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介紹
《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是前蘇聯科學院美國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長、著名學者格·阿爾巴托夫所著的回憶錄。該書的俄文版名稱為《耽誤了的痊癒（1953—1985年）———當代人的見證》，英文版名稱為《制度——蘇聯政治中一位知情者的一生》。中文版根據1991年俄文版翻譯，再按1993年英文版校核和補充，並改用現名。
格·阿爾巴托夫在前蘇聯政治舞台上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對外政策領域。他長期為前蘇聯最高領導層擔任顧問角色，服務過的領導人包括赫魯雪夫、勃列日涅夫、戈巴契夫以及俄羅斯時期的葉爾欽，他還參與起草了蘇共中央一系列重要檔案和蘇聯領導人的重要講話。長期接近最高權力核心的工作經歷，使阿爾巴托夫有機會從近處觀察和了解蘇聯領導人的個性、品質、能力；有機會掌握蘇聯時期內政外交政策制定的一般過程及大量原始資料。同時，他有著蘇聯時期一般人少有的國外遊歷與交往，這使作者有機會以局中人身份，通過廣泛的國際觀察和對比，來客觀剖析蘇聯政治制度的一些問題。值得一提的是，阿爾巴托夫有一半的猶太人血統，這在蘇聯高層政治圈中是不多見的。或許這一身世特點給阿爾巴托夫在蘇聯的政治生活經歷帶來了不少特別感受，在戈巴契夫時期，他被國內改革派和西方看成是重要的思想家，又被保守派視為“蘇聯軍隊和軍工集團的大仇人”（前蘇聯《真理報》總編輯維·阿法納西耶夫語）。
阿爾巴托夫的這部回憶錄完成於蘇聯解體之前的幾個月，它記敘了從史達林逝世到戈巴契夫改革將近四十年內蘇聯所發生的幾乎所有重大事件，涉及的範圍涵蓋了蘇聯時期的政治、經濟、內政、外交、文化藝術和社會思想。對蘇聯時期的對外政策，篇幅自然相當大，包括蘇中關係、蘇美關係、蘇聯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蘇聯的緩和與裁軍政策。其中，蘇中關係（即該書中文版第三章《中國吹來的風》）主要從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兩黨關係的角度，重點述及六十年代發生的蘇共、中共兩黨大論戰。阿爾巴托夫1963年時任莫斯科蘇中兩黨會談的蘇共代表團顧問，且是當時蘇共中央發表的告蘇共黨員公開信的起草人之一，這使他能從政治高度及細節上來描述60年代蘇聯的對華政策。在阿爾巴托夫事後看來，六十年代蘇中兩黨的大論戰，相反地加強了蘇聯內部堅持蘇共20大路線的改革派的地位和立場，這一點可能是當時中國方面始料未及的。對於這一段意識形態的大爭論，鄧小平在1989年會見戈巴契夫時曾說：“這方面現在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94頁）。
從這本回憶錄可以看出，阿爾巴托夫對蘇聯歷史的回顧與反思，比較突出地代表了經歷蘇聯解體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蘇聯（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心態。阿爾巴托夫本人是二十年代出生、完全成長在蘇聯時期的政治精英，他的反思和回顧所能提供的歷史空間因而更大。
阿爾巴托夫對史達林時期的蘇聯政治作了相當嚴厲的批判，他認為這一時期形成的史達林主義和蘇聯政治是病態的，並對以後的蘇聯社會產生了致命的、難以消除的影響。該書對赫魯雪夫在蘇共20大上全面否定史達林主義的闡述主要集中在社會思想層面，他認為此後幾十年革新和保守力量圍繞如何將蘇聯社會從病態中痊癒恢復過來的鬥爭是貫穿蘇聯政治制度變遷的一條主線，本書也是圍繞這一主線展開的。
該書對勃列日涅夫統治下的蘇聯作了詳盡的描寫，這一段時間（主要是從1975年至1982年）是停滯年代。1975年以後，在外交上，勃列日涅夫的對美緩和政策失敗，蘇美走向第二次冷戰。在國內，由於以勃列日涅夫為首的領導集團的年邁、僵化和腐敗，導致了蘇聯社會的全面衰退。阿爾巴托夫在《停滯年代》這一章里，對此階段蘇聯的政治、國家、黨和領袖人物的評價充滿痛心。在阿爾巴托夫看來，勃列日涅夫作為國家領導人的最大弱點是：“幾乎完全缺乏經濟知識；他思想保守，墨守傳統；對新生事物簡直是個過敏反應者，他缺乏果斷的性格和堅強的意志，固然這也許使他免犯了不少錯誤，但同時促成了停滯。”
如同多數蘇聯人一樣，阿爾巴托夫對與他有著長期交往和直接領導關係的安德羅波夫，充滿了尊敬和懷念之情。在蘇聯領導人幾乎被全面否定的情況下，安德羅波夫是極少數能保持聲譽的歷史人物之一。經歷過蘇聯時代的人們甚至認為，如果安德羅波夫能夠多活幾年，就不會有蘇聯的解體。在書中，阿爾巴托夫對安德羅波夫從各個方面進行了評價。在他看來，安德羅波夫是一個複雜的多層面的人物，“是命運捉弄了他，使他事業無成，其中也包括因循守舊坐在第二號位置上，他也許為時已晚，是在受盡煎熬之後才成為政治領袖的。”阿爾巴托夫用 “瀕死狀態”這一字眼，將短暫的契爾年科年代一筆帶過。
阿爾巴托夫在書中對戈巴契夫與葉爾欽這兩位改變蘇聯和俄羅斯命運的大政治家，作了令人關注的概括性描寫。阿爾巴托夫認為，戈巴契夫作為領導人其前後表現是很不一貫的，他在戰略上總是模稜兩可，在政治上缺乏考慮，是一個為了權力鬥爭準備在原則問題上作妥協的政治家，這些都是葬送戈巴契夫改革的重要個人因素。
阿爾巴托夫對葉爾欽的個人結論是：“葉爾欽作為一個領導人的主要弱點是，他並未準備好考慮成熟和精心設計的政策來回答事件的自發進程，而過多的依靠即時應對和他自己的政治本能。”
阿爾巴托夫還在回憶錄中作出了一些重要論述。他認為，蘇聯（俄羅斯）從史達林之後40年中應該吸取的最重要教訓是：在政治機制方面必須破舊立新，必須建立民主制度、政治文化以及文明的公眾意識，能否解決這一問題，解決到何種程度，關係到國家的未來。
阿爾巴托夫認為，在對待史達林主義的問題上，蘇聯（俄羅斯）有過三次自救的大機會：第一次是蘇共20大，在這次大會上赫魯雪夫做了揭露史達林罪行的著名報告，這次代表大會本應成為蘇聯歷史的轉折點，但當時蘇聯領導層、政治精英和公眾都沒有認真地做好變革的準備；第二次就是80年代的戈巴契夫改革，但是這次改革如同俄羅斯歷史上的其它變革一樣，以浪漫階段開始，然後遵循通常的模式讓位於政治的兩極化，最後痛苦地失敗；第三次是制服“8·19政變”之後，當時社會上出現了空前高漲的民主情緒和大眾的團結。
在阿爾巴托夫看來，《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一書的主題，就是“ 我們社會擺脫極權主義的昨天的困難和複雜的過程，這個過程並未結束，因此它還不是歷史，而是我們的今天，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我們的明天”。
蘇聯解體以後，我國還陸續出版了其他一些前蘇聯重要的政治家、國務活動家和學者的著作，這些著作從不同角度、不同觀點、不同立場對蘇聯歷史和蘇聯解體進行了論述，其中比較重要的有：米·戈巴契夫的《八月政變》，葉·利加喬夫的《戈巴契夫之謎》，尼·雷日科夫的《大動盪的十年》，阿·多勃雷寧的《見證》，費·布拉爾茨基的《領袖和謀士》。這些人物的著作，為研究、分析蘇聯制度從興到衰，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
作者介紹
發起改革的“蘇共中央智囊人物”、俄羅斯美國學奠基人、俄羅斯科學院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