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內容
詞論《詞論》為李清照所著，繼承了蘇門論詞的菁華，並提出了她自己新的詞學觀點，對南宋中後期江湖詞派的詞學理論具有深刻的影響。
全文如下：
樂府聲詩並著，最盛於唐。開元、天寶間，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隱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慘沮，與同之宴所。曰：“表弟願與坐末。”眾皆不顧。既酒行樂作，歌者進，時曹元謙、念奴為冠，歌罷，眾皆咨嗟稱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歌。”眾皆哂，或有怒者。及轉喉發聲，歌一曲，眾皆泣下。羅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後鄭、衛之聲日熾，流糜之變日煩。已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詞，不可遍舉。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息。獨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皺一池春水”之詞。語雖甚奇，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餘年，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於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茸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何耶？蓋詩文分平側，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既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有押去聲，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詞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無鋪敘。賀苦少重典。秦即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黃即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矣。
詞論新解（作者郭峰）：
李清照《詞論》繼承了蘇門論詞的菁華，並提出了她自己新的詞學觀點，對南宋中後期江湖詞派的詞學理論具有深刻的影響。
北宋中後期，蘇門盛行作詞論詞之風。這種風氣和當時詞壇是息息相關的。蘇軾繼柳永以後登上詞壇，追求一種與柳詞不同的風格。蘇軾有意提高詞的品位，常常以柳詞的低俗為戒，
他批評秦觀道：“不意別後，公學柳七作詞耶？”還把秦觀和柳永相提並論，調侃道：“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其實，秦觀與柳永自有雅俗之別，但秦詞氣格不高、纖弱細膩，引起蘇軾的不滿。
黃庭堅認為詞意高勝，要從學問中來。他評蘇軾《卜運算元》云：“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跋東坡樂府》）他還非常重視詞作情感的雅正，認為晏幾道詞是人品學問的自然流露，如平生潛心六藝、玩思百家等。晏幾道用至誠至善的心態待人接物，其詞不含世俗社會的一點雜質。黃庭堅稱之為“狹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小山集序》）這和元代陸行直所說詞的特質“正取近雅，又不遠俗”（《詞旨》）很相近。詞就是用通俗的題材來表現高雅的情感，是一種介於雅俗之間的文學形式。
陳師道論詞注重本色，認為蘇軾以詩為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從本色出發，他推舉秦觀、黃庭堅為詞壇典範，認為唐人尚用不及；還自詡他自己的詞作，不在秦、黃之下。
晁補之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聲甘州》云：‘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真唐人語，不減高處矣。歐陽永叔《浣溪沙》云：‘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鞦韆。’要皆妙絕，然只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蘇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居士辭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黃魯直間作小辭，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是著腔子唱好詩。晏元獻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閒雅，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薄桃花扇底風’，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張子野與耆卿齊名，而時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韻高，是耆卿所乏處。近世以來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六）晁補之評當世詞人與李清照《詞論》在評價詞人範圍、觀點上大體是相近的。
張耒《東山詞序》指出了賀鑄詞的兩個特點：其一，賀鑄詞雖然呈現出各種不同的風格，但其內在的精神是一致的，“直寄其意耳。”（《賀方回樂府序》）其二，賀鑄把博學業文之才與天理自然之情統一起來，化才學為清空，這是一個很高的詞學境界。
蘇軾的門生兼幕僚李之儀，也擅長論詞，他說：“長短句於遣詞中最為難工，自有一種風格，稍不如格，便覺齟齬。唐人但以詩句而用和聲，抑揚以就之，若今之歌《陽關》是也。至唐末遂因其詩之長短句而以意填之，始一變以成音律。大抵以《花間集》中所載為宗，然多小闋。至柳耆卿始鋪敘展衍，備足無餘，形容盛明，千載如逢當日，較之《花間》所集，韻終不勝。由是知其為難能也。張子野獨矯拂而振起之，雖刻意追逐，要是才不足而情有餘。良可佳者，晏元獻、歐陽文忠、宋景文，則以其餘力遊戲，而風流閒雅，超出意表，又非其類也。嚼味研究，字字皆有據，而其妙見於卒章，語盡而意不盡，意盡而情不盡，豈平平可得仿佛哉！師道殫思精詣，專以《花間》所集為準，其自得處，未易咫尺可論，苟輔之以晏、歐陽、宋，而取捨於張、柳，其進也，將不可得而御矣。”（《跋吳師道小詞序》）李之儀所說的詞“自有一種風格”、詞難於詩以及對北宋詞壇諸公的褒貶，對李清照《詞論》影響很大。他所指出吳師道提高詞品的途徑，正是李清照論詞的目的之一。
上文，我們不厭其煩的臚列蘇門論詞的基本觀點，說明這樣一個事實：李清照《詞論》不出蘇門論詞的畛域，不僅所討論的問題一致，就連詞學觀點也有一定的承傳關係。其中以晁補之、李之儀對李清照的影響較為顯著。李清照論詞為什麼出自蘇門呢？李清照的父親李格非遊學於蘇軾門下，為蘇門後四學士之一，多與蘇門諸君子、學士切磋交流。李清照跟隨其父生活在汴京，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前輩詞人的影響。所以，由她來薈萃蘇門的詞論是順理成章的。李清照除了繼承前人的論詞觀點以外，還提出了自己的詞學主張，這就是本色雅正論和宋詞才學化的發展趨向，體現在她把北宋詞人分為“知之者”和“不知之者”，以及她對兩類詞人的批評和回護態度上。
詞是音樂文學，一旦離開了歌唱的氛圍，藝術價值要大打折扣。這正是《詞論》一開始就談到李袞歌唱技藝的原因。從本色歌唱出發，李清照把詞人分為“知之者”和“不知之者”。對於“知之者”，她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詞不僅僅要配樂歌唱，還要唱出雅正的情感來。晚唐五代的鄭衛之音、流靡之變太低俗，南唐君臣的亡國之音太哀傷，都不適合大一統王朝的時代氣氛。真正的好詞和時代精神是一致的。經過宋初百餘年的涵養，產生了第一位大詞人柳永。柳氏長期混跡於歌樓妓院，能移宮換羽，翻舊譜為新聲，詞作流傳極廣。但柳詞意趣萎靡，多是一些閨門淫褻、羈旅狎妓之情。同時的其他詞人，張先、宋祁、宋郊、沈唐、元絳、晁次膺等，格調有所提高，也不乏精彩之處，如人們耳熟能詳的“三影郎中”、“紅杏尚書”之類。但他們總體才情不高，還不能成為當世的名家。李清照所謂的“知之者”，包括了本色和雅正兩點。符合這兩點的僅有晏幾道、賀鑄、秦觀和黃庭堅四人。就這些為數寥寥的“知之者”還各有一病，集中表現在運用才學上。晏幾道多短章小令，純任天籟，看不出其中的人力功夫；秦觀長於寫情，運用才學的功夫較差，用典多是照搬引用或簡單的改頭換面，很少像蘇、黃那樣給傳統的故實賦予全新的意義，達到點鐵成金、化腐朽為神奇的功效；黃庭堅不愧為江西詩派的宗師，化用故實水平很高，但他的某些言情詞意趣不高，是“使酒玩世”和“筆墨勸淫”的產物。李清照對“知之者”，皆摘其短，無一人能夠倖免。而對“不知之者”又比較寬容，在指出他們“以詩為詞”、“以文為詞”的缺點之後，還發掘出許多優點。這些優點也集中在運用才學上，如晏殊、歐陽修、蘇軾等人，“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因為他們學識淵博，貫通了天然和人力，作詞就像是從大海中舀取一勺水那樣，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隨心所欲而雍容典雅。散文家王安石、曾鞏的小詞令人絕倒，也能把才學演化到極致。張炎《詞源》承李清照之觀點，認為王安石詞和蘇軾、姜夔詞一樣，也具有“清空”的特點。李清照指出的宋詞才學化途徑就是堅守詞的本色雅正，汲取“不知之者”的長處，把二者融會貫通、揚長避短，達到一個更高的藝術境界，這很接近張炎《詞源》的清空騷雅。
蘇門詞人之後，執北宋詞壇牛耳者為周邦彥和李清照。周邦彥從詞的創作方面，探索出本色雅正、運用才學的法度；李清照則從理論方面闡明了這個趨勢。根據我們今天的研究成果，周、李二人沒有什麼交遊，但他們在同一時代、從各自擅長的角度、殊途同歸地指明了宋詞的發展趨向。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現象。直到南宋中期姜夔登上詞壇，才把這個趨向演化成“清空騷雅”的詞風，形成一個聲勢空前的南宋江湖詞派。正是在這一點上，凸現出了《詞論》所具有的詞史意義。 （作者單位：南京師範大學）
全文翻譯：
古樂府歌與詩並列發展的最高峰，是盛唐時期。
唐開元、天寶年間，有一位歌者叫李八寶，唱歌妙絕天下。有一次，剛剛及第的進士們在曲江大開宴席，其中有一位及第的名士，吩咐李八寶故意穿一身舊衣，戴一頂舊帽子，隱瞞自己的真實姓名，並裝成神情慘澹的樣子，一同參加宴席。然後對眾人說：這是我的表弟，讓他坐末席吧。參加宴會的眾人都對他毫不在意。眾人邊喝酒邊聽歌，許多歌者輪流唱歌，其中只有曹元謙、念奴二人歌唱得最好。唱完後，大家對二人的歌聲稱嘆讚賞不絕。這時，那位名士忽然指著李八寶對大家說：請讓我表弟為大家演唱一首歌吧。眾人都曬笑起來，甚至還有人生氣起來。等到李八寶一曲歌唱完後，卻引得眾人都哭了起來。團團拜伏在李八寶周圍，都說：你肯定就是李八郎啊。
從此以後，鄭地和衛地的樂聲在當時更加流行起來，這些聲樂的柔糜之處、音節變化也更見煩瑣。唐朝時已經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曲調，不能一一枚舉。
到了五代的時候，各路諸侯紛紛建國，中華大地戰亂不斷，斯文掃地，更無人作新曲沿途傳唱了。這時只有南唐李璟、馮延巳等君臣溫文爾雅，時有新作問世，其中有名的作品有李璟的《浣溪沙》、馮延巳的《謁金門》，“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皺一池春水”更是其中的名句。句子雖然很奇特、很優美，但是要滅亡的國家所唱出來的歌聲也帶著很深的哀傷，就不能算曲子詞中的上品了。
到了宋朝，禮儀、聲樂、文章、武功都已經齊備了，又休息生養了百餘年，才有柳屯田柳永，變樂府舊聲為新聲，有《樂章集》傳世，確立了他在宋詞大家中的地位。但柳永的詞雖然非常適合於音律，但詞句卻俗不可耐。又有張子野（張先）、宋子京（宋祁）宋公序（宋庠）兄弟以及沈唐、元絳、晁次等人輩出，雖然時時有妙語傳世，但卻整篇破碎，不能稱為名家。到了晏元獻（晏殊）、歐陽永叔（歐陽修）、蘇子瞻（蘇軾）這些人，他們學究天人，填這些小歌詞，應該就象是拿著葫蘆做的瓢去大海里取水一樣容易，但是實際情況並不如此，細細琢磨他們的詞，句子都嫌雕琢得不夠。而且他們的詞又往往不協音律，這是為什麼？
這是因為詩和文章只分平仄，但詞卻要分五音（宮商角徽羽），又分五聲（陰平、陽平、上、去、入），又分六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還要分發音的清、濁、輕、重。比如當世（北宋後期）的那些詞牌名叫《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的，既可以押平聲韻，又可以押仄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有押去聲，又押入聲。本來是押仄聲韻的，如果押上聲韻則與音律協調，但如果押入聲韻，就不能作歌唱了。王介甫（王安石）、曾子固（曾鞏），他們的文章有西漢時風格，但如果他們作詞，只怕會讓人笑倒，因為這樣的詞讀不下去。
這樣我們就知道了，詞別是一家，但知道的人卻不多。後來晏叔原（晏幾道）、賀方回（賀鑄）、秦少游（秦觀）、黃魯直（黃庭堅）一出，才得詞中三味。但是晏幾道的詞短於鋪敘，賀鑄的詞短於用典。秦觀的詞卻致力於婉約、情深一片，詞中卻少了實際的東西，就象一個貧窮人家的美女，雖然長得很漂亮，打扮也很時尚，但骨子裡卻始終缺乏那種與生俱來的富貴氣態。黃庭堅的詞內容倒是充實，卻有些小毛病，就象一塊美玉，卻有些斑點，所以價值自然要打些折扣了。
李清照的《詞論》，敘述詞的源流演變，總結以前各家創作的優缺點，指出了詞體的特點及創作的標準。從《詞論》中可以尋出三個要點：
（1）一 詞的雅俗問題；二詞的音律問題；三詞“別是一家”的解說。
（2）一二兩點是為了論證第三點而作的具體闡述，故其“詞別是一家”說，是三點中最核心的問題。
（3）對此說的看法，歷來詞評家褒貶不一。
李清照《詞論》中，以闡述唐世樂歌的繁榮，及樂歌和詞曲的密切關係，作為她提出詞“別是一家說”的根據。她指出：詞是“歌詞”，必須有別於詩，詞在協音律，以及思想內容、藝術風格、表現形式等方面，都應保持自己的特色。她就詞區別於詩的種種特點，進行了認真的考索，提出了許多精到的見解，主要有以下幾點：
（1） 高雅，不滿柳永“詞語塵下”；
（2） 渾成，不滿張先、宋祁諸家“有妙語而破碎”；
（3） 協樂，要分別無音六律和清濁輕重，不滿晏殊、歐陽修、蘇軾的詞只是“句讀不葺之詩”；
（4） 典重，不滿賀鑄的“少典重”。
（5） 鋪敘，不滿晏幾道的“無鋪敘”。
（6） 故實，不滿秦觀“專主情致，而少故實”，黃庭堅“尚故實而多疵病”。
李清照依據這些要求，提出詞“別是一家”之說，主張分別詩詞畛域，對兩種不同形式的文學應該做出不同的對待。就這方面說，是合理的。各種問文體的藝術特徵，應該有它相對的獨立性。詞是經過百年的發展而後形成的，它有自己固定的形式、發展規律和創作方法。自然，詞從晚唐五代到北宋末年，一直局限於“艷科”的面目，柳、蘇兩家先後崛起，從詞的形式和內容上，突破了傳統的規模，開闢了廣闊的道路，這都是必要的舉措。在抗金救亡的風雲時代，一些有民族氣節的詞人用“橫放傑出”的風格，激切高昂的聲調，寫出了許多鼓舞人心的作品，這是他們不可磨滅的文學業績。然而，在北宋時代，確有一些文人，包括蘇軾的某些作品，想運用詞體來表達玄深的哲理思想。李清照對那些既疏於音律，又毫無詞境的製作提出批評，是為了救敝補偏，矯正詞風。故有的詞家認為，她提出詞“別是一家”的主張，就是針對蘇軾“以詩為詞”的傾向而發的，是不無道理的。據夏承燾先生的考證，《詞論》是李清照於戰亂前所作，至於其後因時局變化而帶來的詞風的轉變，是李清照所不能料及的。我們看北宋末年的詞壇趨勢，可以知道 ，李清照的論文雖然只表示她個人的主張，但是她的主張基本上代表了當時多數人認為詞應該以婉約為正宗的看法。實際上，從宋至清的整個詞壇的情況來看，詞的內容是以婉約風格為主的。李清照提出詞“別是一家”，必須有別於詩，較正統地反映了歷代人們對於詞的看法，從整個詞史上看，是符合詞的發展實際的。
李清照關於詞“別是一家”的理論，對於後世的影響是極大的，直至明清之間，李漁諸人論詞，有“上不似詩，下不似曲”的要求，就是沿循此說而來的。
在我國兩千多年的文學史上，女性有能依據創作經驗寫的理論文字的，李清照之前未之或聞。《詞論》不但是宋代詞壇上有獨特見解，有組織條理的第一篇詞論，而且是我國女性作的文學批評第一篇專文。與她那“花間第一流”的詞一起，成為中華民族文學寶庫的珍貴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