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許張冤案即發生在鎮原的“許國和、張萬壽反革命集團”重大冤案。在過去長期的革命戰爭年代，鎮原人民一向是傾其所有支援前線；解放後，也一直是節衣縮食，支援國家建設。沒有想到，這竟使一些領導人產生了"鎮原縣的糧食就是多"的錯覺，下達的徵購任務一直偏重，最終釀成了一起重大冤案。1958年，在甘肅省鎮原縣出現了一起人為製造的所謂"許國和、張萬壽反革命集團"重大冤案。冤案的製造者踐踏黨的組織原則，顛倒黑白，混淆是非，捏造事實，栽贓陷害，其株連之廣，手法之狠，都是駭人聽聞的。這裡根據當年保存下來的不完整資料，就此冤案的始末整理成文，希望我們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能夠認真記取這一沉痛的歷史教訓。
背景
貢獻鎮原縣是半老區，曾是陝甘寧邊區革命根據地的一部分。1935年8月，紅二十五軍長征經過鎮原的新城、平泉、湫池、南川、城關、臨涇、孟壩、太平等鄉鎮；10月，中央紅軍(一方面軍)長征經過鎮原的武溝、馬渠、三岔、殷家城等鄉鎮。1936年夏季，紅軍西征解放了鎮原縣北部地區，建立了紅色政權。1937年初，紅軍援西軍駐防鎮原半年時間，發展建立了黨的組織，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國運動。鎮原人民為支援紅軍做出了巨大貢獻。鎮原縣自1940年建立革命政權以來，經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考驗，黨的組織力量是堅強的，幹部隊伍是整齊的，民眾基礎是比較好的。新中國成立後，鎮原縣的革命和建設成就也曾多次為省、地領導所肯定。
天災人禍鎮原縣自然條件差，人民生活歷來貧困，每遇災年就鬧饑荒。但是，由於廣大民眾有較高的政治覺悟，在過去長期的革命戰爭年代，鎮原人民一向是傾其所有支援前線；解放後，也一直是節衣縮食，支援國家建設。沒有想到，這竟使一些領導人產生了"鎮原縣的糧食就是多"的錯覺，下達的徵購任務一直偏重。實行統購統銷後，年年都購過頭糧。1954年，實際徵購糧占總產量的30.5%；當年回銷糧食占購糧數的27.1%。1955年受災減產，仍徵購了22.9%的糧食；當年回銷糧為購糧數的106.3%。1956年收成較好，但完成徵購後，當年回銷糧仍占購糧數的 43.6%。
1957年，大旱將近200天。加上凍、雹、蟲災，糧食減產四至五成。經過深入調查、測算，平均畝產只有82斤。縣裡怕向上級交不了差，經反覆研究，虛報為畝產95斤，後又被加碼到115斤，並據此定下徵購任務，結果，當年回銷糧3300多萬斤，為購糧數的130.3%。1958年，因大部分勞力被抽調去大煉鋼鐵，大搞水利，豐產沒豐收，當年回銷糧食仍占到購糧數的75.6%。
由於年年都購過頭糧，農民家中毫無儲備，經常青黃不接。1957年因災減產後，有的人因斷糧外出逃荒；有的人宰殺小豬、小狗、小貓、母豬甚至耕畜，用來充飢；有的人亂找代食品，吃苜蓿稈、洋芋蔓、棉蓬籽、谷衣子、蕎麥衣等。浮腫、中毒、死亡現象不斷發生。縣上一面派幹部下鄉組織民眾生產自救，一面向上級報告災情。縣長許國和、副縣長張萬壽還以個人名義，向省、地領導機關寫了報告。省、地領導和有關部門負責人也多次到鎮原縣調查了解情況。1958年1月，平涼專署副專員賀玉卿帶領工作組來鎮原檢查生產救災工作，針對許多區鄉已經出現的餓死人現象，決定尚欠的100萬斤購糧任務停止入庫，以穩定局面，安定人心。賀玉卿還批判了虛報、冒進的做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58年春季，省、地領導曾多次到鎮原調查，肯定了嚴重缺糧的事實，不斷幫助解決了一些實際問題。5月初，縣委召開擴大會議討論糧食問題，平涼專區多數領導幹部都參加了會議。會上，有人提出了糧食問題反映的是政治鬥爭問題的觀點，但仍決定先解決民眾的生活困難，然後再尋找問題的根源。
5月14日，省委常委、新任平涼地委第一書記李正廷、副書記魯踐、專員崔世俊等率領20多名幹部到鎮原縣的屯字、臨涇、開邊、肖金等區鄉調查了解民眾缺糧情況後，報請省委批准，撥給供應糧食指標1800萬斤。縣上立即召開三級幹部會議，作了安排。李正廷在會上要求縣裡儘快做好糧食供應工作，讓民眾安定下來，治病休養，恢復健康，恢復生產。這樣，民眾生活問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決，農村面貌有所改觀，生產逐步恢復正常。
冤案
"政治大革命"但是，由於地委領導在三乾會上的講話中強調，鎮原的糧食問題，根本原因是反革命在作怪，要徹底追查反革命的破壞，於是，糧食問題便成為製造一起重大"反革命集團"案的主要起因。
1958年7月，平涼地委派出以副書記潘煥傑、檢察長鬍禮新為首的工作組進駐鎮原縣，從糧食問題入手，發動民眾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拔白旗"、"反右傾"、反"瞞產私分"，打擊"階級敵人的破壞"，尋找鎮原落後的根子，搞起了所謂"政治大革命"和"組織大革命"。
工作組負責人一到鎮原縣，就奪了縣委、縣人委的一切權力，縣級領導人都被派到農村工作。同時，讓縣裡的公、檢、法合署辦公，打亂了一切法律秩序。在7月初召開的縣人代大會上，潘煥傑點名批判大會執行主席許國和，並把鎮原的過去一概否定。說鎮原縣解放前"地處敵我短兵相接的鬥爭前線，反革命勢力相當雄厚"；解放后土改、鎮反、社會主義改造、整風和反右派鬥爭都"極不徹底"；"農村兩條道路辯論不深不透"；"幹部隊伍嚴重不純，不少政治不純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混入黨內，爬上了各種不同的領導崗位"。甚至還說"鎮原縣是一個反革命的大本營"，把廣大幹部和民眾都置於革命的對立面。因此，所謂的"政治大革命"運動，成了全面打擊迫害幹部民眾的運動。
就在這次人代大會上，工作組負責人以"右傾保守"、"地方主義"等"罪名"對許國和、張萬壽進行了批判鬥爭，並宣布免去其縣長、副縣長職務。在工作組的操縱下，7月下旬至8月中旬召開的中共鎮原縣三屆一次代表大會，會期14天中，就以9天時間批判許國和、張萬壽、慕宗乾、范學俺等縣、鄉領導幹部30多名，會上被批判並撤銷職務的農業社幹部達400多名。潘煥傑在會上說："許國和的問題很嚴重，他認為購糧任務太重了，供應指標太少了，這是政治問題"，給許、張等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右傾反黨集團"的帽子，並違背組織原則，撤銷了慕宗乾的縣委常委和副縣長職務，開除了1937年入黨的縣民政科長劉自的黨籍。
工作組負責人主觀臆斷，認為"縣人委完全變質，成了反革命的中心據點"，縣委的幹部絕大多數都有問題，縣公檢法幹部和武警都不可相信，於是讓他們統統靠邊站，連他們的親屬也不得倖免。許國和的妻子王瓏，是鎮原縣委副書記，當時正在省委黨校學習，被勒令回縣，批鬥數月，還逼著她與許離婚。許的岳父王子厚，是1936年入黨的老幹部，鎮原縣黨組織的創建者，陝甘寧邊區樹立的英雄模範，當時正在中央黨校學習，也被揪回批鬥，並被撤銷了武都行署專員的職務。許的大哥許國福、二哥許國才(均系農民)、五弟許國治(黨員幹部)、弟媳李喜梅等都被無故株連，遭到批鬥關押，許國才死於獄中。許國和70多歲的老母親也被批鬥，以致一度精神失常。許的年僅6歲的孩子，也被趕出縣委家屬院，寒冬臘月，流落街頭，被好心的市民賀老漢收留到他家暫住，才得倖存。"集團"的其他成員，也都是一人株連一大片。
在農村，工作組則以"右傾保守"、"思想歉收"、"否定大躍進"、"替富裕中農叫囂"、"反對糧食政策"、"煽動鬧事"等莫須有的罪名，批鬥廣大基層幹部和民眾。全縣50%以上的農業社幹部被批判鬥爭。
許多農民這個時候也被戴上"資本主義冒尖人物"等大帽子，遭到非法搜查，打罵捆綁。一時間，到處一片恐怖景象。
工作組負責人仍不罷休，又提出："要出幾百萬張大字報，進行全民大辯論，大揭發，開展拔白旗運動。"規定機關幹部和企業職工每人每天寫100張大字報，中學學生每人每天寫50張大字報，內容還不準重複。於是，人人夜以繼日地寫大字報，沒什麼可寫就挖空心思地胡編湊數；思想不純的人，則乘機捏造事實，陷害好人。隨著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揭發批判，許、張等人的問題升級為"右派分子、反革命"。9月中旬，更颳起了所謂"紅色颱風"，把問題上綱為"許國和、張萬壽反革命集團"。縣委每天都召開廣播大會，宣講許、張的"反革命罪行"。潘煥傑在一次縣委常委擴大會議上說："現在馬上要著手排出反革命集團名單，名單要多排，不斷地排……"隨即開始大逮捕。據地委工作組10月2日的《鎮原縣兩個月工作情況報告》反映，已貼出大字報500多萬張，"插紅旗"兩萬多，"拔白旗"(撤換農業社幹部)870多名，打擊"階級敵人"2000多人。其中逮捕了1041人。至10月20日，逮捕人數又增至1096人。
大逮捕時，全縣分為五個片，每片派一名工作組成員或縣委常委擔任工作組長，隨身攜帶蓋好印章的逮捕證，隨時填寫，隨地捕人。一次，工作組負責人在先鋒農業社聽到民眾反映沒糧吃，請求供應回銷糧，即指示隨從人員把反映問題的人名記下來，立即召開民眾大會，一下子就逮捕了48人。其中有一地主成分的人同村里一個貧農社員重姓重名。在捕人大會上叫到這個名字時，那名貧農社員應聲先站了起來，結果就被逮捕，不久即死於獄中。另一次，工作組負責人和縣委一副書記到馬渠一帶下鄉，幾天時間就抓了200多人，還用麻繩把人串起來，一串一串地往縣上拉。張溝大隊有個社員到大隊部要糧，問他姓名，回答"劉國章"，工作組負責人竟荒唐地說："劉關張!劉關張在三國時就搞得烏煙瘴氣，現在又來搗亂社會主義，給我抓起來!"此人嚇得轉身就跑，結果還是被抓進監獄，不多時即死在獄中，其老母親也餓死了。
10月22日，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來到鎮原縣，聽取了潘煥傑對當時鎮原縣情況的口頭匯報後，竟然立即表態："事不宜遲，遲則有變，立即逮捕，一網打盡。"當晚，他們便從平涼、涇川調來了公檢法幹部和公安部隊。24日，縣城全部戒嚴，到處架起機槍，如臨大敵。然後，分三批逮捕了許國和、張萬壽等縣、社幹部169名。10月31日，省委批准將此案定性為"許國和、張萬壽反革命集團"案。全縣被定為案內成員和受株連的1650人，其中逮捕判刑的1503人(後死於獄中333人)，管制147人；前後受到批判鬥爭的3000多人。
鎮原縣從1937年建立黨組織以來，培養造就了一大批政治立場堅定、思想作風過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好乾部。隨著全國解放，一部分被抽調支援了新區，一部分在本縣擔任各級領導職務。許、張冤案使他們無一倖免地遭到打擊迫害。縣委15名委員，有13名被批鬥或逮捕；全縣10名縣級領導人，8名被批鬥，2名被逮捕；57名科級幹部，37名被批鬥或逮捕，其餘或被列為嫌疑，或被下放勞動，或自流無職了。全縣被定或準備定為各類分子的幹部32名。縣人委機關只剩下一個科長和11名一般幹部，提心弔膽地堅持工作，惶惶不可終日。
被定為"許、張反革命集團"成員而逮捕關押的人，不僅在政治上被誣陷迫害，而且受到嚴重的人身摧殘。逮捕時壓倒在地，麻繩五花大綁，像捆柴一樣，用腳蹬踩揉捆，有的當場就被捆得昏死過去，有的造成終身殘廢。許國和、張萬壽入獄後，專門給帶上20多斤重的特製鐐銬，並採用各種酷刑進行折磨。張萬壽因“認罪態度不好"，還給戴上"騎馬銬"(即從襠下把兩手銬上)，站不起，蹲不下，幾天幾夜疼痛難忍，喊叫聲慘不忍聞。
除"反革命集團"成員外，當時工作組還以其他各種罪名批鬥幹部380名，處理了248名，其中逮捕勞教、管制的97名，監管13名，開除公職的59名，留用察看的46名，降職降級的33名。鎮原縣的幹部隊伍就這樣被打散了。為了維持正常工作，不得不從外縣"進口"幹部。1958年冬，一次就從合水縣調進科級幹部25名。
冤案的製造者不僅把矛頭對準鎮原縣的廣大幹部，而且對於在鎮原縣糧食問題上說過公道話的省、地幹部，如平涼地委第一書記薛程、專員崔世俊、省委副書記霍維德、省委財貿部長張天、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吳思宏等，也都進行了批判。鎮原縣的歷任縣委書記、縣長，也都被集中回縣進行檢討，接受批判。
經過這番折騰，鎮原幹部隊伍原來那種樸實無華、團結互助、爽直坦誠的良好風氣沒有了，變成了互相猜疑戒備，不講實話，不報真情，見風使舵，苟且偷安。從思想、作風上也把幹部隊伍打垮了。
鎮原縣廣大幹部和民眾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形成的親密無間、魚水情深的關係，也被冤案的製造者徹底破壞了。到1958年底，全縣除被定為"反革命集團"案內成員和受株連的1650人外，還在社會上逮捕了1347人，戴上"四類分子"帽子的347人，批判鬥爭了2522人。隨意扣糧扣飯、打罵批鬥、體罰捆綁等等違法亂紀事件隨處可見，甚至出現了逼迫民眾趴驢糞、鑽雞窩、抱磨扇、拔鬍子等污辱人格的做法。民眾則一度把幹部視為"特殊階層"、"官老爺"，避而遠之。在有些地方，民眾吃一頓好飯，也要站崗放哨，惟恐幹部看見。
鎮原縣內過去的國統區曾建立"兩面政權"，依靠黨的統戰工作，不少國民黨的保甲人員都是"外白內紅"、"明國暗共"，從而使我方對國民黨頑固派的一舉一動都了如指掌，取得了鬥爭的主動權。但是，在製造許、張冤案過程中，也把一些長期與我們合作共事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都推向敵對的位置，作為國民黨留下來或派回來的反革命予以打擊。對於地主富農成分的人和國民黨舊職人員，更是不分青紅皂白，一律整治。30年代曾任國民黨鎮原縣縣長的鄒介民，在紅軍援西軍駐防鎮原時，與劉伯承、張浩、李達、宋任窮、羅炳輝等首長友好合作，對支援紅軍有過重大貢獻。全國解放後，鄒在陝西寶雞任職，肅反運動中，劉伯承、李達等證明他是民主人士。他與許國和、張萬壽沒有任何關係，也沒有見過面，卻被定為"許、張反革命集團"成員，從寶雞押回鎮原，判處死刑，未及批准執行就死在獄中。解放戰爭時期參加起義的董其武部下團長慕介夫，1958年在家養病，也被定為許張集團成員，逮捕關押，慘死獄中。他死前在獄中哭訴："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共產黨自食其言……"民主人士劉慕黎和祁尚誠，都是黨的老朋友。劉從抗戰初期就與我黨交往，為革命做過許多有益的工作；祁則是在大革命時期受共產黨人派遣，回鎮原縣組建國民黨縣黨部的，其後一直同我黨保持聯繫。解放後，劉、祁二人均擔任縣人民代表、縣人委委員，此次也都被定為"許張反革命集團"成員，逮捕關押，判處死刑(未批准執行)。
正是在這場"政治大革命"和"組織大革命"運動所造成的嚴重政治壓力下，上面"一言堂"，下面"隨風倒"，誰也不敢再說實話，報真情，自然也就"順利"地很快形成了所謂"大躍進"的局面。兩個月時間內，就將全縣875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併成為10個人民公社，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全縣抽調7萬勞力(占總勞力數的72.5%)到華亭等地大煉鋼鐵。在農村開展收繳廢鐵運動時，甚至荒謬地提出："交一把钁頭就是消滅一個帝國主義，藏一個鐵釘就是藏一個反革命"。把民眾家中凡是鐵的東西，從飯鍋以至婦女的發卡，統統收繳了。大煉鋼鐵之後，緊接著又集中8萬多勞力(占總勞力的83%)大搞農田水利建設。口號是："斬斷三河，水上五原，大戰百日，完成五渠三池一庫，打井10萬眼，挖窖8600個，實現井窖星羅棋布化"。與此同時，又提出幾個"大辦"，並很快宣布實現了"萬廠縣"，"七天掃除文盲"，辦起了700所大學等等。
當時，各地競相"放衛星"，牛皮越吹越大。什麼千斤鄉、千斤社、萬斤川、萬斤塬，深翻地15尺、畝施肥200萬斤、畝下籽180斤、畝產糧40萬斤、"耕一餘十三"(即耕種一年所產糧食夠吃十四年)等名堂，都出籠了，以至於把1958年全縣的糧食畝產確定為比上年的實產翻兩番。與此同時，還大刮"共產風"，提出"有飯大家吃，有衣大家穿，有錢大家使，有債大家還，勞動不記工，分配平均攤"等口號，任意平調勞力、土地、牲畜、家禽、農具、房屋、樹木、生活日用品等，有的地方甚至連為老年人準備的棺材都平調去了。如此"大躍進"，弄得民眾苦不堪言，生活越來越艱難。被推薦出席全國農業先進生產者會議的三岔大隊支書賀宏濤還沒有開完會，該大隊的民眾就沒糧吃了，申請要回銷糧。
廣大農民民眾在政治上遭受打擊迫害，經濟上被肆意掠奪，生產積極性嚴重挫傷。再加上自然災害，就造成人口死亡，勞力減少，牲畜數量下降。據1961年統計，1958年以來全縣人口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6708人。根據縣委在馬渠公社三個大隊的調查，三年死亡人數占總人口的12%。由於人口死亡和逃荒外流，使全縣勞動力由1957年的12.8萬，減少到1961年的10.3萬，三年多時間減少了18.8%。同期，全縣牲畜減少了4346頭，存活的也都瘦弱不堪。
平反
據說，這個冤案是1960年被譚震林副總理髮覺，反映給了周恩來總理。當年西北局蘭州會議後，省地縣三級黨委分別對三年來的工作進行了檢查，決定複查"許國和、張萬壽反革命集團"一案，並於1961年1月12日釋放了許國和等部分被關押判刑的人。
1961年春季，省農業廳廳長王世傑來鎮原縣調查，就此冤案向省委寫了專題報告。省委責成平涼地委協同鎮原縣委，對此案進行甄別平反。經過近一年時間的調查，平涼地委於當年12月4日向省委報送了關於平反此案的報告。省委於1962年7月17日批覆同意地委的報告和結論，並指出："在這一錯案中冤枉了許多好同志和好民眾，給他們生命財產帶來了嚴重損失，教訓是非常沉痛的。這一錯誤的主要責任由省委承擔，應該向許國和、張萬壽同志承認錯誤，賠情道歉。"責成平涼地委和鎮原縣委處理好一切遺留問題。
由於當時的甄別平反工作仍在某些冤案製造者的參與主持下進行，大部分
問題只作了內部糾正，未公開平反，而且結論材料還都不同程度地留了"尾巴"。儘管大多數冤獄的幹部安排了工作，但不少人使用不當，繼續含冤受屈。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慶陽地委協同鎮原縣委對此案進行了全面複查。1981年3月19日，甘肅省委發出為此案徹底平反的通知，指出："所謂’許國和、張萬壽反革命集團’是根本不存在的，純屬一起重大冤案。""原認定的幾個問題，有的是無中生有，有的是顛倒是非，個別的屬於工作中的缺點"。因此，"予以徹底平反。凡因此案被迫害致死和錯誤處理、受株連的同志，一律予以平反，徹底推倒一切誣衊不實之詞，恢復名譽，並由鎮原縣委負責做好善後工作。"隨後，鎮原縣委進行了具體的清理、平反工作。至此，這一延續了23年的重大冤案才得以畫上句號。 本詞條根據《鎮原文史》（2011年6月版）而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