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建華著作《西部之西》,2001年6月由廣州出版社出版,收集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創作發表的三部中篇小說《黃金戈壁》、《藍色玫瑰舞池》、《眺望似水流年》和一部中篇散文《地老天荒的一角》。他以近乎精美的愛情故事,見證了一代石油人的青春歲月,構築了一個超個人化的藝術殿堂。該書出版後,引起了文學界和廣大讀者的關注,國內和港台40多家媒體紛紛做了介紹,著名作家、文學理論家、教授和學者譚談、李若冰、雷達、胡宗健、楊志軍、楊金磚、葛建中等紛紛撰文,認為“《西部之西》是中國石油題材文學的重要收穫”,“是中國西部文學的一部上乘之作”。
2004年,《西部之西》獲得中華文學基金會、中國三大石油集團公司聯合授予的“第二屆鐵人文學獎”。夸父逐日:另一塊天空下的風景
──關於西部之西的訪談
□唐中興 □甘建華
“西部之西”這個名詞,對於許多人來說,可能只是一種想像力的延伸與地老天荒的鏡像。但對於甘建華來說,那裡的雪山、戈壁、鹽湖、駱駝刺曾是他孤獨的夥伴,那裡的黃沙萬里和剛勁漠風開闊了他的視野,陶冶了他的性情。《西部之西》(甘建華著,廣州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編者注)是一部厚實、凝重、具有獨特敘述風格的作品集。在這裡,生活的形貌既是曲折的變形的,也是瑰麗的雄奇的,時間的悠長和空間的深廣組合成一種詭譎而幻象不斷的生活景觀。瀏覽之間,我們體驗到的是人生的艱辛,回味的卻是作者甘建華追求的永恆和理想的堅貞。激情和思想是這部作品集的兩個翅膀。
當那些偉大而寂靜的日子流淌過去之後,甘建華以近乎精美的愛情故事見證了一個時代。由此,西部之西成了一朵壯烈的花,一處永遠的痛,一部被千百萬人含淚吟誦的情書。
2000年10月底,香港《文匯報》記者唐中興先生來到雁城衡陽,就西部之西及其文學主張,對甘建華進行了採訪報導。在這篇長達7000餘字的訪談中,甘建華談及了他獨特的人生經歷,他對於中國西部歷史與現狀及其將來的理解和思考。西部之西文學的發韌、三代人不屈不撓的奮鬥、五十年的改天換地,引起了港台及海外文化界的深切關注。
經歷是想像無法代替的
唐中興:最近集中看了你描寫西部之西的小說和散文,引起了我的深思。我特別注意到了,它們都是你10年前創作完成的,發表之後即引起了評論界和讀者的關注。你現在自己回過頭來看,心裡也一定有些感觸吧?甘建華:10年後的今天,已經是二十一世紀初了,我也已經人到中年。在南方的滿目蔥綠中回首往事,心中不由產生一種金庸筆下人物的感覺:少年子弟江湖老,紅粉佳人白了頭。
10年前是個什麼概念呢?那是我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華,我卻把它撂在了西部之西,唯一的收穫便是這幾部小說和幾十篇散文。它們既是父精母血凝結成的另一個“我”,也是一代大學生去邊疆建功立業的寶貴見證。
唐中興:你的創作和經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真是應了一句話,經歷是想像無法代替的。
甘建華:我自幼生長在湖南,接受湖湘文化的薰陶,突然到了離太陽最近的地方,也是世界上最荒涼的地方,好比看慣了彩色片,再看黑白片眼睛根本無法適應。我的父輩在那兒革命了多年,他們改變了西部地區的落後面貌,讓經濟建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在有的地區,少數民族從刀耕火種的原始時代,一步跨進了電燈照明的現代社會,這個時間跨度是不可想像的。但我們也應該看到,自然環境是誰也改變不了的,所謂“江山依舊,人事全非”。
當然,如果作為一個匆匆過客,參加去西部世界“黃金周的黃金游”,大漠孤煙,長河落日,都能讓我們產生詩意的想像。但我當時並不是這樣的,我是把它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我經歷了那塊土地上在同一時段發生的一切事情,既有豪情萬丈,當然也就有憤懣不平。
唐中興:這是否就是你自認為的──西部之西是你生命中壯烈的花,也是你心底里永遠的痛?
甘建華:對。不妨這樣說,西北地區歷史發展的緩慢,自然條件的嚴峻,人民生活的貧瘠,文化娛樂的闕如,同它地理位置的重要,地下寶藏的豐富,發展前途的廣闊,人民求生意志和堅韌不拔的奮鬥精神,形成了蘊含極深的潛在衝突。面對著廣袤無邊灼痛眼睛的赭黃色土地,你的靈魂會不由自主地產生一種強烈的震撼。你不會為自己生長在這塊土地上感到慶幸,你心理上的惶恐不安迫使你的情感備受煎熬。去內地開會出差時,許多人甚至羞於向人說起自己是大西北人。所以,陝西作家高建群對大西北的貧困落後的不公表示了他的憂慮和憤怒,他甚至寫了一篇《西北狼在嚎叫》的文章。寧夏作家張賢亮也談到了由於一些政策所造成的寧夏的貧困問題,青海本土著名作家王文瀘在某次文學討論會上語出驚人――“青海人既不勤勞也不勇敢,更別奢談使命。”
所以,今年3月,一聽到中央提出“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步驟後,我也感到熱血沸騰,西部再也不能錯過這次絕好的發展機遇了。我個人認為,要趕上時代發展的快車,西部人首先要“洗腦”,要進行觀念的革命,要學會“放水養魚”,不能搞“竭澤而漁”。西部再不能重演人才“孔雀東南飛”的悲劇了,失去了人才,一切都無從談起。
“西北風”刮起來了
唐中興:中國西部是地球的至高點,是山之根,水之源,深含著恢宏博大的歷史感、崇高感。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文壇陡然颳起一股強勁的“西北風”,對此你怎么看?甘建華:當時我正在大學念書,首先是被路遙的《人生》震撼了一把,再就是電影《黃土地》、《牧馬人》風靡一時,這是“西北風”乍起的潮音,我們預感到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了。到了八十年代中期,“西北風”主要是以文學、電影、音樂三足鼎立之勢,構成中國當代文壇藝苑雄奇神異的西部景觀。
1985年1月,有兩件事情值得一提。一是《新疆文學》這本雜誌直接更名為《中國西部文學》,再一個就是張賢亮在他的一本外文版圖書中介紹了“中國西部文學”。後來,新華社向國內外報導:“一種以描寫中國西部生活為主的文學作品──西部文學,目前正在中國崛起。”同每一種口號或旗幟的出籠一樣,“中國西部文學”也是西北地區的文藝理論工作者率先提出來的,我想他們是受湖南作家群(即“文學湘軍”)的啟發而自覺“守土有責”。
唐中興:你前後在大西北呆了11年,親身經歷了中國西部文學從勃興到繁榮那樣一個大時代。在你的印象里,中國西部文學代表性的作家有哪些?
甘建華:這個問題不好回答,何況我說了也不算數。要說的話,也只能從一個見證人的角度,就其當時在文壇的影響盤點記憶。
由於商品經濟浪潮強大的衝擊力,當然,還有其它因素的影響,中國西部文學在接近輝煌的時候偃旗息鼓了,這是我們當初都沒有想到的事情。但畢竟湧現了一批優秀作家,產生了一批震撼人心的作品,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張承志的《北方的河》、《黑駿馬》,張賢亮的《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楊志軍的《環湖崩潰》、《大湖斷裂》,路遙的《人生》、《平凡的世界》,馬原的《岡底斯的誘惑》,扎西達娃的《西藏:系在皮繩扣上的魂》,王文瀘的《槍手》,高建群的《遙遠的白房子》,以及賈平凹、周濤、昌耀、馬麗華、趙光鳴、林染、唐棟、邵振國、柏原、井石等人的作品,都以橫空出世的姿態征服了千百萬讀者,很難構想以後還會有這樣一批人物出現。
唐中興:這些作家當中,你最喜歡誰的作品?
甘建華:大學時代喜歡賈平凹的作品,他的小說故事講得非常好,散文更不用說,一部《賈平凹散文自選集》,打敗了八十年代所有其他的散文家,這樣的人要多少年才出一個啊!但後來他就不行了,《廢都》一出,他沒救了。
我最喜歡的是張承志和周濤,歷經二十年而熱情不減。張承志的作品是真正的大家之作,每一篇都堪稱美文,他寫過的題材別人沒辦法再寫。譬如《北方的河》,他寫過之後,至今無出其右者,這叫不服不行。周濤原來是“新邊塞詩”的代表性人物,號稱“中國西部詩歌的三條河流(之一)”,我倒覺得他的詩寫得一般。但他近年的散文可就不得了了,不但霸氣十足,確有王者氣象,許多文章簡直就是神來之筆。
還有馬原,一位技術性小說家,他把內地大學生在西部世界的生活寫絕了。
西部之西在哪裡
唐中興: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鄉,故鄉是生命向自己提出挑戰的地方,是人與外部世界接觸的一張身份證。是否可以說,西部之西是你的第二故鄉?
甘建華:不能這樣說。西部之西只是我精神成長的地方,她教會了我許多東西,但不能說她就是故鄉什麼的。故鄉只有一個,她是祖先的血脈大地,無論好與壞,富裕或貧窮。
唐中興:那么,西部之西這個名詞是怎么來的?
甘建華:說起來很偶然。大概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在西去的列車上,我邂逅了一個甘肅酒泉的姑娘,她在湖南長沙一所大學讀書,姓名我也忘了問,好像是就要畢業了回酒泉聯繫工作,但酒泉的單位沒有她對口的專業,為此她感覺很苦惱。我告訴她,我當時工作的地方有這個專業,但她聽後堅定地搖搖頭,“那兒太遙遠了”。我心裡一驚。在人們的印象里,地處河西走廊西端的酒泉當屬西部世界無疑,再西出陽關兩千里,天哪,這不是西部之西又是什麼?於是,“西部之西”這個地理指稱就這么在我腦海中出現了。
唐中興:“西部之西”具體指的是哪一片地區?
甘建華:一個作家所描寫的地域,肯定存在著現實和虛構這樣兩種情況。我是學地理的,後來卻搞起了文學,實際上一直從事著新聞記者這個行當。所以我在小說中所描述的地方,都是客觀真實的存在,它們又常常混淆不清,讓我也一時無法分辯。這些地方都曾是我親自到過,或者說親身生活過。我的西部的歲月,似乎從未離開過這些地方。
具體說來,我的“西部之西”有著地理學上的明確界限。它應該是自玉門關以西,阿爾金山是它的北緣,沿著當(金山)─ 茫(崖)公路或青(海)─ 新(疆)大道一直西進,當金山口和唐古拉山口之間是它的東軸,將柴達木盆地一分為二,崑崙山和阿爾金山巨大的三角形內,冷湖、花土溝、格爾木、茫崖、大柴旦,成為遠荒大漠中的都市,也是我小說中的安納爾蘭。
唐中興:“安納爾蘭”是什麼意思?
甘建華:尕斯庫勒湖是西部之西最大的一個湖泊,湖的西側上源是一片遼闊的牧場,有幾十戶蒙古族牧民在那兒休養生息,阿拉爾河是他們生命的河流。我曾寫過一篇散文《遐想阿拉爾》,那是一次半途而廢的採風。直到兩年後,我臨離西部之西的前夕,才終於踏上了這塊土地。阿拉爾,蒙語“島”的意思。我把它作了技術性處理,變成了“安納爾蘭”,是不是有點“巴塞羅納”的美感?“中國的德克薩斯”
唐中興:提到西部,人們總是很容易聯想到美國西部,牛仔、傳教士、冒險家、投機商和印第安人等,這些構成了一個特定時代的英雄群像。你在描繪安納爾蘭時,也讓我們看到了亞文化狀態下的生存秩序,看到愛情、事業悲劇後面的文化淪喪的悲劇。對於這種狀態,你似乎抱著一種非常複雜的心情,是這樣的嗎?
甘建華:同美國西部一樣,中國西部也是一片廣大的待開發地區。早期的西部文學充滿了開發者的浪漫主義氣息,作品洋溢著昂奮向上、勇敢正直之氣。隨著文學向其本質的日益逼近,在高山峽谷和大漠戈壁的寬闊舞台上,後來者無法回避荒涼蕭殺的宿命意識,崇尚敢愛敢恨的硬漢強者性格。在一個沒有“文化的根”的地方,當理想境界的價值毀滅後,血腥與拚殺成為生存的必然。所謂“亞文化狀態”,其實就是文化荒漠上的無序狀態。
西部之西一度被稱為“中國的德克薩斯”,都是沒有“文化的根”的地方。無論其豐富的石油資源及其開發史,還是其文化結構、生活品味、人的素質,二者之間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在那裡,酒量最大的就是英雄,拳頭最硬的就是好漢。暢銷不衰的白酒與枯燥的文化生活,為野蠻與暴力、自私與封閉、愚蠢與偏狹、無恥與不義,還有那不可救藥的夜郎自大,提供了一種不文明少見識的溫床。在貌似憨厚和誠懇的背後,喜歡打探別人的隱私,看到別人的難處禁不住幸災樂禍,鄉親們拉幫結派打壓異類,對官本位九死不悔的追求,生活在這樣的地方是令人遺憾的。
但就是這么個地方,她的不好你可以說上三天三夜,甚至有些事情能讓你恨得咬牙切齒,由於你畢竟在那兒真真切切地生活過,愛過,恨過,擁有過,失去過,她與你的關係好比血緣,打斷骨頭連著筋,所以離開她之後又讓人牽腸掛肚,讓人想起來一往情深地落淚。在那塊與月球表面沒有多大差別的地方,近50年時光里,由於主義與號召的鼓舞,人們像夸父逐日一樣,以一種獻身的精神向戈壁宣戰,向大漠進軍。如果缺乏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撐,你可以堅持幾天,堅持幾年,但絕對堅持不了十年、二十年甚至幾十年,更不用說“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這是悲壯的崇高,崇高的悲壯。什麼叫英雄?這就是英雄!
唐中興:這就難怪你的作品中存在著一種“英雄情結”,還有一種深刻的孤獨感。西部之西的生活給你留下的印象可謂刻骨銘心,對不對?
甘建華:不僅僅是刻骨銘心,簡直是恍若隔世。西部之西海拔3000多米,位於地球的第三極,陽光開得很燦爛,紫外線輻射特彆強烈,氧氣只有東部沿海的三分之二,許多人到了內地居然發生“醉氧”現象,高原性心臟病和肺氣腫奪去了無數年輕的生命。一年兩場風,從春刮到冬,沙塵暴颳得你看不到房間對面的人。出門見不到綠色,方圓幾百公里沒有人煙,晝夜溫差幾十度,年蒸發量是年降水量的80─200倍。辛辛苦苦攢了點錢,回家一探親,就給鐵道部和旅社、飯店作了貢獻。我剛去時,每個月只有兩斤大米的定量供應,饅頭因鹼性大都開花了,蔬菜從南方運到那兒都脫水了,帶著泥腥味的冰凍魚都散刺了,甚至連臘肉都發臭了。到了冬天,每家每戶都用小板車去買大白菜和蘿蔔,然後藏在地窖里,慢慢享用。水果一買一筐,雞蛋一買一筐,大(豬)肉一買半邊,錯過了就買不到了。那時最吃香的是小賣部和食堂的師傅們。那些年,我把魚肉罐頭和水果罐頭都吃膩了,以致於現在見到罐頭都頭暈。後來,多虧了黃靜波從廣東調到青海當省長,才基本上解決了這些問題。但就是在如此嚴峻的生存條件下,我們卻搞出了一個年產百萬噸的大油田,這算不算人類歷史上一項偉大的創舉?
我曾經在不同的場合說過,西部之西的人生,是一種永遠的奉獻者的人生;西部之西的孤獨,是一種永遠的文化上的孤獨。特別是隨著東西部文明差距的拉大,這種孤獨還會進一步加深。所以,必須有一種生活,來演繹觀念的魅力;必須有某種聲音,來呼喚誠信和良知。
西部之西文學三代人
唐中興:你作為“西部之西文學”的首倡者,曾經在你的旗下麇集了一批作家和大批文學愛好者。如果倒退回八十年代,說不定你們就會像“文學湘軍”一樣成了氣候。
甘建華:這是一種盲目樂觀和自欺欺人的說法。考察中外文學史,一個流派的形成需要幾代人的努力,要有深厚的文化土壤,要有前衛的理論引導,要有風格基本相近的作家群,要有一批真正打動人心並給予人們對未來的信心的優秀作品。最重要的一點,要有寬容時代適宜的氛圍。很不幸,這些我們都沒有,我們只是借用了一個名詞而已。
但必須指出一點的是,半個世紀過去了,文學在那塊“生命的禁區”曾經呈現出偉大的力量。西部之西的文學拓荒者是李若冰,他是丁玲的學生,一個八九歲就跑到延安參加革命的老八路。五十年代初,他從中國文講所第一期一出來,就毅然奔向柴達木,用自己手中的筆謳歌勘探隊員,謳歌“山谷中飄動的紅旗”。他的《柴達木手記》鼓舞了幾代人,對西部之西後來者的影響常常讓人心存感激。他應該有一座雕像,這座雕像不應該只矗立在人的心中。唐中興:我注意到了,你的文章中曾經多次提到這位文學前輩。
甘建華:是的,這是一種不由自主的行為。在他之後,徐志宏應該算作西部之西文學的第二代中堅人物。他是江蘇人,六十年代末從北京石油學院畢業後,就來到了地老天荒的一角。他很聰明,是個性情中人,如果不是身處特定的時代和環境,他在文學上應該有更大的作為。他給那個地方留下了一本《油海情》、一本《大漠與人》,然後在八十年代末打道回府了。他走的時候,我為他寫過一篇文章,好像叫《藍色的驪歌》。還有一個張同聚,筆名開南,也是江蘇人,在油田醫院作牙科醫生,寫過不少作品,我印象較深的是一部叫《沉砂》的中篇小說,是描寫戈壁灘上一群知識分子的命運的。梁澤祥本身是一位攝影家,五十年代就進了盆地,做了幾十年新聞記者和宣傳幹部,在這一代人中資格最老,人品也是有口皆碑。他出版過兩部攝影作品集,還有一部叫作《歲月的歌》的文學作品集,其中的幾篇散文和回憶錄寫得很有生活情趣,堪稱西部之西早期開發史的寶貴紀錄。
再就是我們這批八十年代畢業的大學生了,我曾經跟他們日夜在一起,不斷地探討“我們應該怎么辦”。剛到西部之西那幾年,我基本上沒寫什麼東西,只是一個勁兒地讀書,作筆記。後來受福克納“約克納帕塔法世系”、沈從文的“湘西世界”、莫言的“高密東北鄉”的影響,我開始有意識地創作了“西部之西”系列散文和小說。為了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方向,我當時還寫了《柴達木的魂與我們的夢》、《系列構圖與文學戰略》這樣帶有指導性的文學理論文章,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就像馬原經常說的“留在西藏的那幫兄弟”一樣,凌須斌、鄒筱荃、徐繼成、魏德章等人是我那個時代的文學摯友。凌須斌也是江蘇人,不僅文章寫得漂亮,做人也有情有義,他在朋友當中有著很好的人緣。須斌以他的兩部著作《西去路漫漫》、《聖火高原》,奠定了他今日西部之西文學主將的地位。徐繼成是個會計師,說話很風趣,作文很機智,著作《洪荒歲月的風》充滿了深刻的哲理和濃厚的思辨色彩。魏德章現在幹著我以前乾的活兒,為《青海石油報》編輯文藝副刊,酒喝得好,小說也寫得好。他的小說集乾脆取名《柴達木人》,真實地描寫了那個遙遠的地方人們內心豐富的情感世界。鄒筱荃受西方現代派文學影響很深,中篇小說集《高原的旗幟》是他這些年心血的結晶,原先充斥在他作品裡的原始而野性的力量,現在被鍛鍊成了一種感人的精粹。他是我見到的對文學最為痴迷的信徒,他曾給我多次說過他“生命的全部就是文學”,他發誓要寫出一部偉大作品的勁頭,至今猶在我的眼前晃動。
唐中興:我前不久去了一趟青海,聽那邊的朋友說,你當時在那邊點了一把火,燃起了人們對文學的熱情,作家夢成為一種流行病。是不是這樣?
甘建華:沒有這么嚴重吧。只是由於偏居一隅,文化生活格外單調,人們對精神生活的追求需要一個渠道,而文學本身就具有一種教化的力量,一種啟人心智的魅力。雖然大家都在嚷嚷著“熱愛文學”,但絕大多數是功利性世俗化的,也就是要達到一種個人的目的。說白了,就是想藉機換一個好的工作崗位,從野外、基層小隊混進機關,當然這也沒有什麼不對的,總比不思進取好。再說了,當時的風氣不是太好,反文學的勢力很頑固。但油田黨委宣傳部長張佩榮是個很好的人,他很支持我們。再就是後來做了油田黨委書記的周銘濤,湖南人,他也經常寫點詩詞,無形中給了大家以鼓舞。
唐中興:西部之西的歲月,你感到最幸運的是什麼?
甘建華:經歷是一筆寶貴的財富。
唐中興:你最遺憾的是什麼?
甘建華:是我根本就不應該到那兒去,或者反過來說,我不應該在10年前離開那個地方。
唐中興:你的下一部作品是什麼?
甘建華:《故鄉與遠方》。
(《西部之西》,甘建華著,廣州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