱倫·沃德（Karen Ward）。以上幾位特別慷慨，閱讀了本書初稿的全部內容，使我免去了經常會發生的在邏輯或事實方面遭遇尷尬的問題。在籌劃寫作本書階段，黛安娜·科勒（Diane Coyle）是我寫作靈感的源泉之一。後來，由於她自己對經濟學有效性的探索，她鼓勵我更加深入地思考經濟學和歷史的關係（對於那些思考如何才能重建我們這一職業信譽的人來說，黛安娜· 科勒主編的《經濟學有效性在何方？》 （What抯 the Use of Economics?）一書是必讀的）。
從頭至尾，我的同事和朋友為我提供了重要支持。特別是我和以下諸位的交談不但具有啟發性而且有趣，其程度不分伯仲：大衛·布魯姆（David Bloom）、理察·庫克森（Richard Cookson）、威廉·基岡（William Keegan）、理察·蘭伯特（Richard Lambert）爵士、約翰·利普斯基（John Lipsky）、雷切爾·洛馬克斯（Rachel Lomax）、傑拉德·里昂（Gerard Lyons）、史蒂芬·麥克龍-史密斯（Stephen Macklow-Smith）、喬治·馬格努斯（George Magnus）、羅比·米倫（Robbie Millen）、彼得·奧本海姆（Peter Oppenheimer）、亞歷克·拉賽爾（Alec Russell） 和安妮·斯帕克曼（Anne Spackman）。與滙豐銀行數百位客戶的會談常常使我不斷思考而且受益匪淺。此外，我還應該指出，有數十位不願透露其姓名的政府官員就我們面臨的經濟挑戰直言不諱地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通過各式各樣和在不同層面與經濟學家同行展開接觸，我的經濟思維得到了磨鍊，這包括與巴塞爾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維也納的奧地利監督銀行（OeKB）和設在倫敦的積累學會（the Accumulation Society in London）舉行的例會。雖然我與理察·萊亞德（Richard Layard，海洛特萊亞德男爵）觀點截然不同，但我還是要感謝他邀請我參加在議會大廈由伊萬·戴維斯（Evan Davis）主持的有關"刺激與緊縮"問題的小組討論。討論小組中的其他成員包括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喬納森·波特斯（Jonathan Portes）和布里奇特·羅斯維爾（Bridget Rosewell）幫助我理清了本書第5章的一些想法。
和上次出版我的著作一樣，我對耶魯大學出版社非常出色的編輯菲碧·克拉珀姆（Phoebe Clapham）感激不盡。當一些做法根本就行不通時，菲碧·克拉珀姆從來都不畏懼表達她的看法。像以前一樣，我對希斯·內森（Heather Nathan）以及凱蒂·哈里斯（Katie Harris）也感激不盡。
在滙豐銀行，斯圖爾特·格列弗（Stuart Gulliver）以及薩米爾·阿薩夫（Samir Assaf）對我撰寫本書的抱負再一次提供了難以置信的支持，他們兩位鼓勵我抽出專門的時間來從事研究。我要感謝斯圖爾特·帕金森（Stuart Parkinson）和米歇爾·納什（Michelle Nash）對我的休假做出了安排並使由此帶來的麻煩減小到最低。我的經濟學團隊再一次做出了堪稱楷模的表現：特別要感謝珍妮特·亨利（Janet Henry）和 馬杜·吉哈（Madhur Jha），兩位在我休假期間做出了非常出色和高水平的經濟分析。對皮埃爾·古德（Pierre Goad）、查爾斯·內勒（Charles Naylor）、傑茲·法爾（Jezz Farr）、莉薩·拜特布（Lisa Baitup）以及菲奧娜·麥克利蒙特（Fiona McClymont）的幫助和支持在此一併致謝。自始至終，尼克·梅森（Nic Mason）和黛比·福爾克斯（Debbie Falcus）使我的頭腦保持清醒；來自一流的巴斯大學的學生在統計方面為我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幫助。
最後，而且是最重要的，我非常感激自己美滿的家庭，家人給我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我的妻子伊馮（Yvonne）以及我們的三個女兒海倫娜（Helena）、奧莉維亞（Olivia）和蘇菲（Sophie）一直表現出了她們的理解、耐心和愛。為了自己的子女，我只能希望本書結尾提出的建議能夠得到重視。
人也罷，鼠也罷，最如意的安排
也不免常出意外！
只剩下痛苦和悲傷
代替了快樂的希望。
--羅伯特 "彭斯，《寫給老鼠》
作者簡介
簡世勛（Stephen D. King）
是滙豐銀行集團首席經濟學家以及隸屬於滙豐集團的經濟學與資產配置研究中心全球負責人。他還是英國政府亞洲工作組的成員，定期為《金融時報》以及《泰晤士報》撰寫文章。主要負責滙豐銀行的經濟觀點新聞發布，並協調滙豐銀行全世界的經濟學家的調研工作。從2001年，簡世勛開始在英國《獨立報》上撰寫每周專欄。2007年，他成為歐洲中央銀行影子銀行委員會成員。2010年後，他成為《金融時報》經濟學家論壇成員。
名人推薦
簡世勛的深刻分析巧妙地揭露了西方世界現存的缺陷，他熟練地引用歷史先例來闡明當前經濟和金融的問題與風險，他對經濟主體錯位的擔憂是對所有人的一種警示。
魯里埃爾·魯比尼
文筆優美……並且論證合理有力。
哈米什·麥克雷 《獨立報》
簡世勛是一個意志堅定的經濟學家，他採用的方法具有分析能力，富有教育意義。
布萊恩·阿普爾亞德
簡世勛在書中用權威並且博學的口吻為我們在錯綜複雜的金融危機迷宮中指明了方向。
萊恩·莫里斯 《觀察家》
本書充滿了史實和豐富的經濟史內容……並且非常具有可讀性。簡世勛認為金融危機爆發前的經濟分析忽略了對經濟史的研究。除此之外，書中還有一些引人入勝的趣聞軼事，同時還將經濟與政治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喬治·巴克利 《金融世界》
簡世勛在本書中描述了恐怖電影在金融領域的等價物，更為令人驚恐的是，本書是一本非小說類紀實作品。
麥可·凱西 《華爾街日報》
本書的主旨很明確：經濟停滯將導致動盪和信任自我強化式的瓦解，同時還指出了利用穩定性的巨觀經濟政策作為補救措施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這絕對是所有政治家應該聆聽的忠告。
《政策研究中心》
文筆優美，思想深刻並且令人信服……簡世勛對當前問題獨具慧眼的評價更使得本書值得一讀。
《經濟學人》
西方世界在經過六十年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之後，如今經濟卻陷入停滯。正當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對怎么才能最好地重新啟動經濟成長吵得不可開交時，簡世勛認為要擺脫當前的困境絕非易事，並且他還認為我們已經沒有能力兌現曾經許下的承諾了。
語言表達準確而生動，並且經常引用史實來分析探尋當前問題的成因、影響以及可能的災難性後果……你很難不同意簡世勛的觀點。
查爾斯·摩爾 《每日電訊報》
那些對經濟學望而卻步的讀者不必再心懷畏懼了：書里沒有圖表、公式，並且只有少量的術語。作者的語氣輕鬆而愉快，並且涉獵廣泛，從金本位制度到歐元危機，還提供了一個對於封建經濟和瓦特·泰勒悲慘結局的富有啟發性且有價值的分析視角。
多米尼克·奧康奈爾 《星期日泰晤士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