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一杯茶,一本書,一個慵懶的下午,一個帝國的命運……
秦始皇是一個暴君嗎？
陳勝是一個好領導嗎？
劉邦是一個地痞嗎？
項羽是一個紳士嗎？
李斯是一個小人嗎？
焚書坑儒被歷史誤解了嗎？
沙丘之謀究竟發生了什麼？
巨鹿之戰項羽靠什麼以弱勝強？
……
戰國末年，秦始皇帝吞併諸侯，統一中國。後焚書坑儒、大修長城，不出幾年，即在巡遊途中暴斃而薨；權臣趙高詐受始皇遺詔，擁胡亥為秦二世，指鹿為馬，一手遮天；陳勝、吳廣不堪秦之暴政，於大澤鄉揭竿而起；秦之“比干”李斯被趙高誣以謀反，腰斬鹹陽；西楚霸王項羽鏖戰巨鹿，大破秦軍，後匯合劉邦，一舉推翻秦王朝。大秦十五年，每一年都驚心動魄、風起雲湧！本書將和您一起，透過作者瀟水筆下隨性散淡的文字，穿越2200多年的時空，和那段塵封已久的隱秘歷史扶手遙望。
作者簡介
瀟水，生於1972。17歲入清華讀書，後遊學美國。喜歡讀書，天文地理，無所不讀。喜歡玩，常穿梭於世界各地。喜歡寫，文字散淡，隨性而作。
編輯推薦
本書分十章內容，講述了秦始皇從“焚書坑儒”到陳勝吳廣起義，到項梁戰死，到巨鹿大戰項羽勝利，直搗秦帝國本土而結束。其中對秦漢之際許多爭議和誤解的話題，諸如焚書坑儒的性質和標準和意圖、秦帝國滅亡的歷史性原因、陳勝吳廣的身份屬性、豪傑貴族在起義中的突出領到作用、陳勝政權的性質和敗亡的原因、李斯的罪過與勢哲學和悲劇，等等，做了鄙人方面的嘗試性的新解和闡釋，語言風格與青銅時代的戰爭系列相比，有一定的變化，從適合年輕趣味讀者的需求角度來講，可能相對青銅時代的戰爭系列來講，有所減弱。但也因此可能會適合更廣泛的背景讀者。
目錄
第一章 秦始皇的最後歲月
第二章 劉邦開始造勢
第三章 一個獨裁者，四個大工程
第四章 專制時代開始了
第五章 始皇暴斃，趙高得勢
第六章 被私慾壓垮的陳勝
第七章 章邯救秦，伏屍萬里
第八章 項羽出道，殺氣逼人
第九章 機關算盡，李斯冤死
第十章 項羽掐斷大秦最後一口氣
另一真相
秦始皇是一個暴君嗎？陳勝是一個好領導嗎？劉邦是一個地痞嗎？項羽是一個紳士嗎？李斯是一個小人嗎？焚書坑儒被歷史誤解了嗎？沙丘之謀究竟發生了什麼？巨鹿之戰項羽靠什麼以弱勝強？……大秦十五年，每一年都驚心動魄、風起雲湧！透過作者瀟水筆下隨性散淡的文字，穿越2200多年的時空，遙望那段塵封已久的隱秘歷史。
事功精神與大興土木
可是為什麼秦始皇非得“強力疾作”，搞那么多大項目呢？少搞一些項目，不就緩解了人們的焦苦和怨恨，退一步而海闊天空了嗎？唉，沒辦法，秦人非得搞這些項目！就像得了強迫症一樣。這也是出於一種無奈。
作為中國第一個統一王朝的建立者，秦始皇有很多難言之隱和巨大挑戰：秦王朝雖然形式上統一了中國，但六國之民並不服氣，而且他們習慣了長期分裂的歷史事實，對統一的好處還很朦朧，對新的社會體系猶疑不定。分裂的歷史慣性是如此強大，以致有人刻下“秦始皇死而地分”的回覆從前的口號。這就要求新政權必須有所作為，以樹立在民眾中的權威。統一王朝首要做的就是有所造就，修長城、造陵墓、擊匈奴，樹立政府的成功偉大形象，剎住歷史的分裂慣性，鞏固新王朝的命數。這就像新中國在1949年統一以後，在國際上被敵視，很多國家尚不承認中國政府的合法地位。所以當時需要大煉鋼鐵，搞核子彈，給外邊人看看，“趕英超美”，獲得國際承認。
秦始皇修的陵墓，不單單是為了個人享受，也是如史書上所說的“非壯麗無以壯威”，是為了給六國之民一種震懾和信心，以便接受“壯威”新的政府，領著他們在統一的路子上堅持地走下去。我們不能單純說秦始皇修陵墓宮殿、興建作，純是為了滿足個人貪圖享樂的私慾。“殘賊天下，以奉個人之欲，荒淫暴虐”，這樣簡單地把問題歸結到個人品行上，是不公正的，也是淺薄的。
秦人強力疾作，大搞項目，除了為了樹立政府權威，也跟秦人傳統的“事功精神”有關。
秦國歷來是個務實幹的雄心勃勃的國家。他們最初是偏於西陲的蕞爾小邦，卻變法圖強，志在天下，以賞功原則作為激勵官吏與民眾的手段。在歷代秦政府的強力引導下，執著進取的“事功精神”漾溢於廟堂之上，播散於鄉邑之間。所謂“事功”，我們可以把它理解成“作事立功”，必有所為的意思。對事功目標的執著追求，使秦國全社會能量高度迸發，聚焦出極大的社會效率，終於通過長期競爭戰敗了六國。到了秦王朝建立以後，秦人的“事功精神”沒有泯滅。但是沒有什麼仗可打了，那就搞大興修建和對外擴張吧。於是就大興造作和軍事行動，終於要幹的事情太多，失去了控制，到了帝國和民眾所無法承受的地步，乃至帝國迅速崩潰。
事功精神與秦王朝的興亡，可謂成也由之，敗也由之。
我們說，秦始皇熱衷“事功”沒有錯，這總比啥都不乾整天泡妞強吧。但秦始皇違背了“量力而行”這條基本規律。在一個久經戰亂才建立起來的王朝初年，本應該休息養民，他卻大興事功，真是求死有道啊。
吏治清明的背面
李自成曾在對明朝開戰的檄文中這樣控訴：“皇上並不太壞，但總是被蒙蔽著。臣下全部結黨營私，絕少有公正忠誠的。百姓的脂膏都被這群黑幫化的官僚榨乾了，財貨都進入這幫官僚集團的私人腰包。”
但是秦王朝的情況則有不同。秦王朝的各級官吏都戰戰兢兢，奉公辦事，被各類考核指標約束著，沒有貪官污吏橫行的場面。從側面來看，秦朝的吏治還是好的。譬如，劉邦押送勞改犯去驪山，中間跑了幾個，他自知官法嚴厲，無可通融，只得自我了斷，主動逃職，可見當時沒有私人請託，找找上級通融通融，送禮免罪的路子。
按道理，皇帝對於自己的官僚團隊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秦始皇對自己的團隊格外嚴格，出土的秦律規定，官吏受賄一文錢，就刺字去修城牆。挪用公府里的公款，以盜竊罪論處。甚至你使用公家的馬馱運自己的行李（公車私用），就要被處以流放的刑罰。官吏徇私枉法、隱瞞曲報、不執行中央政策、不務正業、借權勢幹壞事，都要被處以含撤職、流放在內的各種刑罰。《史記》上就清晰記載了秦始皇曾專門下令把一批審判刑事案件時候徇私枉法、判決不公的官員，發配去修長城。這大約也是古來絕無僅有的事情。
看得出來，在秦王朝做官，實在是不容易。官不好當，是一個社會政治成熟的標誌。如果一個社會，做官是件非常舒坦和沒風險的事，那其實不是個好社會。秦王朝就是憑著這個一絲不苟的法家政府，獲得了戰勝六國的偉業，並且在隨後的短短十五年中，完成了長城、馳道、秦始皇陵、兵馬俑等宏偉工程。
在這樣的嚴苛要求下，我們有理由認為，秦王朝的吏治頗好，從地方徵收匯向中央的財富，官吏們應該是不敢從中截取，或者巧立名目額外盤剝的。秦政府從民間掠取的財富，直達中央的高端。這些財富除了被最高統治者個人消費外，大量是投向了開疆闢土的戰爭和帝國擴張，而在長的時空歷史視角來看，秦帝國一統天下、大興事功是一件大好事。他斂了錢畢竟是幹了事了，相比之下，明朝從老百姓搜刮來的大筆財富，是塞進了各大小貪官如劉瑾之徒的私人腰包。明政府軍的兵員和糧餉卻根本不夠。明朝偌大的政府的對外功業，還不如老秦區區三千萬人的帝國。
但是，太“廉明”了也不好，秦皇帝剛剛嘗試皇權專制沒有經驗，過多地對官吏團隊苛察嚴求，使得這些官員在壓力下無利可求，最後使得他們與專制中央之間發生離心力。在後來天下大亂的時候，秦朝設在各郡縣的官吏，往往成為反秦的主力和首倡者——比如劉邦和他的同僚蕭何、曹參等人，乃至劉邦所供職的縣的縣令，都是如此。所以後代的皇帝學乖了，在人民大眾和官吏層之間，他們只惹一個群體。
後代的皇帝儒法並用，在用法家這套苛察考核以駕馭官吏的同時，也講“仁義道德”，那就是對官吏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容許他們呈現一種“大面積低度腐敗”，只求他們有忠心和遵守所謂官場體系下的道德，業績與廉潔守法和能力反在其次，於是官吏層就和皇帝綁在一起了。
背黑鍋的“暴君”
作為皇帝，所謂殘暴，最直觀的理解，就是濫殺人。但是秦始皇時代的法令並不殘苛（是秦二世修改法律才變酷的），他也不曾濫刑民眾，更不曾以殺人取樂。雖然後人口口聲聲說秦始皇殘暴，卻說不出秦始皇哪怕曾濫殺的一個大臣的名字。他始終信用王綰、李斯、馮去疾、尉繚、馮劫、王翦、王賁、蒙恬、蒙毅、李信一乾重臣，終無變移（這幫人不論文武，從個人能力來講，每個都是獨步一時的命世之才）。
相比之下，秦昭王曾殺名將白起、名相范雎，劉邦曾殺功臣，例如殺韓信之全家，把彭越切成肉泥，漢景帝殺周亞夫、誅晁錯，漢武帝殺李陵家小，朱元璋殺藍玉、胡惟庸、徐達等大功臣，不論這些誅殺是否有一定道理，但都是讓人痛心的“聖德之累”，而秦始皇除了在年輕的時候逼死過呂不韋以外，並沒有再殺過大臣。如果視秦始皇為殘暴，則其他上述知名的大牌皇帝們，就更殘暴了。
如果非要用貶義詞來描述秦始皇的話，我覺得用“急躁、專獨”也就夠了。“急躁”是指他急於事功，大興項目，搞得民不聊生，轉徙流亡；“專獨”是指他焚詩書、坑術士，不許人們憑著書本議論提意見，同時“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大臣們成了擺設。
董仲舒在《漢書·食貨志》中曾發言說：秦朝的勞役，是“三十倍於古”，田租“二十倍於古”，我在前文中曾引用了他的這組數據，讀罷感覺老秦對人民的騷擾侵奪，令人不寒而慄，實在是太不像話了！
但是，董仲舒的這組數據，以及他得出該數據的算法和依據，其實大有問題。
按《漢書·食貨志》原文：“當時漢武帝與外邊的四夷過招，代價極大，內部又大興功業，役費並興，而去民本（意思是老百姓跟著他瞎忙，種地的根本事業反都顧不上了）。”於是，董仲舒上書勸告漢武帝——在上書中，董仲舒說出了秦的那組可怕的數字。
有學者論，這組數字，其實並不是秦的數字，而剛好正是漢武帝時代的數字。秦固然勞役、田租也高，但還沒有達到這個天文數字水平（秦的勞役，據學者論，最多是古代的九倍，而達不到三十倍）。
董仲舒之所以強稱其為秦制度，是其規諫漢武帝的一種手段。讓漢武帝知道，秦按照這種制度去搞，終於把自己國家搞亡了。你快改悔吧！
於是，在中國後代大臣的口中和筆下，秦王朝和秦始皇，都成為罪惡的靶子，一有機會，隨手就是一箭——“老秦曾經這么做啊，你快快改悔吧，不然你就是秦始皇那樣的暴君了，要像他那樣速亡了！”
為了起到教育當代君王作用和說理有力的效果，秦始皇必須被打扮成暴君，後人犯的錯誤，也往往安到他們頭上。於是他和商紂王一樣，也成了文章的大明星，大反派。
舉個例子吧，《漢書·西域傳》，這是正史了吧，其中說：“（漢武帝）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三輔黃圖》引《廟記》說：“長樂宮中有酒池，池上有肉炙樹。漢武帝行舟於池中，天子於上觀牛飲者三千人。”明明是漢朝人自己的醜事，臣子們不敢說，卻轉安到一千年前的紂王身上去。
看來，紂王在沙丘的宮殿也許是有的，酒池肉林卻多半是漢朝人投射給他的，是假的。
坑術士還是坑儒生
當時有侯生、盧生兩個騙子，是給秦始皇弄仙藥的，但是弄不來，於是想到了逃跑。逃跑倒是並不打緊，但是兩人臨逃跑前還說了很多話，給秦始皇提了很多意見，諸如“貪於權勢”（喜歡獨裁）、“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不肯授權給百官）、“上不聞過而日驕”（皇上聽不進不同意見）什麼的，並且傳遍了鹹陽。這就要嚴辦了！於是秦始皇警覺起來，認為這個政治事件一定是代表了一批人。
秦始皇說：“我前一時間剛剛收繳了天下的書籍。但是侯生、盧生這幫人，弄不來仙藥不算，臨走還誹謗我。”秦始皇話里的邏輯很古怪，收繳書籍和弄仙藥有什麼關係啊？
其實很有關係。侯生、盧生的誹謗使秦始皇意識到：雖然前面收繳焚燒了民間書籍（目的是鉗制輿論、禁止議論與誹謗朝政），但這個工作並不很成功，侯生、盧生還不是在這裡誹謗嗎？秦王朝最忌諱的就是誹謗皇帝和非議朝政了。
任何統治者憑著常識都會進一步意識到：侯生、盧生的誹謗朝政絕不會是個別現象，類似的誹謗者在天下一定還有。那該怎么辦呢？天下那么大，不可能短時間內挨個排查，但鹹陽就在腳下，如果排查出一些造謗分子，然後用重刑殺掉，就可以起到“以懲後”的作用，即震懾全天下的誹謗分子從此三緘其口，不敢再誹謗議論時政。所以殺的時候必須用極刑，而且殺得熱熱鬧鬧，用坑掉這種不常用的極端殘忍的做法最合適不過了，可以起到觸目驚人、以儆效尤的廣告作用。
於是，他下令在鹹陽的“文學方術士”（頌太平和煉丹藥的人）里進行排查，查出了四百六十個“妖言以亂黔首”的人，坑掉了，算是給天下所有的政治異見分子打了廣告。
整個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史記》上管它叫做“坑術士”。但後人出於對秦帝國的怨恨，或者借喻以說教當政者的需要，而把“坑術士”訛成了“坑儒生”。這是會誤導人們對這個事件的性質的認識的。
當然，被坑者中間也會包括一些儒生，但他們被坑不是因為他們是儒生，而是因為他們的政見與主流意識形態不合，所謂“議論不合者”。這些人被坑掉是因為跟政府不唱一個調子，而不是因為他們學儒家。
焚詩書、坑術士這兩件事一前一後地緊隨發生，之間大有聯繫，目的是一樣的，都是為了改造舊的分封制體系的意識形態，向皇權專制的意識形態轉型，倒不是和儒家過不去。而且，從史料上看，坑術士也好，坑儒也好——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坑意見不合者——並沒有擴大化。
它替後代君王做了思想向皇權專制開始轉變時難免要做的事情，雖然手段或許不如董仲舒建立一個從先秦儒家修正過來的新儒家，作為皇權時代主流思想以完成思想轉變來的高明。但在那個來不及有董仲舒的時代，而在有先秦風骨的人又很多的情況下，也許這么做是客觀上的被迫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