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例
最常見的講史演義便是《三國演義》，其中有名的關羽報恩斬顏良誅文丑便是神話了關羽的武力更好的讓聽眾遐想，歷史記載文丑被曹操手下五子良將之一的徐晃所殺，諸葛亮最有名的一出《空城計》也是沒有真實事件發生，是為了讓聽眾更容易的明白諸葛亮智謀無雙的一個誇張與玄幻的故事。 在文體方面多屬準紀事本末體
歷史編纂在中國有著深厚的傳統。從《左傳》的編年體，到司馬遷《史記》的紀傳體，再到南宋袁樞《通鑑紀事本末》的紀事本末體，歷史著作的外在形態發生了三次大的變化。它們之間的區別無疑是明顯的，編年體強調時間的順序，紀傳體強調人物的性格，紀事本末體強調事件的完整；但它們又有非常一致的追求：
（一）處理題材的方式應有助於給人“實錄”之感；
（二）通過對事實的安排揭示出歷史發展的必然性或因果關係，從而為後世提供借鑑。
應該說，“實錄”只能視為歷史家的真誠動機，被敘述的歷史與原生態的歷史無論如何是有距離的。這是因為，敘述過程即選擇過程，歷史家不可能滴水不漏地將生活細節照錄下來；同時，記敘者無法親臨現場逐一地觀照他試圖記錄的生活場景的每一個局部，他必須動用自己的想像能力。但是，歷史家既然以“實錄”為秉筆原則，也就不能不遵守相應的規範，即作者只能報告人物的行動和語言，因為這是可聞可見的，而不應該直接闡述人物的所思所想，因為這是無法觀察到的。這當然會帶來遺憾：讀者對於某些人物所採取的行動背後的真正動機不甚瞭然。可是，儘管如此，中國的歷史家仍然謹守不作直接心理描寫的規範，寧願有所遺憾也不以犧牲實錄原則為代價。《三國演義》中也不乏這種情形。
比如，曹操在打敗袁紹後，曾為之設祭，流涕不已，並“以金帛糧米賜紹妻劉氏”。曹操的這一舉動，是裝腔作勢，還是真心誠意？讀者的意見向來是不一致的。我們可以構想，要是作者能揭示出曹操行動後面的心理原因，那么，讀者中間就不會有什麼分歧了。
也許有必要指出，在部分準話本體章節中，《三國演義》往往能直接進入人物的內心，比如第九十三回。姜維被孔明的反間計逼得進退無路，“維尋思良久，前有孔明，後有關興，又無去路，只得下馬投降。”直接交代姜維“尋思”的內容，讀者便不再有什麼疑惑。由此一例，不難看出，面對人的心靈世界，準紀事本末體與準話本體的描寫態度是大相逕庭的。
和正史一樣，準紀事本末體的人物語言大都以理性色彩見長，而個性化程度較低。“郭嘉遺計定遼東”是個恰當的例證。曹操平定并州後，郭嘉極力主張西擊烏桓，他闡述理由說：“主公雖威震天下，沙漠之人恃其邊遠，必不設備；乘其無備，卒然擊之，必可破也。且袁紹與烏桓有恩，而尚與熙兄弟猶存，不可不除。劉表坐談之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劉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也。”郭嘉的這段分析，曹操贊之為“極是”。所謂“是”，乃就其真知灼見而言。確實，郭嘉的語言是高度理性化的，體現了這一歷史人物洞察事件的深邃的目光，能傳達給讀者許多智慧。如果以個性化為標準來衡量。這種語言便算不得上乘了。其它如第十八回“賈文和料敵決勝”，以及第五十九回曹操見西涼增兵則有喜色的情節，其寫法近於《左傳》之“曹劌論戰”，目的也正是通過語言來“論”，來傳達人物的識見。
中國的正史採用的是第三人稱全知敘事，即作者能夠看到和聽到一切有關的語言和行動，準紀事本末體亦然。採用這種敘事角度，其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它能使作者在描述事件時受限制較少，又不致使讀者對其可靠性產生懷疑。用於展開大規模的戰爭場面和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的確較為便當。但也有一個不容諱言的短處。既然作者對一切都了如指掌，他在描敘曹操、荀彧、郭嘉等人的計謀時，就不可能採用有意隱瞞讀者的懸念技巧，而是從開端便介紹得清清楚楚，由於讀者對其內幕一覽無餘，再好的計謀也無法產生令人拍案驚奇的效果。至於“賈文和料敵決勝”等仿“曹劌論戰”的片斷，先交待結果，後說明原因，似有懸念的功用，但作者的目的，卻是以“論”為中心，旨在表現歷史人物的識力。
以上我們從迴避直接心理描寫、人物語言的理性色彩、第三人稱全知敘事三個方面討論了準紀事本末體處理題材的特點，下面將重點分析其價值體系。
注重歷史經驗的總結是準紀事本末體價值體系的核心所在，這強有力地影響到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在準紀事本末體部分，道德評價相應地減弱了其重要性：對一個成功的統治者，即使其心地不純，也並不一概抹倒，倒是不乏欣賞之意。關於曹操的描寫即非常典型：肯定甚至讚賞他的“術”（解決政治、軍事問題的技巧）構成相關情節的真正意蘊。
毛宗崗《讀三國志法》稱曹操“是古今來奸雄中第一奇人”。曹操之奇，奇在智謀過人，即“智足以攬人才而欺天下”。
人才樂於為曹操所用，首先是因為他慧眼識人並想方設法加以籠絡；其次，無論是武將，還是謀士，只要為曹操效力，總能得到物質、榮譽、地位等方面的獎勵。尤其對於謀士，曹操格外注意尊重他們的意見，肯定他們的智慧的優越，而這正是謀士們所追求的人生價值之所在。有個例證必須提到。曹操打敗袁紹後，郭嘉主張乘勝進擊烏桓，而多數人反對；曹操採納郭嘉的建議，果然取勝。但曹操回到易州，卻首先重賞那些持反對意見的人，並說：“孤前者乘危遠征，僥倖成功。雖得勝，天所佑也，不可以為法。諸君之諫，乃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比較起來，袁紹幾乎不懂得尊重謀士。袁紹進兵官渡，田豐在監獄中上書勸阻，袁紹不聽，大敗而回。田豐料事有驗，而袁紹非但不獎勵他，反以為田豐會譏笑他而殺了田豐。“為明主（曹操）謀而忠，其言雖不驗而見褒；為庸主（袁紹）謀而忠，其言雖已驗而見罪，何其不同如此哉！”從“智足以攬人才”這個角度看，曹操是稱得上明主的。
至於“智足以欺天下”，可從兩個側面來觀照。一個側面：曹操的某些舉動“有似乎忠”。比如，曹操雖然不把漢獻帝放在眼裡，目無君上，但始終未僭至尊之號。就實質而言，這是他權術過人之處，目的在於“挾天子以令諸侯”。但表面上，這卻是“忠君”的舉動。另一側面：曹操的某些舉動有似乎“愛民”。董卓專權，自詡“吾為天下計，豈惜小民哉”！袁術征討徐州，“七路軍馬，日行五十里，於路劫掠而來”。曹操卻深知民心向背乃事業成敗的關鍵，禁止軍隊擾民，以致有“割發代首”之舉。曹操是善於行愛民之舉以獲取民心的。
《三國演義》通過描寫“智足以攬人才而欺天下”的曹操，刻畫了一個純用霸術的“奸雄”形象，一個成功的統治者的形象，其基本特徵是：他的行為雖以權謀為出發點，但卻符合中國傳統的道德原則，比如忠君、愛民、賞識和重用人才等。他的成功是合情合理的。與之形成對照，袁紹、董卓等的失敗也正有著內在的必然性。正是從肯定曹操是一個成功的統治者的角度出發，《三國演義》對他表示了熱烈的欣賞之意。曾有一種意見認為：曹操的形象是在戲曲舞台上被醜化的，《三國演義》中的曹操仍是“可兒”，這意見的合理性不必懷疑。至少，從紀事本末體部分的描寫來看，納道德於權謀之中的曹操，在招攬人才和爭取民心方面，確乎有過人之處。他是在歷史進程中扮演了偉大角色的人物。以同樣的標準來衡量人物，《三國演義》對孫權等也不乏喝彩之筆。
注重歷史經驗的總結，也影響到《三國演義》對魏、吳陣營的謀士、戰將的評價。如果單站在尊劉抑曹的立場來評價人物，曹操的那些出類拔萃的謀士（如郭嘉、荀彧、賈詡），身先士卒的勇將（如典韋、許褚、龐德），也許會被鄙薄為是非不分。然而，《三國演義》卻從總結歷史經驗的角度，為他們安排了異常顯赫的位置。其衡尺文臣武將的標準大體有三條：
（一）是否善於擇主。三國是一個動盪的年代，君臣關係有異於天下大治時期，“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善不善於擇主成為衡量將、士高下的首要標準。所謂善擇主，即受到主的尊敬、重用和信任，至於主是“奸雄”，還是“仁君”，這倒無關緊要。郭嘉、典韋等之為《三國演義》肯定，原因在此；而不善擇主的田豐（袁紹謀士），自殺前悲嘆：“大丈夫生於天地間，不識其主而事之，是無智也！今日受死，本無足惜！”亦蘊含了同樣的旨趣。
（二）是否忠於其主。這裡的“忠”，以“士為知己者死”為其心理依據，與無條件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有著不同的內涵。于禁是曹操的愛將，襄陽一役，竟然向關羽乞憐。曹操聞訊，慨嘆道：“于禁從孤三十年，何期臨危反不如龐德也！”即旨在蔑視他有負知己。有負其主的知遇之恩。董卓是殘暴的軍閥，惡貫滿盈，罪不容誅，但董卓被誅，蔡邕卻伏屍而哭。甘為知己者死，蔡邕因此被毛宗崗許為“君子”。
（三）將須有勇，士須有謀。在劉備和司馬徽的一段對話中，司馬徽將孫乾、糜竺、簡雍之輩嘲笑為“白面書生，尋章摘句小人”，缺少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解決現實的政治、軍事問題的才能，就不配在三國的舞台上扮演士的角色。而作為戰將，無論其他方面有多少優點，只要貪生畏死，就會被貶得一無是處。比如，“呂布英雄，無人可敵”，這是《三國演義》的讀者都承認的；然而，白門樓就刑，他卻可憐兮兮地求劉備說情，以致他的部下張遼當面罵他“匹夫”。《三國演義》所推崇的是那些傑出的謀士和勇將：他們屬於哪一陣營（或魏或蜀或吳）無關緊要，重要的是他們具備了謀或勇的良好素質，在這裡，我們看不到歷史正統觀對人物評價的影響。人物的高下取決於他們作為將、士的屬於戰爭倫理範疇的品格。
講史演義的存在意義
當人生活物質滿足的時候，就會出現精神需求，而在古代，沒有網際網路等，只能聽戲之類，但自己編寫故事太過於繁瑣，又會被人覺得沒有實際發生的事聽之無味，便出現了講史演義，把以前發生的事說道出來給眾人聽，為了提高聽眾的興趣和積極性，便會在不影響歷史最終軌跡的前提下改動歷史發生的一些事件，提高故事的耐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