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解讀
解讀《諾斯托羅莫》：表現手法、人物與主題
我國的讀者比較熟悉康拉德的名作《黑暗的心》（1899），而對《諾斯托羅莫》（1904）相對陌生。同《黑暗的心》一樣，《諾斯托羅莫》十分耐讀，寫作手法十分新穎，但規模更加宏大，結構更加複雜。很多批評家都認為，《諾斯托羅莫》是康拉德最傑出的作品，也是最偉大的英語小說之一。也有人將它與小說中最博大的名著《戰爭與和平》進行比較。的確，《諾斯托羅莫》具有一種史詩的品質：事件重大，場面恢弘，人物眾多，儘管康拉德的小說本質上不是史詩。作家在其後的另一部政治小說《特務》（1907）的補記中說，《諾斯托羅莫》是他“最大的一張畫布”。為了這幅浩大的畫卷，他殫精竭慮。他曾寫道：“那本要命的《諾斯托羅莫》快把我折磨死了。”可見，這是一部浸透作者心血的作品。
小說故事發生在虛構的柯斯塔瓜納共和國，具體是該國西部沿海的薩拉科省。南美洲地域特徵十分明顯，但不是任何一個真實的南美國家的翻版。薩拉科港城三面是高高聳立的雪山，一面向著海灣，“恰如棲身於一座巨大的半圓形、無屋脊、向大洋敞開胸懷的廟宇”（第3頁）。氣勢磅礴的大背景中，蜷縮著一個小小的世界。人在其中，顯得渺小而微不足道。但這是外部大世界的縮影，在這裡演繹著人類歷史劇的一個典型片段。讀者將在這個“虛構小國凌亂碎散的歷史事件中，去尋找超越時空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東西”。
小說中的柯國政治動盪，六年中更替了四個政府，是“一個以壓迫、無能、愚蠢、背信棄義以及野蠻暴力而著稱於世的國家”（第82頁）。這樣的國家中，軍隊不斷地造就、維持和推翻政府。小說故事中，原來古斯曼·本托的暴政正由各貪婪的政治權力集團之間的派別之爭所取代。在這個天下擾攘、群雄紛爭的年代，英國人查爾斯·高爾德在美國大財閥的支持下，來到薩拉科開發銀礦，靠大量賄賂周旋於各派之間。
康拉德對這種“經濟殖民地”的歷史再現，具有典型性和可信性。在接下來出版的兩部政治小說中（1907年的《特務》和1911年的《在西方的注視下》），作者寫的也都是與動亂和革命糾纏在一起的虛幻的理想主義、無處不在的貪慾和暴力。康拉德顯然希望通過重建歷史，建立對人類社會的再認識。這三部政治小說中，寫得最好、同時又最難讀的是《諾斯托羅莫》。
常常有人抱怨康拉德的這部小說“缺頭少尾”、“缺乏銜接與連貫性”、“結構顛三倒四，開始是中間，結尾是開始”等等。這樣的抱怨不難理解。小說的前半部分尤其給讀者的理解帶來了很大困難。作者採用的是象徵主義的創作技法，表現的場景、人物、時間和敘述角度不斷切換，各敘述者的觀點互相衝突，事實真相不斷被顛覆。這樣的小說與傳統的“閱讀期盼”相違，使人無法直截了當“現實主義”地進行解讀。但這正是康拉德的長處。
薩拉科的歷史片段不是循序漸進、邏輯地進行交代的，而更接近於人頭腦中實際獲取零散的知識與體驗的真實過程：不是線性的、按時序的，而是大塊拼貼式的、不均衡的、錯綜複雜但又是隨意的。對康拉德來說，人類歷史的現實本身是個難以穿透的黑幕，認識的光點偶然散落在某些地方，看到的只能是一些不連貫的片段。有人撰文對《諾斯托羅莫》提出批評：“人物除了零碎的色塊外，根本沒有得到描述。”該文作者雖然表達的是不滿，但無意中卻點及了關鍵之處：“零碎的色塊”正是印象主義作家希望達到的效果，“色塊”的拼疊正是他們最常用的手法。康拉德獻給讀者的就是這樣一幅斑斕、凌雜、模糊、難以闡釋的巨大的現代構圖。
康拉德公開承認自己是個“印象派”作家，儘管他對“印象主義”的概念也許不完全與詞典定義相同。印象主義是一種反傳統的藝術手法，很多作家認為也是本質上更接近於現實生活的手法。這種新的表現形式主要通過多個人物不完整的記憶、半知半解的認識以及被個人感情傾向所左右的表白等交代故事，而不再由全知作者整體上主宰小說的敘述。印象派作家讓讀者“面對語言敘述的不完整性、意義的不確定性，面對似乎無意識的隨意的意象組合，其文本既不提供邏輯的解答，又要求（讀者在頭腦中）產生邏輯的詮釋。”作者希望強調突出人物個人內在的觀點，希望提供意義不確定的象徵和暗示，讓讀者在敘述時間、立場、視角的轉換中去發現小說所隱含的意義，在一系列流動的“印象”中去體驗和感悟，也讓讀者在理智上、感情上、道德上面對小說的挑戰。
這樣的表述要求作者和讀者兩方面想像力的合一，共同對小說的內容進行解讀。在小說的開始部分，康拉德只交代了一個模糊的概觀，讀者朦朧感覺到置身在一個黑暗勢力籠罩下處於無政府主義狀態的環境。沒有任何事件“引發”了故事，小說中也沒有貫穿始終的中心，而只有構成畫面的許許多多片段：高爾德子承父業在租借地開發桑·托梅銀礦、里比厄拉政府的失敗、護銀冒險、國內武裝反叛、大慶典等。這些事件在小說中占差不多的分量，不按時間順序，穿插進行，而敘述人物不斷變換。小說開頭部分由佚名的敘述者講了兩個英國人探寶的故事，按傳統模式將現實詩化；接下來是船上午宴，主要由頭腦單純的米歇爾船長回憶以往的事件，讀者可以清楚地察覺到他誇誇其談背後的淺薄；再後是一個記者德考得的筆記，從內部對發生動亂的當天作了細節性的描述，等等。這樣的敘述，把事件維持在個人認識的表面水平，讀者被迫不斷對敘述的權威提出疑問，對事件交代的準確性進行理性的過濾，不得不從字裡行間自己去發現，去評判。而作者則避免了直接表態，可以多層次多角度更加有力、更加客觀、更加微妙地反映事件，再現歷史。敘述上的跳躍和斷裂同時也迫使讀者與小說中的人物共同感受歷史的突兀與殘破。
閱讀《諾斯托羅莫》的最大困難產生於康拉德故意使用的“時間錯位”。如果我們把事件從小說中一一抽出重新按時間排列，其實構成並不複雜。包括各種延伸在內，小說覆蓋了這樣一個階段：從查爾斯·高爾德開發銀礦開始，到薩拉科獨立成為分治的共和國為止。其中主要戲劇性的變化發生在二十四小時內：為了不讓叛軍得手，晚上裝船將銀子運出海灣，諾斯托羅莫和德考得星夜出航，第二天日落時分諾斯托羅莫游回薩拉科，而與此同時，叛軍從海上到達，逮捕和審訊莫尼漢姆醫生，醫生誘騙軍隊去搜尋所謂埋藏的財寶，諾斯托羅莫此時騎馬進山去搬救兵。故事雖然發生在不長的時間內，但作者提供了過去的沉重的鋪墊和未來的許多暗示。
但是康拉德並不因循傳統的敘事套路。他在小說中常常前後大幅度來回跳躍，而“時間錯位”又沒有可供參照的準確標記。這樣的錯位在章與章之間，也在同一章之間出現。讀者在開始閱讀時確實很難“進入”故事。小說整個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大半在時間上是倒置的，直到德考得在暴亂當天寫信記敘正在發生的槍戰，主要事件才剛剛開始，並從背景中凸顯到中心位置。多蘿茜·范·簡特提議可以從第二部分後半讀起，讀到諾斯托羅莫和德考得駕船到大伊莎貝爾島為止，然後回到小說的開始部分，這樣時間順序就比較清楚了。當然這樣的閱讀與作者的意圖相違，范·簡特事實上也不主張這樣的閱讀。她認為“這類小說具有無處不在的生命力，即使倒過來讀也沒有關係”
一個可以清清楚楚交代的故事，何必轉彎抹角？把故事的主要線索顛倒過來，康拉德顯然有他的用意。我們首先在故事的開始部分看到了里比厄拉政府戰敗的鏡頭，後來才看到那場權力之爭的戰鬥，到後面才是為建立里比厄拉政權所做的努力以及人們對它寄予的厚望。讀者是知道了結果後才知道開始的——先是理想的失敗，然後再讀到理想的追求。小說一開始，一切都已發生，已固定，預設的發展導致已知的結果，而所謂的事件和行為只是一根線條，把不變的人物和分隔的畫面串聯起來。這樣的敘述創造了強烈的諷刺效果：人的努力徒勞無功。而且，採用時間的更替，作者將過去、現在和將來交織在一起，避免了線性地看待歷史的發展。
康拉德主要關注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小說人物的精神活動：每個人心懷各自的目的，在事件激發下盡情表演。作者選擇了一批代表各種個人傾向和各種社會行為模式的人物，把他們放在一起，讓不同的人物以不同的方式表達他們對事件的不同認識，讀者在他們的糾纏和碰撞中，體察劇烈變動的社會和這種社會環境煽起的個人的欲望。這樣，作家就可以避免由一個全知敘述者對已發生的事件進行有條不紊的羅列而造成的虛假。《諾斯托羅莫》創造的印象很像電影中的蒙太奇手法。導演康拉德大膽但又十分嫻熟地轉換聚焦點，通過某方面的聯繫，自然地從一個內容牽扯出另一個內容。傳統的現實主義的敘事手法很難容納康拉德希望表達的極其錯綜複雜的內涵。
《諾斯托羅莫》是一部多股主線並行的小說，其中重要人物多達二十餘個，主要人物也有六七個。他們志向各異，心境不同，代表了社會的一個橫斷面。康拉德主要關注的是這個半殖民地上層社會的歐洲人和少數歐化的當地貴族，而組成社會生活的各個權力集團，又由其類型化的人物來代表。要充分理解小說，我們至少要對小說中幾個主要人物的代表意義進行一些粗略的分析。
誰都會以為，作為書名的諾斯托羅莫是小說的中心人物，其實不然。小說沒有中心人物。好幾次諾斯托羅莫好像馬上就要登上中心舞台，一場英雄劇馬上開演，但讀者的期盼一次次落空，作者一次次讓他扮演的是跑龍套的角色，充當利益集團的跑腿工具。在小說的前半部，諾斯托羅莫是個背景中的人物，只出現在口頭傳頌中，像人們熟悉的虛構的傳奇英雄：魁梧高大，豪放不羈，騎著大灰馬，出現在關鍵時刻，力挽狂瀾。我們首先從米歇爾船長的吹噓中認識了諾斯托羅莫：
“這個諾斯托羅莫……他的名字讓城裡所有歹徒聞風喪膽。……這些嗜血成性的暴徒中有百分之五十是從草原上來的職業草寇，先生，但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不曾聽說過諾斯托羅莫。至於城裡的那幫乞丐，先生，只要見到他的黑唇髭和白牙齒就足夠了，立刻癱倒在他面前，先生。這就是人格的威力。”（第10頁）
這位威名遠揚的英雄並沒能超凡脫俗，他其實就是米歇爾船長的僱工：碼頭工長兼棧橋看守員。他雖然受工人的擁戴，工作效率高，但對時勢事態漠不關心，沒有清楚的動機，沒有長期打算，沒有頭腦，也沒有自己的信仰，是個糊裡糊塗的人物，被薩拉科的寡頭政治所利用。歐洲人通過他控制了工人，成了他們“完美的幫手”（第244頁）。讀者在接觸了這個人物之後，發現他十分單薄，身上沒有英雄氣質，除了一個響噹噹的名字外，其實什麼也不是。他的主要品質是忠誠，但他效忠於柯國的殖民主義者：投資銀礦的北美資本家和歐洲的船運鐵路集團。他在小說後半部的突發事件中，確實表現出了勇氣和無畏精神，但促使他冒死出航的是一文不值的虛榮，為此他差點兒送了命。他自以為超脫於政治派別之外，生活在“好名聲”的光環之下。老喬治的妻子（一個想讓諾斯托羅莫當乾兒子兼女婿的老婦人）臨死前罵他是傻瓜：“從那些絲毫也不關心你的人嘴裡討上幾句漂亮話當作報酬。”（第194頁）諾斯托羅莫確實是個傻瓜。他在當地有“自然之子”（naturalman）的美名。“自然之子”在英語中也是“蒙昧人”、“白痴”的婉轉說法。這個“自然之子”只有虛榮，完全無法理解薩拉科複雜的經濟政治糾葛，“面對模稜兩可的歷史沒有其它武器，只有生存和做人的自尊支撐著他。”
兵臨城下，薩拉科又面臨一場政治災難時，諾斯托羅莫和德考得駕船將銀錠運走，以免落入叛軍之手。漆黑中駁船與叛軍運兵船相撞，兩人設法將破船駛到大伊莎貝爾島，埋藏了銀子。諾斯托羅莫游回薩拉科，德考得跳海自殺。薩拉科所有人都相信運銀船被撞沉，德考得淹死。機會來臨，諾斯托羅莫終於擋不住誘惑，將埋藏的銀錠歸為己有，成了竊銀賊。“桑·托梅的銀子現在得到了一個忠實的終身奴隸。”（第381頁）他背叛了自己，走到了正直、勇敢、無所不能的民眾景仰的英雄形象的反面，蛻變成了一個可憐蟲。“他渴望以毫無疑義的手段攫取、擁抱、吞噬、駕馭這筆財富，這筆財富猶如專制暴君無時不刻不在蹂躪著他的思想、行動和睡眠。”（第402頁）
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事態的發展最終證明，諾斯托羅莫出生入死的護銀冒險，其實是無用勞動，與事情的結局無關緊要。他本人想靠偷偷挖取銀錠慢慢富起來，陷入了困境。他答應與“從心底里不信任”的琳達結婚，卻深愛著琳達的妹妹吉賽爾，但無法帶著她遠走高飛，被銀錠捆住了手腳。此時他的自我評價與先前的感覺截然相反：“在這么多年後，我突然發現自己變成在城牆外嗷嗷叫喚的一條雜種狗——沒有窩，連一根磨牙的骨頭都沒有。”（第344頁）最後在偷挖銀錠時被吉賽爾的父親誤殺。臨死時他終於認識到自己捲入了薩拉科黑色的旋渦，被人利用，被人出賣。“是銀子殺了我。它抓住我不放。它現在還抓住我不放。”（第426頁）這是他最後說的話。
諾斯托羅莫是個虛幻概念的受害者。他的英雄形象只聳現於朦朧之中，是民間流傳中虛構的，他是被放上神龕的。小說中其他主要人物的英雄主義中，也都有虛假、墮落的成分。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康拉德關於英雄和歷史的個人觀點：不存在歷史上真正的偉大，沒有真正的英雄主義。他只想揭示虛構的外表與本質之間的巨大反差。
查爾斯·高爾德是另一個虛假英雄。他本人是個採礦工程師，叔叔曾被選為薩拉科省長，政治變動中被拖到大牆前槍殺。父親也間接被迫害致死，臨終前教誨兒子：遠離柯國貪婪墮落的官僚政客和軍人土匪。但他從美國大財閥那裡集得資金，偏偏來柯國開發銀礦，以自信、勇氣和膽略，在複雜的社會和人際關係中與政客和投機分子巧妙周旋，最後大獲成功。桑·托梅銀礦擁有“國中國”之稱，而高爾德被譽為“薩拉科王”。
高爾德是個“死心塌地的理想主義者”（第163頁）。他希望通過資本主義的發展給當地帶來安定和繁榮，帶來歐洲式的文明。開發銀礦是他實現理想的途徑。“毫無疑問，大山邊咆哮，邊將它的寶藏在搗礦機下源源不斷地傾吐出來；它的特殊力量撞擊著他的心扉，使他感到這是春雷般震撼大地的宣言。”（第79頁）他的理想其實是經過包裝的經濟殖民主義和物質至上的信仰。首先，“源源不斷傾吐出來”的銀子大多運到了舊金山，也使不少歐洲殖民者和少數當地官僚和軍閥受益；其次，銀礦激發了急劇膨脹的貪慾，導致了暴力的權力爭鬥。高爾德的理想並不因為銀礦的成功而得以實現。
在高爾德的故事中，我們必須看到康拉德兩方面非常強烈的暗示。一方面，為了實現崇高的理想，高爾德必須採用卑鄙的手段，通過賄賂鋪平道路。理想主義中摻進了墮落的成分，導致了道德淪喪。另一方面，高爾德原本以銀子為實現理想的手段，但逐漸成了銀子本身的狂熱追求者。物質化的理想追求，演變為理想化的物質追求，銀礦的主人變成了銀礦的奴隸，最終疏離了妻子，導致了婚姻生活的不幸。高爾德最後打敗了蒙特羅的叛軍，但是安定是短暫的。薩拉科的政治氣候又是陰雲密布，山雨欲來。
小說中的其他人物，一個個都是某一種虛幻概念的追求者，最終一個個都成了虛幻概念的受害者。新聞記者德考得，因熱戀安東尼婭而接受她父親的政治取向，為自己認為“全然錯誤”的目標出謀劃策，搖旗吶喊，扭曲了自己的個性和信仰，最後跳海自殺。德考得不是直接因銀子而墮落的，而是讓自己無原則地捲入銀礦導致的事件而葬送了自己。另一個相對重要的人物是莫尼漢姆醫生。他因在古斯曼·本托暴政期間經受不住酷刑而出賣了別人，生活在負罪感的陰影之中。過去政治迫害的經歷，使他成為一個對人類一切抱有憤世嫉俗偏見的人，但最後他克服恐懼，巧施計謀，成為打敗蒙特羅叛軍的關鍵人物。他是在看到別人受刑致死衝動之下作出決定的。他為薩拉科的歐洲社會作出的自我犧牲，主要是為自己精神贖罪，也是出於對高爾德太太的忠誠和友好，而不是對她丈夫政治信仰的贊同。
小說的社會歷史框架，把康拉德所處時代的大事件都圈攏到了一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暴亂與革命、物質利益，而小說又把眾多代表各種虛幻的理想主義或赤裸裸的權欲與實利主義的人物糾集在一起：高爾德的實業救國論、阿維拉諾斯的自由主義政治主張、諾斯托羅莫的“民族英雄”的虛榮、德考得獻身愛情的衝動、霍爾羅伊德的帝國主義權力論以及蒙特羅強者為王的信仰，等等。每個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與銀礦和銀子產生糾葛。銀子構成了每個人心中“秘密的目標”，所有人的內心欲望都在銀子力量面前受到考驗，為它所代表的具體利益或抽象概念去奮鬥，去經歷考驗與磨難。銀子的象徵意義是不言而喻的。“薩拉科大多數歐洲人都聚集在那裡，圍繞著查爾斯·高爾德，似乎銀礦的銀子是一個共同事業的標誌，象徵著物質利益至高無上的重要性。”（第199頁）在物質利益左右下謀求進步，只能產生出非人道的結果。銀子成了道德死亡的媒介，銀礦帶來的不是進步，而是墮落。
《諾斯托羅莫》的設計顯而易見地與十五、十六世紀西班牙殖民史相呼應。小說中反覆提及西班牙征服者。薩拉科被稱為“世界的寶庫”，這一叫法正是早先歐洲人用來稱呼南美殖民地的。一些事件和人物好像是過去的再現，小說故事是歷史災難的重複。字裡行間我們也可以看出康拉德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批判。他顯然不贊同流行於十九世紀歐洲的“開發異域，拯救外族”的信條，因此刻意諷刺以發展殖民經濟促進民主政治理想的虛偽性。康拉德通過銀礦投資商霍爾羅伊德的一席話，充分暴露了殖民主義的野心：“只要一有值得占有的東西出現，哪怕遠在北極，我們都會在一切領域內發號施令的：工業、商業、法律、新聞、藝術、政治、宗教。那時我們將從從容容地將地球上偏遠的島嶼和大陸全都控制起來。我們將打理全世界的事務，不論世界願意與否。”（第58頁）在歐洲人的努力下，薩拉科最終獨立了。在國際（其實是歐美）海軍在薩拉科海灣武力裹脅下，戰爭結束了。但是分治就是成功，就是進步嗎？其本質變化何在？可以預見的是，帝國主義列強將更加肆無忌憚地控制和操縱薩拉科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
在這部小說中，康拉德力圖創造一個巨大的、多層面的、廣泛的象徵，以表達他對世界和個人命運的認識。一個國家的政治與一批人的個人動機互相交織，道德理想主義與物質利益互相滲透，個人歷史、區域史又與抽象的人類歷史共同表現，小說十分複雜。一切都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中發生：“高聳的黑魆魆的西厄拉山和雲繚霧繞的大草原作為沉默的目擊者，關注著源自不論善惡一律短視的人的激情的諸多事件。”（第3頁）這些“短視“的人物，像其他康拉德小說中的人物一樣，大多以失敗告終，身體上或者感情上被徹底摧毀。康拉德的小說總是蒙著一層很濃的悲劇色彩，很多方面幾乎表現出一種宿命論的歷史哲學觀。人處在殘酷的不可知的現實中，既無能力實現理想，又無能力抵擋誘惑，一切努力在人無法控制的神秘力量的操縱下被逼入絕望的境地，導致道德墮落，人性喪失。但康拉德的目的不是讓人們被動地去接受小說中悲劇式的人生觀，而是喚醒讀者去發現歷史所提供的經驗。
《諾斯托羅莫》不應該，也不可能有一個最終的、確切的、權威的闡釋。任何一部有持久價值的小說，都具有不斷新發現的廣闊空間。在談到康拉德的另一部名著《黑暗的心》時，著名批評家羅伯特·潘·沃倫認為，在其中尋找確切釋義，就如同企圖在莫扎特的交響樂中找出確切釋義一樣徒勞無功，因為康拉德是個哲理性很強的作家。“哲理小說家在對世界的再現中，總是力圖超越對價值的一般推論，總是把意象上升為象徵，……經驗總是有它的釋義。但這不等於說，哲理作家是推導式，概念式的。恰恰相反，他願意剝去經驗的表層，直面赤裸裸的內涵，與之角力。”這是對康拉德整體創作所作的一個簡潔而到位的總括。
感謝劉珠還教授的辛勤努力，為我們奉獻了這部文學名著的精彩的中文譯本，使我們能夠更加走近康拉德這位文學巨匠，並在了解他對歷史的反思中，獲得新的認識和啟迪。
虞建華
上海外國語大學
2000．1．19
作者的話
《諾斯托羅莫》是緊隨《颱風》短篇集出版之後最令我殫精竭慮的一部長篇小說。這並不意味著我當時察覺到我的心理及對待寫作生涯的態度即將發生什麼變化。也許從來就沒有過任何變化，除了在那與藝術理論毫不相關的神秘、題外的東西里；一種在靈感本質方面的微妙變化；一個我不能為之承擔任何責任的現象。然而引起我某些憂慮的是在寫完《颱風》集最後的一篇故事後，我竟然感到世界上再也沒有什麼可寫的東西了。
這個如此陌生地消極又令人煩惱的情緒持續了很短的一段時間；然後，如同我的許多長篇那樣，《諾斯托羅莫》的第一個暗示以一種飄忽不定的奇聞軼事的形式翩翩而至，雖然毫無有價值的細節。
事實上，在1875或1876年間，當我還很年輕的時候，在西印度群島，或者說是在墨西哥灣——因為我與陸地的接觸既短又少，而且非常膚淺——聽說了一個人的故事，那人據傳單槍匹馬，在一場革命的動亂之中，在第厄拉·弗爾姆海岸某處偷竊了一整艘駁船的銀子。
這在表面上是個技藝超群的表現。但我並沒聽說任何細節，而且對作為罪行的罪行向來不怎么感興趣，所以不太可能記住它。我的確將它忘記了，不料二十六七年後在一間舊書店外面，偶然撿起一冊破書時，竟然與它不期而遇。這是一名美國海員在一位記者的幫助下所撰寫的自傳故事。在他浪跡四海期間曾在一艘縱帆船上當過幾個月的水手，船主兼船長便是那個我少年時代曾聽說過的竊賊。對此我毫不懷疑，因為在世界上同一個地方幾乎不可能發生兩起同屬那種特殊性質，又與同一場南美革命相關聯的業績。
那傢伙實際上設法偷了一艘載滿銀子的駁船，似乎僅僅是因為他的僱主們絕對地信任他——那些人判斷人員的能力肯定十分低下。在水手的敘述中他被描繪成一個十足的惡棍，一個小騙子，既愚昧，又兇狠陰沉，長相委瑣，根本配不上委託給他的重任。有趣的是他總是公開地吹噓。
他常說：“人家以為我用這條船賺了一大筆錢。但這不算什麼。我不在乎。每過一陣子我就悄悄溜走，去取一錠銀子。我必須慢慢地富起來——你懂吧。”
這人還有一點也很有意思。有次在一場口角中，水手威脅他說：“沒有什麼東西攔得住我到岸上報告你告訴我的關於銀子的事！”
那玩世不恭的無賴絲毫也不恐慌。他開懷大笑。“你這個傻瓜，要是你膽敢在岸上這么說我，你背上就會給人捅一刀。那地方的每個男女老少都是我的朋友。再說，有誰能證明駁船沒有沉沒？我又沒指給你看銀子藏在什麼地方。是不是？所以你一無所知。假設我說的是謊話呢？嗯？”
最終，水手不堪忍受那個冥頑不化竊賊的骯髒卑鄙，離開了他的船。整個小插曲在他的傳記里占了大約三頁紙。沒有值得一提的東西；但當我讀完之後，少年時代偶然聽到的幾個字得到奇怪的證實，引發了遙遠歲月的記憶，那時一切都是那樣地清新，那樣地令人驚異，那樣地富有冒險性，那樣地有趣；星空下一隅陌生的海岸，陽光中山巒的陰影，暮色里人的激情，已忘卻的閒言碎語，模糊的面容……也許，也許，世界上還是有東西可以寫的。然而起初我在這則故事中卻並沒有看出任何名堂，一個惡棍偷了一大包值錢的貨物——人們如是說。或者確有其事，或者只是捕風捉影；不管怎樣，這事本身分文不值。編造一個詳盡敘述盜竊的故事不對我的胃口，因為既然我的才能不在那方面，其結果只怕得不償失。只是當我突然想到財寶的占有者不一定非得是個眾所周知的無賴，甚至可以是個有人格的人，一個行動果敢的人，一個革命亂世的犧牲品時，只是在這個時候，我眼前才浮現出一個朦朧的地域，它將成為薩拉科省，以高聳的黑魆魆的西厄拉和雲霧繚繞的大草原作為沉默的目擊者，關注著源自不論善惡都一律短視的人的激情的諸多事件。
這便是《諾斯托羅莫》這本書的模糊的緣起。自那以後，我想，它的命運就注定了。然而即使在當時我仍然舉棋不定，似乎受到自我保護本能的警告，不願貿然踏上一條通往充滿陰謀與革命的國土的遙遠又艱辛的旅程。但這書卻是非寫不可的。
它占據了我1903—1904年間的大部分時日；其間有過多次新的踟躕，惟恐在深入挖掘自己對於這個國家的知識時，會在不斷延展的畫卷前迷失方向。而且常常，當我在共和國千頭萬緒的事務中舉步維艱時，我會，用形象的語言來說，打點起行囊，衝出薩拉科去換口新鮮空氣，寫上幾頁《海鏡》。但總體上，如同我先前所說，我在拉美——以好客聞名的大陸——的逗留持續了大約兩年。返回時發現（這種口氣有點類似格列佛船長）我的家人安然無恙，妻子由衷地高興，因為一切的煩惱焦慮總算都過去了，而我們的小兒子在我離別期間又長大了不少。
向我提供柯斯塔瓜納歷史的主要權威當然是我尊敬的朋友，已故的唐·約瑟·阿維拉諾斯，派駐英國、西班牙等國的部長，所寫的公正、雄辯的《五十年的誤治史》。那部著作從未出版——讀者將發現原因何在——而我事實上乃是世上惟一了解其內容的人。我花了好幾個小時進行嚴肅認真的思考，方才掌握了它，我希望我的精確性將受到信賴。為了對我自己公正，以及消除未來讀者的疑慮，請允許我指出那些歷史性的暗指絕非生硬地拽進來以炫耀我獨一無二的學識，每一樁都與史實密切相關；或對時事的本質有所啟示，或直接影響到我所述及的人物的命運。
至於他們個人的歷史，我試圖一一記錄在案——貴族與平民、男人與女人、拉美和盎格魯*.撒克遜、土匪與政客——手法則是在我本人內心劇烈的感情衝突中最大限度地保持冷靜。畢竟這一切也是他們衝突的故事。只有讀者才有權判斷他們的行為以及他們由於時代痛苦的必需而暴露的內心隱秘的目的，在多大程度上值得關注。我坦白地說，那個時代，對我而言，是堅定的友情與難忘的好客的時代。在這裡我必須以感激的心情提到高爾德太太，“薩拉科的第一夫人”，我們可以放心地將她託付給秘密效忠於她的莫尼漢姆醫生，至於查爾斯·高爾德，物質利益理想主義的創造者，我們必須將他交給他的礦——從中在這個世界上絕無退路。
關於諾斯托羅莫，兩個雙雙被桑·托梅礦的銀子所俘獲，在種族與社會性方面都相互對立的人物中的第二個，我感到有義務多說幾句。
我毫不猶豫地將這位中心人物塑造成一個義大利人。首先，這完全是可信的：義大利人當時成群湧入西部省，任何人只要往下讀都會明白這一點；其次，沒有另外一個人能如此完美地站在喬治·維奧拉——加里保狄諾，老式的人道主義革命的理想主義者——的身邊。對我自己來說，我需要一個老百姓，儘可能沒有階級成見及任何固定的思維模式。這並非對世俗成見的蔑視。我的理由不屬於道德範疇，而屬於藝術範疇。倘若他是個盎格魯*.撒克遜人，他就會力圖插足當地政壇。但諾斯托羅莫並沒有在一場個人遊戲中爭當領袖的雄心。他不想凌駕於民眾之上。他只滿足於成為一種勢力——置身於百姓之中。
但諾斯托羅莫之所以成為這樣一個人，主要是因為我早年從一名地中海水手身上得到了靈感。那些閱讀了我書中一些章節的人會立刻明白我為什麼說多米尼克，特列莫力諾的老闆，在某種特定的情境中一定會成為諾斯托羅莫。無論如何，多米尼克是會完全理解這個年輕人的——可能是鄙夷地。我和他共同從事一項相當荒唐的冒險工作，但其荒謬性無關緊要。想到我年輕時身上畢竟存在著某種東西值得那人半嘲弄的效忠，半挖苦的獻身，我便由衷地感到滿意。諾斯托羅莫的許多講話我是先從多米尼克的嗓音里聽到的。他的手搭在舵柄上，無畏的目光從遮擋他面孔的修士似的風帽里掃視著地平線，這時他會發出他無情哲言的慣常的開場白：“你們這些紳士！”那種諷刺的口吻直到現在還繚繞在我的耳際。就像諾斯托羅莫！“你們這些上等人！”非常像諾斯托羅莫。但科西嘉人多米尼克，對自己的宗譜滿懷自豪，這種感情在我的諾斯托羅莫身上卻是找不到的；因為諾斯托羅莫的血緣必須更為遠古。他是個負載著無窮無盡的世代傳承，卻無門第可以炫耀的人……恰如芸芸眾生。
在他對自己繼承的這片土地的堅定把握之中，在他無所顧忌的慷慨里，當他揮霍自己的天賦時，在他男子漢的虛榮心裡，在他對自己的偉大的模糊意識中，在他以亡命之徒、孤注一擲的衝動，赴湯蹈火在所不惜時，他都是人民的一分子，他們從不妒忌的自家的勢力，不屑於當領袖，卻在內部統領著。多年以後，年歲增長，作為著名的菲旦扎船長，與這個國家有著切身的利害關係，穿行於現代化薩拉科的街道，打理多種事務，身後緊隨著崇敬的目光，走訪碼頭工遺孀，出席社團會議，以無動於衷的沉默傾聽無政府主義者的講演，新的革命風潮的神秘贊助者，心頭緊鎖著自己道德沉淪的秘密，備受信賴，腰纏萬貫的菲旦扎同志，他在本質上依然是人民的一分子。在他對生活既深愛又不恭的態度之中，在他堅信自己遭到叛賣，死於背叛，卻又說不清、道不明出於何事何人，紊亂的念頭裡，他仍然是人民的一員，他們從不懷疑的——具有個人隱秘史的——偉人。
在那些動亂年月里還有一位人物我想提一下：那便是安東尼婭·阿維拉諾斯——“美麗的安東尼婭”。她是否是拉丁美洲少女的一個可能的變種，我不敢斷定。但在我的心目中她的確是。雖然伴在父親（我尊敬的友人）身邊，她始終略微處於背景的地位，但我希望她還是有著足夠鮮明的輪廓，能夠使我下面要說的話清晰易懂。在所有與我共睹西部共和國誕生的人中，她是惟一在我記憶里保有持續生命的人。貴族少女安東尼婭和身為人民一員的諾斯托羅莫是新世紀的工匠，新國家名符其實的締造者；他以他傳奇般剽悍勇武的功績，她，身為一個女子，依靠的僅僅是她的人格：惟一能夠在一個浮華子弟心中激起真誠激情的人兒。
如果真有什麼能夠誘使我重訪薩拉科（我不情願看到那些變化），那便是安東尼婭。而真實的原因——為什麼不直說呢？——真實的原因是我以我的初戀情人為模型塑造了她。我們——一夥個子高高的男生，她兩個兄弟的哥們兒，總是怎樣仰視同樣剛走出課堂的她啊！仿佛她是我們信仰的旗手，雖然那是我們大家與生俱來的信仰，可是惟有她知道如何以永不退縮的希望高擎著它。也許在靈魂中她有著比安東尼婭更多的熱情、較少的沉靜，但卻是一個在思想上毫無半點世俗塵埃、絕不通融的愛國主義的清教徒。我並不是惟一愛上她的男生；但我卻是最常聆聽她嚴厲指責我輕浮的一個——非常像德考得——或者是首當其衝，挨她無從反駁的責罵的人。她不太善解人意——但沒關係。那天下午，當我——既畏首畏尾，又膽大妄為——走進去向她作最後道別的時候，我感到手受到緊緊的一握，我的心止不住狂跳了一下，還看到一滴令我陶醉的淚水。她終於軟化了，似乎她突然明白（我們還仍然那么孩子氣！）我真的是要永遠地離她而去了，去得非常、非常的遙遠——甚至遙遠得如同薩拉科一般，無人知曉地隱匿在目光所不能及的平靜灣的黑暗中。
這就是為什麼我有時渴望再見一眼“美麗的安東尼婭”（是否可能是另一位？）的緣故，渴望見到她在幽暗的大教堂里走動，在薩拉科第一任也是最後一任紅衣大主教墓前作簡短的祈禱，佇立在唐·約瑟·阿維拉諾斯紀念碑前，沉湎於孝心之中，向馬丁·德考得的圓雕塑像投以戀戀不捨、溫柔、忠實的一瞥，再安詳地步入廣場的陽光下，顯出她挺拔的身段和白盈的頭顱；一個歷史的遺物，而人們早已淡忘了過去的一切，只是焦急地翹首等待新時代的曙光，更多革命的到來。
但這只是空想；因為我當時就十分明白，一旦英俊瀟灑的工長，人民的一員，魂消魄散，從愛與財的勞累中解脫出來，我在薩拉科便再沒有別的事要做了。
約·康
1917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