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介紹
2015年11月10日，久旱的蘇州終於下起了淅淅瀝瀝的冬雨，送走了持續數天的27度反常高溫天氣。
在這個氣候多變的季節，蘇州政壇卻保持著前所未有的熱度：幾乎在同時，兩任蘇州市委書記陳德銘和王珉分別出任陝西省代省長和吉林省委副書記、省長候選人，加上已就任江蘇省省長的前蘇州市委書記梁保華，一夜之間，地級市蘇州成為省長的“搖籃”。
半個月來，這場不一般的人事變動牽動著蘇州當地幹部們敏感的神經，從平靜的辦公室到喧譁的酒樓，各種傳聞在幹部們口中被反覆咀嚼，興奮與不安、憧憬和擔憂，種種心態不一而足。
這些心態在採訪中也得到了某種程度的印證：本報記者到蘇州市委宣傳部聯繫採訪，被婉言拒絕。一位副部長的回答頗有意味：省里領導特彆強調，“蘇州最近一段時間要低調發展”，因此不安排也不接受全國各大媒體的採訪。
從蘇州走出的官員
10月28日下午，蘇州市召開全市領導幹部會議，王珉風塵僕僕地出現在會場，許多幹部習慣性地迎上去打招呼：“王書記”。
幾乎可以確定，“王書記”很快就會變成“王省長”。剛從吉林回來的王珉已卸任蘇州市委書記，而是出任吉林省委副書記，同時被中央提名為吉林省長候選人。
現象淵源
對於王珉的升遷，蘇州的幹部並不覺得奇怪———因為他本來就是副省級幹部，到蘇州工作前任江蘇省副省長。 蘇州儘管是地級市，但是由於它在江蘇省無可撼動的經濟地位，江蘇省委、省政府對蘇州的領導班子歷來“高配”，市委書記兼任省委常委，成為省委核心決策層的一員，比其他地級市整整高出一個級別。
事實上，陳、王二人分別主政陝西和吉林二省，正暗合中央“西部大開發”和“振興東北”兩大戰略決策。蘇州市委研究室的一位幹部說：“蘇州的幹部都覺得很光彩，這說明‘蘇州經驗’開始走向全國。”
從梁保華到陳德銘再到王珉，三任蘇州市委書記學歷都很高。梁保華於上世紀60年代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陳德銘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兩度考入南京大學讀書，拿到博士學位。而王珉與他的接任者王榮都有共同的特徵：出身高校，博士生導師，典型的學者型領導。
值得注意的是，三個人擔任蘇州市委書記的時間都很短。梁保華擔任市委書記剛好兩年半，而陳德銘2000年12月到2002年5月任蘇州市委書記，任期不足兩年，而王珉從接任到離開，在蘇州的全部任期也不過兩年半的時間。
有分析人士指出，一般來說，由副省級幹部到正省級幹部是官員升遷中的關鍵一環。三人能夠在短時間內獲得升遷，顯然，外向型經濟發達的蘇州成為他們施展政治才能的絕佳舞台。
“三任市委書記出任省長，除了表明中央對他們本人工作的肯定外，也表明了中央對蘇州這些年來經濟社會發展的充分肯定。”蘇州市委一位幹部認真地說。
三位省部級幹部的蘇州之路
梁保華到蘇州任市委書記，可謂受命於“危難”之際。
當時的蘇州正處於一個發展的關鍵時期———受當時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加上對蘇州招商引資的一些做法不滿意，新加坡政府與蘇州市政府就新加坡工業園的問題產生了嚴重矛盾。蘇州市那一屆市委與市政府也存在不協調的地方。蘇州除有一個和新加坡合辦的工業園外，還建了一個高新技術開發區。雙方對新加坡工業園區和高新技術開發區“各保一個”，常常因為招商引資的問題產生分歧。
結果在高層的安排下，蘇州市委書記和市長被全部調走，梁保華走馬上任，他面臨的緊迫任務是：穩定蘇州外向型經濟的大方向，同時穩定蘇州幹部隊伍。
上任伊始，梁保華帶著包括當時的蘇州市長陳德銘在內的代表團親赴新加坡，和李光耀等人進行艱苦談判並取得成功，確保了中國政府在園區持大股，從而使蘇州走外向型經濟的方向沒有發生動搖。
梁保華的另一個動作是對蘇州幹部隊伍進行大幅調動。一個令許多幹部記憶猶新的高招是，他將新區主任王金華改調到園區任同樣職務：你不是管新區的嗎？現在讓你去管園區，看你怎么辦！
這一招果然見到奇效。招商經驗豐富的王金華摒棄“門戶之見”，迅速進入新角色，新加坡工業園區除在新加坡撤資當年受到影響外，第二年入園資金迅速回升，引資額大幅增長，到去年已達150億人民幣。王金華也因此而仕途順利，今天已是蘇州市委副書記。
蘇州市委一位曾經歷過“梁保華時代”的老幹部說，梁保華是省委秘書長出身，心思縝密，工作細緻，並且謹言慎行，事情沒有考慮周全，決不貿然出手。
梁保華在任市委書記期間，這幾件事情抓得“非常漂亮”，令當時省委領導較為滿意。2000年12月份，上任僅2年零4個月的時間，梁保華即調離蘇州，出任江蘇省副省長，並進而成為省政府的掌舵人。
梁保華在蘇州任市委書記時，陳德銘任市長，梁保華的上述工作實際上也是和陳德銘共同完成的。陳德銘英語水平很好，在新加坡談判的時候，他直接用英語和新加坡方對話，對順利完成談判頗有功勞。
1999年左右，蘇州的鄉鎮企業又因1996年的第一次改制不夠徹底，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陳德銘與梁保華一起花了兩年的時間，大刀闊斧地進行“二次改制”。改制後鄉鎮企業大多邁入了良性發展的道路，2001年，全市贏利的企業已經占到了70%。
梁保華上調後，陳德銘升任蘇州市委書記，獨立挑起蘇州市發展的擔子。除招商引資發展外向型經濟這一工作常抓不懈外，陳德銘還有一個著力點：蘇州城市的規劃和建設。
陳德銘實行“退二進三”的策略，將工業從城區往外搬，然後進行老城區改造，恢復過去的許多商業老字號，使老城區成為城市商業和服務業中心。
陳德銘善於運籌。在他的手裡，吳縣成為蘇州的吳中區，經過城市東西、南北道路拓寬，蘇州市城區由過去的“扁擔形”變為“方塊形”，形成了東西聯動、南北暢通的格局。
陳德銘的調離十分突然。據他讀博士時的導師、南京大學教授周三多回憶，一天他接到陳德銘電話：“前幾天中央找我談話，調我到陝西任常務副省長。”沒過幾天的一天凌晨，他再次接到陳德銘的電話：“周老師，我在辦公室里收拾東西，明天就到省里，省委領導要給我送行。”
周三多說，當時陳德銘家裡也有困難，老母親重病在身，岳父岳母年齡偏大，身體也很不好。但中央對他委以重任，自是不容推卻。所以走的時候他曾向中央表態，到陝西後一定努力工作，只希望退休後回江蘇就可以了。
陳德銘性格沉穩，講話溫文爾雅富於書卷氣，思維開放外向，為人隨和，與東南亞乃至歐美工商界和政界都有廣泛接觸，被香港《亞洲周刊》評價為“罕有的具有國際視野的官員”。
據蘇州大學一位研究蘇南經濟的學者介紹，陳德銘在招商引資過程中，和蘇州許多外商都成了朋友。他的突然調離，當時讓蘇州許多外商很是“傷心了一陣子”。
在蘇州大學教授任平的眼中，陳德銘具有“濃烈的人文情懷”。離開蘇州到陝西後不久，《蘇州日報》頭版上專門刊發了他從陝西寄來的一封信，題目為《來自黃土高坡的思念》。今天提起這封信，陳德銘的一些老部下仍然感動不已。
接替陳德銘出任蘇州市委書記的是江蘇省副省長王珉。王珉為南京航空學院博士畢業，曾任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校長、博士生導師，1987年曾作為訪問學者到香港理工大學從事研究近兩年。
王珉同樣沒有讓外商失望。在他的任上，蘇州外資引資邁上巔峰，據有關部門統計，今年上半年蘇州市註冊外資接近87億美元，在內地城市高居榜首，遠超第二名上海市的61億美元。
王珉在任期間，開始著手蘇州經濟的轉型工作，希望通過發展民營經濟和“具有自主智慧財產權的規模經濟”，改變蘇州的外向型經濟結構，形成多條腿走路的局面。但由於他被調往吉林，很多具體的措施和意見都還沒來得及實施。
政界搖籃
大批蘇州幹部省內任職
事實上，蘇州一直是既出經驗又出幹部的地方。蘇州的幹部走向全國之前，已經在江蘇省內各級黨委政府大量任職，執掌諸多重要崗位。頻繁的領導更替對於蘇州市及下屬各縣級市的幹部來說，早已見怪不怪。
最為典型的是近年來以台資經濟名聲赫赫的崑山，在行政級別上還是一個縣級市，連續四任市委書記都被提拔為廳級以上幹部，其中包括兩個副省級幹部。
上世紀90年代初任崑山市委書記的李全林和他的繼任者張衛國，均已官居江蘇省副省長。
張衛國調走後，季建業2000年8月上任崑山市委書記，一年還沒有任滿，便於2001年7月被突然調往地級市揚州，“頭天省委開常委會，第二天就找他談話了”，隨後連續出任市長和市委書記。他的接任者張雷上任一年多，即出任江蘇省外經貿廳廳長。
從崑山升遷的並不止於市委主要領導。曾任崑山市長的周振華現任江蘇省檢察院檢察長，同樣任市長的鄭堅，現已調任省地稅局局長，而曾在崑山開發區擔任領導職務的王金華，現任蘇州市委副書記。
“你別看我們崑山級別不高，主要領導只要調出去，一般都是個正廳級。”崑山一位幹部總結說。
調出的不僅僅是崑山的幹部。曾擔任縣級市張家港市市委書記的蔣宏坤，今天是計畫單列市南京市的市長；而另一個縣級市太倉市的市委書記徐建明，也已調任常州市市長。
蘇州幹部紛紛在省內出任要職，帶動了蘇州經驗在江蘇全省的大面積推廣。事實上，這也是江蘇省委提拔調動蘇州幹部的初衷。
張衛國調到鎮江任市委書記後，首先把城市改造一番，建了一條引資大道———這正是崑山特色的做法。路修好後，開發區一打造，然後將自己的商界朋友邀請到鎮江，投資額和財政收入迅速增長。
頗有意思的是，張衛國的繼任者季建業也被調到一江之隔的揚州任市委書記，上任沒多久後，便迅速開建了一條引資大道，接著同樣是打造開發區和引資———典型的崑山套路。
每一任領導調往外地，基本上都把過去在崑山招商引資時結識的朋友也帶了過去。蘇州大學教授任平說，近年來，揚州、鎮江等地的外資投資額度連續出現大幅度增長，“毫無疑問，他們分享了蘇州和崑山的招商引資的經驗和資源”。
“蘇州經驗過去還遮遮掩掩的，這些年幹部大量調出，早已不是秘密了，這可以認為是蘇州從幹部上為全省經濟發展作的貢獻。”任平說。
10月29日，經省委全會票決，無錫市原市委書記王榮接過王珉的接力棒，出任蘇州市委書記。1958年出生的王榮是江蘇省最年輕的省委常委，其前程不可限量。
而對於崑山市經濟技術開發區的一些幹部來說，2003年上任的市委書記曹新平升遷的可能性幾乎確定無疑。“我敢保證，他不會在崑山超過兩年。”一位幹部拍著胸脯向記者說。
眾多幹部獲得升遷，一方面令蘇州幹部在省內揚眉吐氣，“到省上開會，台上坐的領導和台下坐的幹部一見面就笑了———許多都是蘇州出來的，甚至過去就是上下級關係。”
但另一方面，大批幹部外調也對蘇州經濟政策的延續性造成了一定影響。
2003年9月，台灣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發布的一份內地城市和地區投資環境調查報告中，蘇州與崑山排名分別滑落6位和20位，引起了蘇州和崑山有關領導的強烈關注。崑山市委一位幹部說，雖然名次滑落原因很多，但領導頻繁更換，無疑已成為台商眼中一個突出的問題。
關鍵字：招商引資
誰也無法否認，蘇州經濟十多年來的高速發展，是蘇州幹部備受青睞的重要原因。
今年上半年統計顯示，蘇州GDP增長18%，達到1630億元人民幣，排在全國大中城市GDP總量第4名，這意味著蘇州已成為中國第四大經濟城市。
而在2003年末，蘇州人均GDP高達4.77萬元，折算成美元是人均5746美元，高出一直領先的上海(人均5643美元)，成為全國各大中城市中的狀元。
當然，讓蘇州人引以為自豪的當然不僅於此，強大的財政收入使蘇州及下屬縣市有相對充足的經費投入衛生、環保事業，並因此而獲得了全國衛生城市、環保城市、文明城市、生態城市、旅遊城市等一大把榮譽稱號。但GDP增長速度、每年的引資額和政府不斷增長的財政收入，仍是蘇州市領導們創造政績的王牌。
蘇州經驗何在？招商引資無疑是其中的一個關鍵字———蘇州最為突出的是外向型經濟，而蘇州幹部的突出能力是招商引資。蘇州市一位幹部說，“全國學蘇州”，“全國學崑山”，當然首先是學習招商經驗。
所以，儘管梁保華已經調任江蘇省省長數年，他任蘇州市委書記時的招商故事，在記者的採訪中仍不時耳聞。
一個廣為人知的故事是，某年11月，正值寒冬時節，時任蘇州市委書記的梁保華拎著一個旅行箱，帶領一個6人的招商隊，到加拿大、美國招商。12天的時間，走訪了9座城市20多家跨國公司，草簽十多份協定，引進資金8000萬美元。
對於被稱為“小台北”的崑山來說，招商引資幾乎是崑山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法寶，也是崑山幾任領導迅速升遷的重要原因。
崑山的幹部在實踐中摸索出多種招商的方法，其中有一招叫“鏈條式招商”：每引進一家外資企業，就注意跟蹤這家企業在海外的上、下游企業，然後通過這家企業和他們取得聯繫，勸說他們前來投資。
幾年前，崑山在引進一批筆記本電腦企業後，副市長朱鳳泉在招商引資上下足功夫：把筆記本電腦拆開，看哪些零部件在崑山還沒有生產，然後有目的地去招商。很快，一個IT產業的完整產業鏈在這裡形成了。
崑山幹部的親商理念在引資過程中也日益強化到了“自覺”的地步。
2001年的一天，崑山開發區主任宣炳龍半夜接到一個來自台灣的電話。一位台商的太太語氣急促：“我老公不見了。”她打電話沒有人接，順手找到宣炳龍的名片。
崑山有三條路去上海，宣炳龍立刻派出三輛車沿路往上海找。果然在一條路的邊上發現一輛車，敲開車門，正是那位台商。原來這位台商到上海辦事，晚上開車回崑山時十分疲勞，怕出車禍就停在路邊休息一會，不想睡著了。
台商好吉利。捷安特腳踏車公司在崑山投資2950萬美元建廠，公司董事長想把廠前的金雞路改成台灣工廠所在的“順帆路”。情況反映到崑山市委，當時的市長鄭慧珍答應了，結果台商大為高興，一個路名更換，換來了超過1億美元的增資。
至2003年底，崑山全市累計吸收契約外資199億美元，實際到賬74億美元，已開工企業1490家，剩下的企業也將陸續投產。2003年崑山全年實現GDP430.37億元，比上年增長31.5%，財政收入達到60多億元，增長了近六成。
“在崑山做現任領導最輕鬆。”宣炳龍說，不斷增長的外資產生了聚集效應，崑山像一台高速運轉的機器，其巨大的慣性會持續高速運轉一段時間。
宣炳龍所言不虛。本報記者在蘇州到崑山的公路上，一路看到的都是剛剛建成和正在施工的工廠區，難得一見連片農田。近兩年上千億元的生產性投入，看來都將轉化為GDP數字和財政收入，蘇州GDP高速增長的勢頭還將持續。
蘇州大學一位學者說，對於蘇州來說，民營經濟和創新經濟真正做大做強仍有待時日，外資經濟一枝獨秀的局面短時間內不會改變，因此對於GDP、投資額和財政收入等指標的考核，仍將是現行幹部政績考核中的重要一環。
■記者手記
“蘇州經驗”的核心價值
蘇州出身的幹部為什麼受到中央和江蘇省的重用？他們在蘇州的執政經驗價值在哪裡？換句話說，我們應該從何種層面上理解“蘇州經驗”？
如果把這些問題放在蘇州近20年來的發展歷程中考慮，蘇州經濟高速發展之迷，套用一句大道理來解釋無非就是，蘇州抓住了機遇，而機遇之所以能被抓住，決策者的審時度勢功不可沒。
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伊始，鐵板一塊的計畫經濟模式土崩瓦解，蘇州利用計畫經濟時代集體經濟的優勢，走出了一條鄉鎮企業的發展之路。
1990年代，鄉鎮企業面臨體制困境，“蘇南模式”的老路走入死胡同之際，蘇州又奇蹟般地抓住上海浦東開發的機遇、台灣產業升級和轉移的機遇，摸索出了一條依靠外向型經濟發展的新路。
到了世紀之交的梁保華和陳德銘時代，我們看到的是蘇州的決策者對外向型經濟規律的準確把握，對蘇州經濟角色的清晰認識，和甘當上海配角的清醒頭腦———蘇州外向型經濟的馬達聲因此越來越響，最終超越上海浦東成為“主角”。
到了王珉走馬上任，蘇州的外向型經濟雖然仍在高歌猛進，但經濟轉型的緊迫性已十分明顯。過分依賴跨國資本，使它極易受國際經濟形勢的影響。更關鍵的是，儘管GDP和政府財政收入迅速增長，老百姓的收入卻增長得不快。今年上半年蘇州的GDP總量躍居全國大中城市第四，但人均收入在“長三角”16個大中城市中，卻只能排在第7位。
在王珉時代，蘇州市實際上已經啟動了一項重大的戰略決策：轉變經濟結構，實現產業升級。發展民營經濟和創新經濟，就成了王珉實現蘇州經濟新一輪跨越的“兩板斧”。
客觀地說，這些年來蘇州最為引人注目的仍是外資經濟的發展。對於其他地方而言，“蘇州經驗”似乎也更容易被歸納為招商引資的閃光數字———招商引資便捷易行，也更容易見到實際效果。
回到時代的具體情境，蘇州乃至崑山的幹部包括招商引資在內的諸多經驗自有其成功之處，可是無法想像，要是整個長三角、甚至全中國都以蘇州為榜樣，以蘇州作為招商引資的追趕目標，去搞引資大道，去建招商廣場，那會有怎么樣的結果？
這種擔心並不多餘。在我們遼闊的國土上，從發達的東部到貧瘠的西部，多少地方政府把招商引資當作發展地方經濟的不二法寶，多少地方“招商引資大躍進”仍在進行。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蘇州經驗”也許不能簡單地用“模式”或“經驗”來概括之。蘇州歷任決策者走過的是一條特殊的，甚至連自己也無法重複的路。
如果我們堅持要把蘇州之路升格為“經驗”和“模式”的話，它的核心價值不是招商引資的方式手段，而是決策者植根於現實、適時適地求新求變的創新思維。梁保華、陳德銘和王珉在蘇州執政期間的成功經驗莫不歸結於此，中央對他們寄予的厚望亦在於此。
10月底陳德銘在就任陝西省代省長時，有記者曾問他：如何將蘇州經驗與陝西實際相結合？陳德銘坦誠回答：沿海城市的先進經驗和做法是在一定時代下形成的，適合那個環境。我儘管在那邊工作了幾十年，但到了陝西後覺得那邊的經驗和做法不能簡單地克隆。要從陝西的省情出發，了解陝西現在的困難形成的原因，了解陝西潛在的優勢可以迸發出現實優勢的東西，然後再借鑑沿海城市那些基本的理念，把它們結合起來。
也許，這樣的回答正是陳德銘“蘇州經驗”的真正體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