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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很難在思想上達到一致，所以人們總是看見枯燥的爭論在不休地上演。惟有一個例外是環境問題；愈來愈多的人被卷了進來，購置山林的、義務植樹的成了風潮，呼籲保護環境的大軍，漸漸壯大遍及一切階層。除了對沙漠化自然關注的綠色行動主義，對文化環境的愛憐目光也在對焦。義憤填膺的聲浪干涉著粗野短見的施工隊，人人都成了文物保護者。強調講究的文化，痛斥淺薄的建設，老外特別來勁；常聽說哪位歐美國籍的夫人，在不辭辛苦地阻擋拆遷、保衛胡同。誰能說這不是一種社會進步呢？但任憑什麼，也擋不住隆隆的工地轟鳴。一座城市又一座城市，歷史的積累和寶貴的遺存，還是依次被拆光毀盡。雷同的十字路高架橋，使本地人找不到家。乏情的銀行樓大商廈，把粗獷北方和陰柔南方，統一成一個可憎的模式。在酷似上世紀70年代簡易樓的種種叫賣歐陸加州的樓群中、更絞盡腦汁添造了鳥巢和鍋盔；洋專家利用新潮的官僚心理，給害羞不已的都市再造一個詞，一個叫做“市”的辭彙，被濫用得曖昧可笑：不僅有若“定州市涿州市”之類的漢字悖義，在古老的草原上，你能理解如“呼倫貝爾市海拉爾市滿洲里市”這樣的招牌么？而肆虐於市的癮頭似乎還遠未過去，人們正靜候哪天出現“中國市北京市八達嶺市”的正式頒布。唐宋傳奇中的天下軍州、歷史地圖上的州府路道、哪怕革委會時代的縣地省，一切歷史沉積結晶的人類聚落描述——州、府、省、縣、鎮、集，無論大小輕重，不問功能內涵，都變成詞義不明的“市”。頭上是一刀切的高度，眼裡是白晃晃的瓷磚，耳中再聽著剷除古蹟的訊息，單調和疲憊的盡頭，使人不再喜愛自己的家鄉。
所幸這畢竟是一個允許議論的領域。如保護樹林一樣，誰都可以對破壞古城風貌者，狠狠罵上幾句。甚至國家的標誌劇院尚未落成，就讀到咒它“王八蛋式建築”的文字。最早的呼籲者，那些在這個領域尚帶有濃烈政治意味時呼籲的人們，其實早已絕望地沉默。
也許，對我們這個感性遲鈍的民族，惟有到了歷史城市消亡的時刻，對城市史的觀察才可能開始。非要到了仿古街道一條條被偽造出來、而且錯覺隨之發生，連我們也真要把它們當作古蹟——新歷史城市就這么差強人意地登上了舞台，管你願意與否——人才靜心轉過身，注意珍貴的歷史城市。
人類文明的進程，在遠古的岔路口上分開的時候，城市的類型，呈現了不同的思路。也就是說，我們擁有的城市，其實在最初就有一些先天的弱點。今天有心思地比較了地中海的一些名城，才發現它們沿襲了不同的規劃。
比如，格拉納達是在一條山脊上，沿著山勢走向和起伏，先營造了宮殿即王城。然後在要塞的牆外，隨意地興起了百姓的民居。廣場即是市集，借鄰家外壁做我家的前牆，順著幾戶鄰里的小徑，勾連成城市蛛網般的通路。家居和土地的私有，限制了國家的霸道意志，一個街區與另一個街區之間是交通大路，它們沿著泉眼流水，給後代留下了改造的依據。都市建設中，藉助自然的思路，使人類獲得了說不清的好處。千年過去之後，整個那種布局，更顯現出一種迷宮的魅力。難怪數百步之內的王城和居民區，阿蘭布拉宮和阿爾巴辛窯洞區，兩處都早早被定為人類文化遺產。
而在中國人的腦子裡，規劃就是禮制。從《周禮·考工記》的時代，九經九緯的大平面，任憑改朝換代滄海桑田，未曾有一點更改。這是統治者逞示威嚴的平面，而不是居住舒適與合理的設計。這樣的布局規劃，必然把城市選擇在平原上，而平原城市除了對水患與戰爭的無力，它放棄了建築的落差，其實也就是丟失了城市的奧深。
禮制規劃的缺陷，不能單從平原的安置來追究。僵化的不僅是切豆腐式的劃分，理念中的其他因素，也使城市難得長命。不用說安陽的殷墟，不用說《清明上河圖》的汴京，即便那萬國來朝的偉大長安，它天下聞名的里坊，為什麼後來蕩然無存了呢？值得反省的例證不勝枚舉。喀什噶爾也坐落在平原上，它的魅力為什麼那么誘人呢？順便說一句：喀什市的愚蠢改造，也正以消滅魅力為綱領，以九經九緯為圖紙，日以繼夜地進行著。
除了平面之外，建築材料也是一處軟肋。從殷墟到戰國的高台(如趙國叢台楚之章華)，古代的材料只有夯土。木頭加夯土的速朽，是不言而喻的。後來添些硬材料，中國建築走上了漫長的土木材料之路。這種建材作為城市的細胞材料，它的易損速蝕，造成了古代建築的保存難度。它無法和比如地中海東岸的阿拉頗，那座石築古城相媲美。遍地的古建築，其實都必須百年一落架，三十年一補修，看似碑文上寫著遠溯唐宋，其實眼前的寺廟殿堂，一色幾乎都是清代重建。我們缺乏使用石頭的傳統。無邊的平原上，昔日星點分布著燒磚窯，今天到處興建著水泥廠。那么也就沒有如阿拉頗，沒有那種沿著地中海的、上溯紀元前後依然巍峨屹立的羅馬遺蹟。土木材料的廉價和限制，滋生著都市建設的投機和短見。抽時間遛一遛石材市場開人眼界：原來根本就沒誰打算建一座石頭的建築，只有人把石頭切成片，“乾掛”在劣質材料的骨頭上！
如此建築，如此建築堆積而成的城市，它的難存韻味，它的歷史遺存，早已是危若累卵。
布羅代爾在《地中海史》里歸納了早期資本主義城市的一些要素，諸如城市誕生的地理原因，以及它與市場和交通的關係，城市的官僚、商業、工業、手工業、宗教、軍事等諸多功能，指出了城市含有的糧食、政治、交通、人口等病灶，最後總結了城市的銀行時代。他說：“如果說城市生活是分階段發展的，那么，它也是分階段衰退的。城市的誕生、發展以及衰落與整體經濟形勢息息相關。城市在衰退過程中，陸續放棄它們的力量根源。”(商務，第一卷，P468)
但在16世紀導致資本主義城市興起的交通因素，尚未如今天一樣發展為城市之癌。交通是城市的脈管，它一旦癰腫發炎，城市便高燒癱瘓。發展交通，這是一個神聖的名義。交通難題是一切陰謀和腐敗的掩體。房地產的巨額利潤，當然也在這種掩體背後暗暗計算。城市是脆弱的；僅僅一個交通的藉口，就可以把每一個北京胡同的路口都變成立交怪物。城市裡的人更是脆弱的；工程隊和開發商的背後是“不可抗拒力”，人只能接受從自己的家離走遷徙的判決。隔離樁、鐵柵欄，為了交通七十老翁在爬高高的過街橋，然而汽車仍然如蝗災般瘋狂湧來。拓寬，把每一條路都拓寬到80米、100米，礙事的九經九緯，可以在它的81個交叉點都建起恐怖的立交橋。不遠的未來，可以暢想人行橫道上擠滿了擺渡般的過街公車。區區胡同就盛不下你的鄉愁么？為了交通、汽車、樓盤，為了長官意志和肥腴利潤，可以把一切文明剜骨剔肉，拆個精光！
我想起摩洛哥的菲斯城。那座古城連同今日的生活，都是聯合國的文化遺產。它也建在一個大致平坦的地面，材料也不是堅硬的花崗石，它居然用毛驢車的單行線對付交通問題。關鍵是在那裡的城市建設中，對文化的珍惜是絕對的，如同禁忌一般，沒有人敢動古城一根毫毛。而在缺乏社會監督和異議表達的規劃中，毫無禁忌，惟有霸道。
曾見過鄭州底層的舊景頃刻消失，又看到昆明木造的老街逐間拆毀。前年不見了伊犁漢人巴扎的風情，此刻又目擊喀什的帖姆巴旦被圍困——城市如同歷史，脆弱且可以塗改。遺憾已經化成了悲哀，早已是墨雖濃驚無語。難道我們競相傳遞古城拆毀的訊息、難道我們比賽對濫拆運動的詛咒么？再聽到誰絮叨北京的胡同，我感到心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