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作品名稱】《見志詩》
作品原文
見志詩
【其一】
飛鳥遺蹟,蟬蛻亡殼。
騰蛇棄鱗,神龍喪角。
至人能變,達士拔俗。
乘雲無轡,騁風無足。
垂露成帷,張霄成幄。
沆瀣當餐,九陽代燭。
恆星艷珠,朝霞潤玉。
六合之內,恣心所欲。
人事可遺,何為侷促?
【其二】
大道雖夷,見幾者寡。
任意無非,適物無可。
古來繞繞,委曲如瑣。
百慮何為,至要在我。
寄愁天上,埋憂地下。
叛散五經,滅棄風雅。
百家雜碎,請用從火。
抗志山西,游心海左。
元氣為舟,微風為柁。
敖翔太清,縱意容冶。
作品鑑賞
治世多事業中人,亂世多曠達之士。在漢王朝鼎盛之際,不要說像霍去病這樣的武夫,曾滿懷“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的豪情;就是司馬遷這樣的文人,也充滿了繼孔子作《春秋》、“小子何敢讓也”的壯心。而漢末動亂時代,卻是草莽好漢、“亂世梟雄”馳騁的世界。像仲長統這樣的文士,既無統率士眾逐鹿中原之力,又不願依附於邪惡強權之輩。當其找不到政治出路時,功名事業之心便自然冷淡了。但因為他生性“俶儻”,“不矜小節”,故對世事的憤慨之情,往往發為睥睨一世的曠達狂言。這首《見志詩》,正是他在被時人“謂之狂生”期間所作的“奇詩”。
先看第一首。這一首詩著重描述詩人所企慕的理想生活境界。詩人放眼自然:空中的飛鳥,自由往還而不留其跡;樹上的鳴蟬,蛻去蟬衣而不為外殼所拘;傳說中的騰蛇能去鱗(皮)而飛,深淵的神龍可解角升天。這是十分自由的境界,作為萬靈之長的人類,能夠達到這種化境的,那就是老、莊所稱述的“至人”、“達士”。按照莊子《逍遙遊》的說法,這類“至人”可以“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變),以游無窮”。比較起來,飛鳥、騰蛇之類則不足道。此詩開篇六句,未敘“至人”,先渲染飛鳥、蛻蟬、騰蛇、神龍自由無拘的景象,飄忽而來,奇境紛陳。然後以“至人能變,達士拔俗”兩句喝斷,正如奇峰突起,更顯得“至人”、“達士”的高逸脫俗。
接著十句,便筆飽墨酣地鋪寫“至人”、“達士”的神奇境界:“乘雲無轡,騁風無足”,是說他們憑藉雲風來去,根本不需要車轡、馬足;“垂露成帷,張霄成幄”,是說他們以天露、清霄為帳幔,居處於天地之間,根本不需要什麼殿堂樓閣。他們餐飲的是夜半的露氣(即沆瀣),九天的太陽正可充當照明的燈燭。人們大多貪求於珍珠、寶玉;但至人、達士則把夜空的恆星、東方的朝霞視為裝飾天地的珠玉;那閃爍的星光、絢爛的霞彩,那不是凡珠之輝、俗玉之澤所可比擬其萬一的。“垂露成帷,張霄成幄”六句,以神奇的想像、高度的藝術誇張,展示了至人、達士的自由境界。其壯偉清奇,就是與屈原《離騷》那繽紛多姿的想像相比,也毫不遜色。明人葛立方《韻語陽秋》稱它“蓋取無情之物作有情用也”,認為後世張志和“太虛為室,明月為燭”、劉伶“日月為扁牖,八荒為庭衢”等奇句,均從此化出。可見其影響之大。從這樣遼闊、自由的境界,看世間所汲汲奔走的“人事”,自然太渺小、太侷促了。故詩人在結尾突然一頓、拄筆而問:“人事可遺,何為侷促?”意思是說:這些人世間的瑣事都可以拋棄,為什麼偏要讓自己受其牽累而困厄終身呢?
如果說這一首是從正面描述至人達士的境界,以表現詩人追慕的“大道”,那么,第二首則筆鋒一轉,對世俗所尊崇的一切,表明詩人的嚴正批判態度。詩人開筆深深感嘆,至人達士的境界,本是人所可履的平易大道;可惜識得此中奧妙的,沒有幾人。詩人以為,“大道”的微妙處全在“任意”和“適物”而已:只要率性而行,就不會有是、非的牽掛;只要順應外物變化,就無所謂可與不可。但“古來繞繞,委曲如瑣”,人們總是為聲名、利祿所牽纏,就像雕鏤的瑣紋一樣彎曲不展。他們思千慮百,偏偏不知道人生的至理,只在於保存自身。仲長統在《曠志論》中曾說:“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遊偃仰,可以自娛。”“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於入帝王之門哉!”這正一語道出了“至人”境界的奧秘:他們並非真能“乘雲”、“騁風”,不過是不慕勢利、淡泊逍遙,故能超脫於世俗之上。由此反觀前詩,詩人所誇讚的“垂露成帷、張霄成幄”種種奇妙境界,無非是隱身山野、優遊自娛生活的一種藝術誇張罷了。
既然人生之道“至要在我”,那種種牽纏世人的憂愁,則可任其煙銷雲散,那釣取功名的“五經”之類,則可四散碎棄、付之一炬。詩人思緒澎湃,筆底頓吐狂言:“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分)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這六句以對仗、排比,一氣奔赴,正如有滾滾驚雷,震盪於詩行之間。表現出詩人對世人奉為聖典的一切,懷有多么激烈的鄙夷和反叛之情。難怪元人吳師道讀此數句,不禁喟然嘆曰:“仲長統《述志詩》,允謂奇作。其曰‘叛散五經,滅棄風雅’者,得罪於名教甚矣”(《吳禮部詩話》)。但正當詩情達到石破天驚之際,緊接著“抗志山西,游心海左(山東一帶)”二句,詩人又將筆一頓,化為紆徐從容之語,以表現優遊自娛之志。詩之結尾,則承以淡筆點染之景:“元氣為舟,微風為柁(舵)。敖翔太清(指天),縱意容冶(優遊之態)。”以形象的比喻,展現詩人在天地間縱情遨遊的自得之態,令人讀之心曠而意遠。一場批判“五經”、“風雅”的急雨驚雷過去,出現在結尾的,又是悅目賞心的和風麗日。這第二首之格調,正與第一首相應,最終顯現的,依然是“穆如清風”的幽幽之韻。
從這兩首詩看,仲長統的志向,似乎只在於效老、莊虛無之說,超脫世事,放浪形骸於天地之間。實際上並非如此。仲長統之鄙棄帝王之門,不過是身處動亂之世,激於一時之憤而發的“曠達”之論。在其內心深處,其實是頗想有所作為、建功立業的。所以,後來尚書令荀彧推舉他任尚書郎,他就當仁不讓;曹操請他參與軍事,他便攘臂相從。還“發憤嘆息”,著論十餘萬言,論說治理天下之得失。可見要遺棄“人事”、超然世外,他自己就做不到。對其所述志向,讀者大可不必當真。值得刮目相看的,倒是這兩首詩的藝術表現。它們在體式上,雖還用的是四言。但思緒連翩,想像繽紛,放言無憚,不拘典雅之則。在漢代多作無病呻吟的四言詩中,卓然獨立,表現出一種清奇剛拔的風神。這才是難能可貴的。
作者簡介
仲長統(179—220)東漢末年哲學家、政論家。字公理,山陽高平(今山東金鄉西北)人。從小聰穎好學,博覽群書,長於文辭。20多歲後,遊學於青、徐、並、冀之間。他性情倜儻,敢於直言,不拘小節,被時人稱為“狂生”。一些州郡多次請他去做官,他都稱疾不就。到漢獻帝時,尚書令荀彧聞其名聲,舉薦他為尚書郎,之後,曾參與丞相曹操的軍事,但沒有得到曹操的重用,不久便又回到尚書郎的位置。仲長統的思想和才華集中表現在《昌言》之中。《昌言》是一部政治思想雜論集,共34篇,10餘萬言。後大部分散失,所存者不足十之一二,散見於《後漢書》、《群書治要》、《齊民要術》等書中,有輯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