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藩

1915年7月、1938年6月，他曾受聘纂修《杞縣誌》《河陰縣誌》，任總纂，著有《杞縣誌稿》（未刊）、《河陰志》。 其間還受聘河南通志局（亦稱河南通志處、通志館）任纂修，授八等嘉禾章，著有《金石考》。 在多年的實踐中他編纂了許多志書，總結了志書篇目、體列、編纂、校注及資料蒐集、整理、鑑定等方面的經驗，對研究和發展方誌理論和纂修志書做出了很大貢獻。

蔣潘（1871－1944），字恢吾，號蓼庵，祖居睢縣，後遷杞，住縣城大南門街。光緒二十八年（1902）壬寅補行庚子、辛丑（1900、1901）恩正併科河南鄉試舉人，朝考大挑一等，授職揀選知縣（未任），是晚清及民國年間河南著名學者一，有“南有李敏修，中有張開促孚，北有蔣恢吾”之譽。
蔣博覽群書，學力深厚，其居室“梧蔭樓”藏書數千卷，平生潛研經史，文宗昌黎、詩法少陵、史尊班馬，造詣頗深，尤擅於史志，精於金石考證。1915年7月、1938年6月，他曾受聘纂修《杞縣誌》《河陰縣志》，任總纂，著有《杞縣誌稿》（未刊）、《河陰志》。其間還受聘河南通志局（亦稱河南通志處、通志館）任纂修，授八等嘉禾章，著有《金石考》。在多年的實踐中他編纂了許多志書，總結了志書篇目、體列、編纂、校注及資料蒐集、整理、鑑定等方面的經驗，對研究和發展方誌理論和纂修志書做出了很大貢獻。他重視資料的蒐集，強調“採訪之要，心思、耳目、手足一一皆到，方能稱職，蓋考索之精確，閱見之祥審，手書足履之頻煩勞苦，舉無可少者，大忌以耳代目，以目代足”。談到採訪與編纂時，他又指出：“采編之與編纂，文字雖有繁簡，紀錄雖有先後，而責任實無重輕。”特彆強調了採訪作為編纂基礎的重要性。1932年他撰寫了《方誌淺說》，實為修志指南，文中就“方誌之原始與其變遷”、“方誌與國史之異同”、“通志與通史之異同”、“省志與一統志、郡縣誌之異同”、“修志三要（人才、錢財、史材）”、“修志三長（才、學、識）”、“修志二綱（採訪、編輯）”、“採訪四術（躬親、專治、擇要、耐勞）”、“編纂四則（體例精、材料豐、去取審、文字潔）”、“成書三期（校理舊志、開纂長編、刊成定本）”等方面，根據他的實踐作了精闢闡述和獨到的見解，對今日編修新地方志仍富有借鑑價值。
抗日戰爭期間，他回杞整理舊志，潛心研究學問，或以文會友，或指導門生習作，樂此不疲，尤其晚年仍為登門求教的青年答疑解惑，誨人不倦。
他一生著作頗豐，已刊行的有《梧蔭樓詩鈔》二卷、《梧蔭樓文鈔》六卷、《梧蔭樓駢體文鈔》一卷、《求愧怍齋筆記》三卷、《蓼庵筆記》一卷；未刊行的有《梧蔭樓詩話》、《河南金石目》、《杞縣金石考》、《河陰金石考跋》、《隨唐金石考跋》、《篤雅堂文集》、《四書求心錄》、《梧蔭樓家書》、《梧蔭樓日記》等。方誌理論文章除《方誌淺說》外，還有《河陰修志意見書》、《河陰志稿編纂細則》、《河陰文征序》、《河陰縣誌凡例》、《杞縣商例》、《通志首列聖制議》等；在給好友胡巽青、步彰五等的書信中也闡述了一些對編纂方誌的意見。他在從事修志工作的同時，又費盡心血收藏河南志書一百七十餘種，日偽時期悉數為河南省偽省長李敬齋掠去，後輾轉流徙，存失莫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