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評審中的偏見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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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10月上旬――就在我寫這篇文章的幾天裡，榮譽、歡笑、祝賀和記者們的鏡頭會把那幾位新鮮出爐的幸運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緊緊包圍。說他們幸運也許不恰當，因為諾貝爾獎很少會頒給一個不合格的人。然而諾貝爾獎確實會不頒給一些合格的人。而所有這些幸運和不幸運背後的故事――或許要比那些當事人科學家們從事的研究複雜得多，卻往往是鮮為人知的。
1896年12月10日，富可敵國的黃色炸藥發明人阿弗雷德·諾貝爾（Alfred Nobel）在巴黎去世，留下一紙措辭模糊又出人意料的遺囑。遺囑的內容相信大多數讀者都已經熟悉，此處不贅。經歷了許多波折之後，遺囑最終得以執行，並確立了諾貝爾獎的評審程式，成立了相關的評審機構。
以物理學獎和化學獎為例――諾貝爾遺囑指定的物理學獎和化學獎頒獎機構是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的產生過程是這樣的：先由具有提名資格的人在每年2月1日前書面把候選人姓名和擬頒獎理由提交給諾貝爾物理學委員會和化學委員會，委員會由瑞典皇家科學院選出的3-5人組成，委員會對被提名的科學家進行評審，撰寫評審報告，最後提交給皇家科學院全體院士投票表決。
“凡評審，皆有內幕。”這句全稱判斷也許偏強了點，但凡參與過申請經費、報項目、評獎評優等活動的讀者大概都會有同感。面對令人或失望或無奈或驚訝的評審結果，我們會猜測這幕後必定有某種平衡和交易。
現在有一位叫做羅伯特·馬克·弗里德曼（Robert Marc Friedman）的美國科學史教授，潛心研究諾貝爾獎（1950年以前的）檔案20多年，寫了一本叫做《權謀：諾貝爾科學獎的幕後》（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的書――以諾貝爾物理學獎和化學獎這兩個主要的科學獎為例，把那個一般被認為是公平、公正、權威、崇高的諾貝爾獎的幕後歷史一一抖落了出來。該書因此被稱作是“將諾貝爾獎請下神壇的驚世之作”。但閱讀全書之後，讀者獲得的應該不只是一窺內幕之後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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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恩怨導致不能公正、客觀地給出判斷，這無論是在芸芸眾生當中還是在那些站在智力頂峰的科學家們當中，都是常見的。《權謀》描述的諾貝爾獎評審中種種幕後故事中的一種，就是專業委員會中委員們的個人偏見直接影響評審結果。例如，物理專業委員會委員阿倫尼烏斯（Svante Arrhenius）就是這樣一位“恩怨分明”的人。
阿倫尼烏斯作為物理化學的創始人之一，獲得1903年的諾貝爾化學獎，從1900年到1927年他擔任諾貝爾獎物理學委員會委員。1906年當化學委員會通過對門捷列夫（Dmitri Mendeleev）的提名後，阿倫尼烏斯在皇家科學院帶頭批評、貶低門捷列夫的工作，結果門捷列夫雖然作出元素周期率這樣的重要發現但最終沒有能夠獲得諾貝爾獎。這背後的原因就是門捷列夫曾經批評過阿倫尼烏斯的離解理論。
1909年阿倫尼烏斯則親自替化學委員會委員威德曼捉刀，極力稱讚物理化學家奧斯特瓦爾德（Wilhelm Ostwald）工作的重要性――在阿倫尼烏斯落寞的時候奧斯特瓦爾德曾給予他很大幫助，奧斯特瓦爾德因此獲得該年度的化學獎。而這一年被提名的化學家當中能斯特（Walther Nernst）票數最多，而且是連續多年被提名，但是他是阿倫尼烏斯的敵人。阿倫尼烏斯此後一直千方百計阻止這位同行宿敵獲獎――而世界上多數化學家公認能斯特是最有得獎資格的人。一直到1921年，能斯特以難以阻擋的優勢支持――55票提名中有22票支持他――獲得化學獎。
《權謀》披露的諾貝爾獎評審中的另一種幕後操作是用諾貝爾獎表達一種政治主張或處理一種國際關係，哪怕是科學獎有時也被用作此種目的。1917年的物理學獎頒給了英國物理學家巴克拉（Charles Glover Barkla）就是出於這樣的考慮。
巴克拉在X射線攝譜學方面的工作確實很有價值，但這些工作已經比較陳舊，而且是靠了別人尤其是新近在一戰戰場陣亡的莫塞萊的發展才變得重要。在當年與巴克拉並列的被提名人中有洛倫茲、普朗克、愛因斯坦、斯塔克這樣的大腕級人物，而巴克拉只得到一票提名。這一票提名來自英國人盧瑟福――一位阿倫尼烏斯喜歡的人並想法讓這位物理學家在1908年得了一個化學獎。盧瑟福沒有加入到當時轟轟烈烈的反德宣傳中去，這點讓親德的瑞典人比較欣慰；而德將魯登道夫的軍隊剛剛在馬恩河大敗，德國已無法轉敗為勝，議和只是時間問題。所以為了對莫塞萊作些象徵性的紀念――在巴克拉的評估報告中有一半篇幅在談莫塞萊的工作，和在德國潰敗之際對英國物理學界作出表揚，諾貝爾委員會不惜降低標準把獎給了巴克拉。這個獎被認為是“一個討好英國人的獎”。在戰後1920年的頒獎慶典中，巴克拉是唯一一個來自協約國的獲獎人，雖然他在受獎演說中鬧出了笑話，但他是瑞典皇家科學院處理國際關係中的一招好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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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謀》揭露得最為深刻的一種幕後偏見，恐怕是瑞典皇家科學院和諾貝爾獎專業委員會表現出來的對理論的莫名恐懼和對實驗主義的強烈偏愛。《權謀》其實一開始在“引言”中就介紹了瑞典皇家科學院和諾貝爾獎專業委員會等機構的建制特性和文化特點中所包含的講究實用、注重實驗、拘泥於規章和傳統、偏執於可捉摸的“正確”等要素。因此諾貝爾專業委員會的評審人天生有一種對理論的恐懼和對實驗的強烈偏愛。這種傾向滲透了已解密的前50年的評獎歷史，從後50年的評獎結果中我們也可見到一些這種傾向的端倪。
諾貝爾獎委員會的理論恐懼症最明顯地體現在對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排斥上。愛因斯坦從1905年嶄露頭角以來，聲望日隆，是諾貝爾物理學獎被提名人中的大熱門，以致在1918年跟妻子米列娃的離婚協定書中愛因斯坦寫進了把尚未得到的諾貝爾獎獎金作為贍養費付給米列娃的條款。但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太深奧、太理論了，無法讓瑞典皇家科學院的物理學院士們喜歡上。1920年，愛因斯坦在候選人的名單上遙遙領先，但這一年的物理學獎給了只有一票提名的紀堯姆。紀堯姆發現了一種在不同溫度和壓力下體積保持不變的鎳鋼合金，這種合金非常合適用來製造精密的測量工具。但是在1920年代，物理學世界正在進入一個驚天動地的智性冒險時代，瑞典皇家科學院讓紀堯姆的這樣一件常規工作獨占鰲頭，就是那些反對相對論的人都覺得有點不可思議。
1921年，來自多個國家的提名繼續給予愛因斯坦廣泛的支持。皇家科學院院士古爾斯特蘭德雖然不懂愛因斯坦的工作，但他自告奮勇來寫愛因斯坦的評審報告，他在1919年私下對人說過：“絕不能讓愛因斯坦得諾貝爾獎，哪怕全世界都支持他”。古爾斯特蘭德報告的結論是：狹義或廣義相對論也好，引力理論也好，無論單獨的或合併的，都沒有得諾貝爾獎的資格。當時很多委員也都不能接受愛因斯坦的工作算是物理學，因為他沒有做過實驗，他的理論不是從實驗結果中歸納出來的。1921年11月12日皇家科學院投票決定不發該年度的諾貝爾物理學獎。
愛因斯坦當時的名望已經比諾貝爾獎的還高，對一位自牛頓以來最偉大的科學家怎能不給予獎勵？這個諾貝爾委員會面臨的“愛因斯坦難題”最後被一位新當選的物理學委員會委員奧森巧妙地解決了，奧森提名愛因斯坦因發現光電效應定律――一條實驗規律！――而應該獲獎。最後愛因斯坦獲得了被保留的1921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跟相對論的遭遇差不多，量子力學也一直不能獲得諾貝爾委員會的青睞。奧森帶頭抵制給量子力學的巨人們如海森伯、薛丁格、德布羅意諾貝爾獎，因為量子力學同樣太理論、太深奧。泡利在1931年很犀利地指出：“瑞典沒有理論物理學家！”直到狄拉克的工作導致突破以後，奧森才安排讓海森伯得1932年的物理學獎，薛丁格和狄拉克分享1933年的獎；但他決心在有生之年不讓泡利和玻恩得獎。
諾貝爾委員會對理論的恐懼還阻礙了法國理論物理學家龐加萊獲獎。1910年龐加萊獲得了34票提名，是單個候選人提名票數的最高記錄，但該年度的物理學獎給了僅有一票提名的范德瓦耳斯。面對憤怒的法國科學家們的追問，古爾斯特蘭德傲慢地說：“龐加萊的工作是純數學。”一位失望的法國科學家說：“龐加萊被看做是一個沒有開槍的士兵，然而他是一位將軍。”龐加萊影響了整個現代物理學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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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還沒有一位在中國本土培養出來的科學家獲得過諾貝爾獎？”“什麼時候中國科學家在中國本土做出的研究成果能夠得到諾貝爾獎？”每年10月中下旬會是這樣的問題在媒體上出現的高峰期，形成了所謂的周年性發作的中國人的“諾貝爾獎情結”。
對上述問題已經有不少有識之士給出了許多冷靜的分析和中肯的評論。有人從政策和體制的角度指出，中國對基礎科學研究的支持不夠，人均科研經費大大低於國際上其他已開發國家的水平。也有人從科學家本身的角度指出，中國科學家研究的原創性差，不能把握最前沿研究課題。還有人從教育制度的角度指出，中國的應試教學大大抑制了學生的創新能力；青年優秀人才流失嚴重，等等。
上述幾個角度的分析都很有道理，筆者還願意加上一條：中國目前科學和學術管理中的量化考核――就是對研究人員的科研學術成果進行以回歸年為周期的考核和評價――將會扼殺中國的科研和學術，自然更別提得什麼諾貝爾獎了。關於量化考核會導致弄虛作假、只求數量不求質量等等弊端，很多人已經給出了詳盡分析，這裡不再贅述。筆者想指出的一點是，這種科研、學術的量化管理方式是從根本上背離科學精神的。
跟起源於希臘的奧林匹克精神――更高、更快、更強――是一種純粹的對體能極限的追求類似；同樣源於希臘的科學精神是為了滿足好奇心而去探索自然奧秘，也是一種純粹的挑戰智力極限的精神。這種純粹的精神就是為什麼而什麼，不摻雜其他雜質。但在量化考核的體制下，無法保持這種純粹。量化考核讓人不得不注重短視的實利，讓真正想投身科學研究的人受到很大的干擾，因而無法潛心於重大、長期的科研項目，也就別指望獲得諾貝爾獎級別的成果了。
事實上，中國現在的問題不是急於需要獲得一個諾貝爾獎來進行自我安慰――諸如“20年內獲得諾貝爾獎”這樣荒謬的量化指標是毫無意義的。就如《權謀》的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所寫的“希望中國的科學家們和政策制定者們仔細思考：一個以贏得諾貝爾獎為目標的政策有何意義？”“科學所賦予人類社會的，比對諾貝爾獎的追求要豐富得多。” 因此，我們不必耿耿於中國人其實好幾次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了，也不必認為諾貝爾獎是西方人玩的遊戲，並指責其評獎過程中充滿很多不合理、甚至主觀因素――就如《權謀》一書所揭示的。
我們需要的是那么一點點純粹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