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爆發後，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使對梁漱溟抗戰前途感到悲觀，同時又想對中國共產黨作一考察。於是，梁漱溟產生了赴延安見毛澤東的念頭。經蔣介石同意，中共方面表示歡迎，梁漱溟便很快成行。1938年1月5日，梁漱溟由西安前往延安，1月25日返回，往返共三個星期。在延安，毛澤東不僅設宴招待了梁漱溟，臨走時又為梁送行，而且進行了6次長時間的交談。有兩次竟通宵達旦。他們談的內容很多，主要的歸納如下。
梁問：造成1927年後國共兩黨分裂、鬥爭的客觀因素是什麼？毛答：大致分為國內的因素、國際的因素。如國際的因素，那時各帝國主義同懼中國的赤化，他們可以統一起來。於是他們就來分化中國內部，使國共分裂。但到今天則相反。今天國際上有侵略的日德意一邊，有反侵略的英美法一邊，因統一不起來，他們就不能共同來對付中國。日本的侵略逼成中國的團結，反侵略者則不願中國再有內戰，處處從正面助成我們的團結。1936年西南“兩廣事件”和“雙十二事變”時，英美友人的心理及其活動，就是最好的例證。毛澤東說：這就是今昔客觀因素的不同。由於這些因素（國際的加國內的），他相信國共前途只會團結，不會分裂。
關於抗戰前途問題，梁漱溟說出了自己的失望和悲觀。中國的前途如何？中華民族會亡嗎？他說，到延安就是專程討教的。毛澤東十分耐心地聽他把話說完後，面帶笑容，斬釘截鐵地回答：中國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觀，應該非常樂觀！最終中國必勝，日本必敗，只能是這個結局，別的可能沒有！接著毛澤東分析了國內、國外，敵、我、友三方力量的對比，強弱的轉化，戰爭的性質，人民的力量等等，使梁漱溟十分信服。毛澤東這次談的“中國必勝，日本必敗”的觀點，即是不久後他寫成的《論持久戰》一書的主要論點。
談到如何建設一個新的中國問題，毛澤東和梁漱溟分歧很大。毛澤東事先用一天時間讀了梁漱溟著的幾十萬字的《鄉村建設理論》一書，這是梁在談話前送給毛的。毛澤東作了許多摘錄。毛澤東對梁漱溟說，你的著作對中國社會歷史的分析有獨到的見解，但你的主張總的來說是走改良主義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義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中國的社會需要徹底的革命。革命怎樣才能徹底？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理論，是在對中國社會進行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分析、估計後，從這一基本分析、估計得出的力量對比出發，來確定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毛澤東十分強調階級和階級鬥爭的作用，梁漱溟不同意的正是這一點。他爭辯說，中國社會與外國社會不同。在歷史上，外國的中古社會，貴族與農民階級對立鮮明，但中國的中古社會貧富貴賤不鮮明、不激烈、不固定。有句老話叫：“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自當強。”因此中國社會階級分化和對立也就不鮮明、不激烈、不固定。根據這種分析，梁漱溟提出“倫理本位”、“職業分途”8個大字。“倫理本位”是指中國家庭和社會的重要原則，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相敬，親朋善友等等，即注重義務。“職業分途”，就是社會分工，人人盡責，做好本行，則社會就能穩定、發展。這一次，梁漱溟講了許多，毛澤東耐心聽著，有時插話。毛澤東強調說，中國社會有著特殊性是對的，但中國社會卻同樣有著與西方社會共同性的一面。毛說梁的觀點太看重了中國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梁則說毛是太看重了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特殊性的一面。兩人相持不下，誰也沒有說服誰。
毛澤東和梁漱溟之間雖然存在著重要分歧，但毛澤東政治家的風貌和氣度，給梁漱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致使他終生難忘。梁漱溟結束對延安的訪問要返回西安去了。臨別時，毛澤東對梁漱溟說：我對你說一句要緊的話，要貢獻你一句要緊的話。恩格斯寫了一本書，叫《反杜林論》。你要讀讀《反杜林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