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效湯蘭效湯
他誕生於書香門第，祖父蘭鏡堂、伯父蘭友琴均為清朝科考名士。效湯童年隨父蘭蔭萱讀書學畫，兼受李殿林等名家指點，攻讀詩文，耳濡目染，從小受到知識的薰陶，琴棋書畫無所不通。對唐詩、宋詞、元曲的研究更有些獨到之處。16歲時效湯進入平城書院（大同府中學堂），為該校成立以來首屆學生。3年後升入山西大學堂中齋深造。在校得良師授業刻苦用功，品學兼優，各門功課名列前茅，被獎以歲貢名義。只奈中途其父病故，家境不支輟學，肄業就職。1911年主持創辦大同勤學所自任所長，1912年受聘擔任大同縣立實驗國小校長兼教員，從此把自己的一生交給了祖國的教育事業。他思想開明、作風正派，積極倡導民主教育，努力摒棄各種說教，勇於革除腐朽陋習，注重學生品德培養，所教過的學生不計其數。久而久之他便亦成為晉省學界、知識界人所共知的名士。為此，學校被省教育廳授予“模範學校”稱號，他自己榮獲二、三等桐樹勳章。
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本列強的魔爪伸向晉北古城雲中，效湯臨危不懼，機智地掩護學生和同事們安全轉移，並及時聯絡愛國知識分子郝繩祖、吳筱山先生，共同將大同明倫堂館藏四塊明代朱熹《易經》碑和一塊文徵明《太湖》碑掩埋於蘭池地下並作下記號，使得這些稀世珍寶免遭劫難，完好無損地保存下來。他自己則留下來裝瘋賣傻與敵周旋。這一義舉多少年來成為古城人民盛傳的佳話。期間，他時常提醒親朋左右“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吾輩雖不能報效祖國，亦不能在國難當頭時，賣國求榮。人活著要有志氣，百年以後才不會讓後人唾棄。”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此後的日子裡，他寧肯在家裡以繪畫和粘火柴盒餬口度日，也決不給日本人去做事。
大同光復後，他又重操舊業，開設私塾，繼續教書育人、培養識字之人，傳播文化知識。
大同解放後，他欣然接受人民政府的邀請，重新出來做事。1949年底，他作為人民代表光榮出席了察哈爾省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察省大同市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並被選為協商委員。1950年4月，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任命為察哈爾省大同市人民政府委員。先後擔任了大同市民政局副局長、局長等職。以後他又相繼參加了大同市第二、四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均被選為協商委員。1955年2月出席山西省政協首屆一次會議被選為省政協委員，並列席省人大首屆一次會議。3月在政協大同市首屆一次會議上當選為第一屆大同市政協副主席。1957年6月至1964年7月間，連任第二屆到第五屆市政協副主席。他深感黨的英明偉大，一心撲在工作上，努力回報社會，服務人民。1953年，朱德同志蒞同視察，效湯作為愛國民主人士受到朱總司令的親切召見，且針對文物古蹟保護這一熱門話題與之進行了足足半日的長談。事後，每每提及此事，他總是感慨萬分，逢人便夸：“共產黨之所以偉大，正因為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這樣一些德高望重的偉人和文武雙全的奇才來掌舵，政策又順乎民心，因而才能得天下且戰無不勝。”
1956年4月他在大同加入民革組織，曾任第一、二屆民革大同市委會委員。在他擔任市政協副主席，市人大代表，市政府委員，市民政局副局長、局長，省政協委員等一系列職務直到他去世時，與同志間相處從不擺官架子，無論是屬下、還是普通老百姓關係都十分融洽。他患有腿疾，除開會乘公車外，平時上下班都是自掏腰包坐三輪，還時常把拉三輪的工人讓在家中取暖吸菸吃飯。他把“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一黨的紀律寫成條幅，掛在辦公室牆上作為自己的座右銘。他生活樸素，身著藍布中山裝直至褪色；一塊舊懷錶帶了大半輩子；他對勞動人民感情深厚。一次下雪天他同小孫兒華安在鼓樓前散步，看到一位拉車的工人在雪地里爬坡吃力，他不顧自己年邁體弱，拄著拐杖與小孫子推車助勁。他平易近人，急人之難，對鄉親鄰里，經常問寒問暖送錢送食。1965年患食道癌臥病在床，仍堅持學習黨的檔案，閱讀報刊雜誌等，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2000年中華書局出版《大同市志》李大宏 李大鈞\文，著作權所有，不得轉載，違者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