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單牆

西單牆

西單牆位於現今西單文化廣場南側一帶的一道灰色矮牆。該牆在當年被全國人民所關注,通稱為“西單民主牆”。“西單民主牆”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後出現的,“文革”中興貼大字報的習慣,讓老百姓找到一個視窗。最早期的大字報大都是要求給1976年四五運動平反,以及上訪民眾訴寫的冤案控訴。 1979年以來,北京西單出現大量大字報,其中一些內容涉及抨擊共產黨和現行制度、攻擊中共領導人。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為對此加強控制,作出了新的強制規定。根據這個規定,大字報張貼者必須在張貼處的登記處如實登記姓名、單位、住址等內容。登記處對大字報不加審查。張貼者應對大字報的內容負政治、法律責任。大字報張貼處禁止無理取鬧、尋釁滋事。 1979年12月6日,北京市規定,今後凡在自己所在單位以外張貼大字報,只準在月壇公園內的大字報張貼處,禁止在“西單牆”及其他地方張貼。

基本信息

所謂“西單牆”,在北京市電報大樓以西。當年,因地處鬧市口,近傍一座大的公交站(北京人所時稱的大1路、大4路等公共汽車在此停靠),人流如織,所以人行道邊上一堵約二百米長的灰牆,常被貼上尋人啟事之類的便條。

事件經過

形成西單牆

今天 今天

文革結束後,有很多外地人到北京上訪,他們在文革中受到了種種不公正的待遇。上訪高峰期僅在北京就有幾十萬人。國務院有個上訪接待處,每天擠滿了人,上訪者大都露宿街頭。那時長安街在西單地段北側有一段灰色磚牆,成了上訪者張貼申冤及個人訴求的大小字報園地,其中也有提出普遍政治與社會訴求的文章。

1978年底,一些非官方的報紙刊物開始出現(首先張貼在這牆上),其影響逐漸擴展到全國主要城市。這就是 “西單民主牆運動”。

在這些報紙刊物中,比較出名的有《四五論壇》、《北京之春》、《人權同盟》、《探索》、《今天》、《沃土》,還有青島的《海浪花》、貴州的《啟蒙》等。《今天》是最早出現在“西單民主牆”上的民刊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一份文學刊物。它於1978年12月23日創刊,除了“民主牆“,同時張貼在北京的政府機構文化出版單位和大學。

支持西單牆

1978年11月27日,鄧小平接見日本民社黨委員長佐佐木良時,曾談到有關“民眾貼大字報”(實即“西單牆”)。

1978年11月28日,《人民日報》所發新華社訊息是這樣報導的:有關民眾貼大字報的問題,鄧小平副總理指出,這是正常的現象,是我國形勢穩定的一種表現。他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利否定或批判民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民眾有氣要讓他們出氣。民眾的議論,並非一切都是深思熟慮過的,也不可能要求都是正確的,這不可怕。經過文化大革命的鍛鍊,我國絕大多數人民民眾鑑別是非的能力和關心國家命運的覺悟是了不起的。廣大民眾是要求安定團結的,是顧全大局的。有些問題民眾有疑問,有些話對安定團結、實現四個現代化不利,要向民眾說清楚,要善於領導。

1978年11月下旬的一天,觀者最多的是一張小字報,那是一封致《於無聲處》編劇的公開信,批評這齣當時大受讚揚的以四五運動為背景的話劇並沒有揭示事件的真實根源——毛晚年的形上學思想。在周國平的印象中,這是反思毛晚年的最早公開言論。接著,反思很快呈燎原之勢。幾天后,周國平經過北京歷史博物館,南邊是建築工地,只見高坡下人山人海,馬路邊停滿了腳踏車。在工棚的木板牆上,貼著一份二十來張紙的大字報。第一頁是簡短的聲明:“我們以實際行動來實踐憲法關於結社自由的規定,宣布在北京成立啟蒙社。”署名是“貴州的幾個青年工人”。正文內容為民主和人權。這份大字報因觀點鮮明而引人注目,在當時被廣泛談論。

其後,在官方允許下,西單民主牆成為集中貼大字報的地方。那些天正開三中全會,仿佛是一種呼應,社會上思想也十分活躍,並觸及了體制問題,諸如終身制、領導人歷史和現實表現的透明性等。

1978年12月13日,在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式的講話中,葉劍英表示,這次中央工作會議體現了我們黨內的民主,西單民主牆體現了社會上的民主,這些民主精神都要發揚,我們要在全黨、全國造成真正民主的空氣,使廣大幹部民眾精神振奮、心情舒暢。

1979年春天,全北京都在談論一個題為《自然,社會,人》的攝影展,它的廣告貼在西單牆上,舉辦者是一個叫“四月影社”的民間團體,展出地點卻是中山公園,開了新時期民辦藝術活動的先聲。

1979年9月27~28日,以王克平、黃銳、馬德升為首的29位藝術家的150多件作品,包括水墨畫、鋼筆畫、木刻、木雕等在中國美術館外東側小花園鐵柵欄上展出,觀賞者踴躍,秩序井然。可是在展出的第三天被警察以“影響民眾正常生活和秩序”為由查封。於是,引起了1979年10月1日國慶30周年期間的“西單民主牆”演講以及遊行抗議活動。

1979年10月2日,《探索》、《活土》、《五四論壇》等刊物聯合起草的公開信——《告人民書》對北京公安局東城分局“查封”行為的指控和對演講、遊行的辯護,促使北京公安局東城分局及相關管理部門不得不被迫讓“星星美展”於同年11月份在北海公園畫舫齋繼續展出。

取締西單牆

1979年初冬,北京西單一帶大字報、小字報貼滿了建築物的牆壁,首都各界和外地來京的人們,還有許許多多的“老外”們蜂擁而至,白天晚上,把個西單地區堵得水泄不通。人們把這個景觀叫做“西單牆”。對它的內容和影響,莫衷一是。有些境外新聞媒介為“西單牆”一個勁兒地煽風鼓譟、吶喊助威。國內有識之士和更多的人民民眾,則憂心忡忡。全國看首都。“西單牆”出現後,各地大中城市也相繼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牆”,一時有蔓延全國之勢。粉碎“四人幫”之後全國通過揭批“四人幫”罪行出現的安定局勢,又面臨著一場嚴峻的考驗。各地人民民眾擔心全國會再度陷於混亂。

1979年11月下旬舉行的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是一次載入史冊的非常重要的會議。會議根據中共中央的建議和精神,不僅認真、充分地討論了如何加強社會主義法制、整頓城市社會秩序等問題,而且特別討論了“西單牆”的問題。

1979年11月27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上午舉行分組討論會,下午舉行全體座談會。28日全天,委員們又舉行了全體座談會。委員們就如何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和整頓城市社會秩序問題,進行了熱烈、認真的討論。

這次會議自11月23日下午開始舉行以來,委員們對當前社會治安問題極為關注,特別是對“西單牆”的議論很多,許多委員強烈提出應當堅決取消“西單牆”。葉劍英委員長,聶榮臻、宋慶齡、陳雲、彭真、譚震林、李井泉、蔡暢、鄧穎超、廖承志等副委員長,對委員們的意見非常重視。副委員長兼法制委員會主任委員彭真在會上專門就關於加強法制、打擊刑事犯罪分子、保證四化建設順利進行講了話。會議就是在這個背景下舉行的。

在1979年11月27日會議上,發言的情況是這樣的:

張秉貴委員說,彭真同志的講話非常好。我完全贊成。近來,社會秩序不大好,人民民眾對此很有意見。許多職工反映,我們在搞四個現代化,但卻有後怕。我們上班去了,老擔心家中門鎖被撬,東西被盜。希望政府對擾亂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狠狠地依法進行打擊。就拿我上班的北京市王府井地段來說,現有70多個商店,每天來光顧的客人幾十萬。過去每年發案不過幾十起,近來發展到好幾百起,今年在王府井地段抓獲的犯罪分子就有1390多人。不依法狠狠打擊犯罪分子,社會治安狀況就不會好,人民生命財產就得不到安全保障,也不能教育、改造犯罪分子。搞好社會秩序,文藝界也起著重要作用,要用健康的作品引導社會的思想、道德,不能讓一些低級下流、誘發犯罪的壞作品流傳。有些電影內容不好,名字也荒唐,成了流氓分子的口頭禪。我建議有關部門必須對外國電影實行審查,對社會、對青少年沒有好處的,要嚴禁進口和放映。有些青年看了一些不好的電影,走上了犯罪道路,這應當引起我們的重視。我認為,“西單牆”已經嚴重影響到社會的安定團結,應當依法取締。社會安全搞不好,安定團結就是一句空話。安定團結成了空話,我們的四化建設就要告吹。所以,從四化建設的大計出發,從全國人民的利益出發,我建議國家下決心依法嚴懲擾亂社會秩序的犯罪分子,堅決取締“西單牆”。

譚震林副委員長說,我們提倡的和努力不斷完善的是社會主義民主,對於一些打著“民主”的幌子來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人,不但不能支持,還要堅決予以制止和反對,必要時予以制裁。我們年輕的時候,同帝國主義,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生死鬥爭。從井岡山到延安,從農村到包圍城市,從地下鬥爭到公開的武裝鬥爭,直到最後取得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我們犧牲了那么多烈士,流血奮鬥,得來了社會主義江山,現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建設,這都是為了中國人民的徹底翻身解放。我們決不容許別有用心的人以資產階級民主為藉口,來達到推翻黨的領導、推翻社會主義的目的。少數人的這種圖謀,全國人民是不會答應的。

許德珩副委員長說,1919年,我親身參加了五四運動;參加過火燒趙家樓、痛打賣國賊的鬥爭,以後又經過了幾十年的風風雨雨,我們這些過來人都懂得什麼是資產階級民主。現在,“西單牆”成了一些人的“自由”論壇,一些外國人也插手,一些敵視社會主義制度的人就是把“西單牆”作為一個陣地進行反動活動。我是個經歷過幾個時代的人,領略過資產階級所謂民主、自由的味道。現在一些人在“西單牆”上大講什麼“自由”、“民主”,我覺得這種東西似曾相識。當前,我國的最大政治就是保證在安定團結的形勢下進行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建設,有些人卻利用這塊“牆”作陣地,肆無忌憚地來干擾這個最大的政治,我們絕不能容忍這種情況繼續下去。

單懷香委員認為,現在社會治安方面有一種現象值得注意:出了事公安人員不敢管,因為一有錯不但上級批評,而且報紙上還公開登,說幹警如何不好,使許多幹警不敢管,有看法。上海有些同志講,過去是壞人怕好人,現在是好人怕壞人。這雖然是牢騷話,但也反映了人民民眾對我們不狠狠地打擊刑事犯罪分子有意見。有個地方,幾個壞分子行兇,派出所所長出來制止,卻被壞人打得爬不起來。幹警們出來追捕壞人時,壞人向幹警捅刀子。沒有辦法,幹警們掏槍把壞人的腿打斷了才抓住。我看,別說把犯罪拒捕的壞人腿打斷,就是打死了也不能指責幹警,他們是執行正當公務,是合法的,人民民眾是擁護和贊成他們的。

榮毅仁委員說,現在治安情況不好,為開國以來所沒有,到了非整治不可的時候了。有了法必須執行,有法不依,法律就沒有權威了。一定要教育人民民眾支持公安人員執法,教育宣傳部門支持幹警執法。有人說“西單牆”是“民主牆”,要保留;有人說是“反革命牆”,應拆除。看事情要看主流,它現在已到了影響北京以至全國的安定團結的程度了,不能保留它。拆除“西單牆”是我們中國的事,外國人不能幹涉我們的事,不要怕外國人議論,不準他們插手我們的內政。

張福財委員說,有些人公開在大街上搞封建迷信活動,搞占卜、算卦,還公開賭博,這都是社會主義秩序所不允許的。我看“西單牆”已經成了影響安定團結的東西了。你北京有個“西單牆”,下邊省里、市里也有個類似的牆;北京不處理“西單牆”,省里、市里就不敢處理他們那裡的什麼什麼牆。因為下邊看上邊,地方看北京嘛!北京把“西單牆”處理了,下邊也就有了依據,就會把下邊那些類似的“牆”拆掉,全國才不至於亂,才不至於出現“文革”那樣的動亂。“西單牆”到了該拆的時候了。還有上訪問題,上邊提倡上訪,又給路費,又是接見,報紙上一個勁地支持,弄得下邊很難辦。下邊對宣傳教育部門意見很大,特別是宣傳上的片面性,人民民眾是有意見的,思想解放不能沒有邊,報紙上宣傳革命傳統、艱苦奮鬥很不夠,宣傳對青少年進行光榮傳統的教育也很不夠,這樣下去怎么行!對一些不好的電影就是要限制。

盛婉委員說,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人民享有廣泛的、充分的民主權利。人民民眾對國家事務、對各級領導幹部都可以提意見、進行批評,發表自己的意見和看法,我們還對提意見的人實行“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三不”政策。現在,有人說什麼全北京、全中國都沒有民主,只有西單一塊牆上有“民主”。實際上,這是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在利用“西單牆”破壞人民民主。

李瑞環委員說,治安問題不解決,不但影響人民民眾生命財產的安全,而且直接影響到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發揮,直接影響到人民民眾乾四化的積極性,也直接影響共產黨的威信,直接影響黨、政府和人民民眾的關係。我們必須下力量抓好社會治安。我認為,當前社會治安狀況不好,還有什麼“西單牆”等等,一些別有用心的外國人、“四人幫”殘渣餘孽插手,這些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我們的工作也有毛病,宣傳工作上離開了馬列主義、有自由化傾向,這也必須引起我們高度重視。〔我覺得,當前一些報刊在關於民主問題的宣傳上,不僅有片面性的毛病,而且也有時機上的錯誤。我們剛剛打倒了“四人幫”,剛剛結束了“文革”十年的搞所謂大民主的動亂,不集中力量批判無政府主義,相反卻一個勁地片面宣傳什麼“民主”,我看這無論如何是不對的。現在青年人的頭腦里,對領導幹部的形象還是“文革”中的剃陰陽頭、坐噴氣式。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在宣傳教育上不引導他們同無政府主義作鬥爭怎么行!現在,基層廣大幹部對宣傳上的片面性意見很大,因為他們在實際工作中每前進一步都必須同無政府主義作鬥爭。

李瑞環委員還說,“西單牆”一開始就是在不正常的情況下出現的,而我們有些同志還支持,這也是不正常的。你看看“西單牆”上那些內容,都是“文革”那一套,打倒當權者,你下去我上來,為什麼我們整治不了呢?我看應該對它採取措施。有些人打著“民主”的幌子,到“西單牆”上去貼大字報,攻擊共產黨,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出賣情報,還有些人在那裡聚眾鬧事,堵塞交通,破壞社會正常秩序,這是社會主義法制不能容許的。如果容許少數幾個人的“民主”,就會損害全國人民的民主。如果照顧這幾個人的“自由”,就會損害全國人民的自由。如果容忍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就違背了全國人民的意志,就會危害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們對它採取措施,進行處理,肯定會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和歡迎。

李瑞環委員又說,現在有些報紙宣傳的反特權,我看是有毛病的。有的報紙說宣傳反特權是我們黨有力量的表現,我一直是反對這個觀點的。我們現在應當集中精力搞一段時間的安定團結的大宣傳、大教育,宣傳安定團結的重要意義,講清楚安定團結對國家、對人民,包括對廣大青少年的重要意義,提高全國人民的認識,統一全國人民的行動,表現出中國人民在安定團結局面下搞社會主義四化建設的一致性、決心和信心,這樣四化建設才有希望,這也是宣傳輿論界的重要職責,不這樣做就是失職。11月28日,委員們就社會治安和“西單牆”問題又進行了熱烈討論。鄧穎超、蘇步青、胡愈之、楊秀峰、袁任遠、季方、傅鍾、董天禎等先後發言,彭真作了總結講話。

他們在發言中,都認為社會治安非要狠抓一下不可了,必須下決心整頓治安秩序,支持公安司法機關嚴厲打擊各種犯罪分子,保證四化建設的順利進行。在談到宣傳報導問題時,他們認為,李瑞環委員的發言很好,代表了基層廣大幹部和人民民眾的意見,值得高度重視。有些發言的同志提出,民主是有階級性的,我們要發揚的是社會主義民主,而不是資產階級民主。“西單牆”不僅在理論上是行不通的,在實際上,對國家的安定團結和四化建設都造成了很壞的影響。許多人在“西單牆”的活動值得我們注意,應當對“西單牆”採取措施。

這次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之後,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們的意見,對“西單牆”的問題進行了認真討論,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意見是完全正確的。

1979年12月6日,為了維護首都交通和人民生活、工作的正常秩序,整頓首都市容,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和人民政府決定,今後凡在自己所在單位以外張貼大字報,只準在月壇公園內的大字報張貼處,禁止在“西單牆”及其他地方張貼。

由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們的意見得到及時宣傳、傳達、貫徹,由於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北京市人民政府的措施得當,“西單牆”就這樣自消自滅了。

社會評價

“西單牆”是特定條件和時期的產物:與政治走向有同步性,承載民眾精神探索的願望,又是各種現實矛盾、歷史遺留問題匯聚和宣洩的管道……是複雜的混合體、多種意志的共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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