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獅市“八大王” 之四
撲克大王蔡清河“代理人”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商品代理則是商業流通的一種好形式。在現代商品流通過程中，連鎖經營、配送中心、代理專賣等是最重要的形式。但是，直到中國改革開放二十餘年，中央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後，“代理人”角色才為國人所普遍認同。而蔡清河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做“代理人”了，這說明他有著確實十分精明的市場經濟意識。他不做老闆，而是甘願做“代理人”，自有他的明智之處。
當時，蔡清河主要做撲克這種商品的代理商。撲克是一種老少皆宜的娛樂玩具，銷量大、市場大。有鑒於此，他採用現在所謂的代理方式，與廈門、福州、省外等地撲克廠聯繫、掛鈎、進貨，再批發給全國各地百貨商店，主要客戶網路則集中在閩南地區。後來，撲克直銷量越來越大，蔡清河就想在本地開撲克廠。但他並不自己直接辦廠，而是聯絡當時泉州、晉江、永寧、石獅鎮等地有商品意識又有資本的人，動員他們出資辦廠，並為他們聘請技術人員。他本人也不參股，而是每副撲克抽成一分錢，繼續做撲克代理。
由於工廠在本地，產量更大，蔡清河的代理業務也異日擴張，他的名聲在本地也更響，年收入過萬元，被封為“撲克大王”，成為“八大王”之一，然後被送進“學習班”。
從“學習班”出來後，蔡清河不再做撲克代理。當時，國家的政策比較寬鬆，可以發展個本經濟、私營經濟，可以個人開辦工廠。於是，他與華僑朋友合作，辦起石獅市第一家牛仔服廠，引進5台機器，生產牛仔褲。20世紀80年代初，牛仔衣服是十分風行的服裝，尤其青少年男女都以穿牛仔服為時尚，所以，牛仔服的需求量呈幾何級數增長，經久不衰，牛仔服工廠的生產則十分紅火。
看到牛仔服裝的市場行情如此好，石獅市的許多人紛紛投資辦牛仔服工廠。這使得牛仔服生意競爭激烈。蔡清河資本較少，只有十幾台機器，因此逐漸失去競爭力，最後退出牛仔服行業。他遺憾地說，市場經濟探索者如何處理好機遇與挑戰的辯證關係，是事關事業興衰成敗的關鍵。他與宋太平是好朋友，如果能夠繼續辦牛仔服裝廠，到現在應當能夠發展出一個大的集團來。然而，這個石獅第一就這樣消失了。
石獅市“八大王” 事件：
所謂“八大王”，究竟何許人也？在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二十多年的今天，回顧“八大王”的傳奇般經歷，對我們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曲折過程，應當不無啟發意義。
石獅市“八大王”今昔：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於1956年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在“左”傾思想的影響下，中國照搬前蘇聯模式，認為社會主義公有制只能是純而又純的公有經濟。不承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存在多種經濟成分，不承認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在這一階段的作用，不承認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不可逾越的階段，更不承認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而是認為越大越公越好，認為社會主義就是計畫經濟，個體私營經濟被視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異己，必欲除之而後快；認為個體經濟是資本主義；認為商品生產是“地下黑工廠”；認為商品交換是自由買賣，投機倒把，等等。
20世紀60年代福建省的石獅，小商品市場已經很繁榮，這是石獅市的一道獨特的風景線。石獅市是著名的僑鄉，旅居海外華僑有30萬人，相當於全市的人口。從經濟地理來分析，石獅市是窮鄉惡土，只有10000餘畝的水田，其餘多為“風頭水尾漏沙地”，只能種地瓜。每逢水、旱災，就吃不飽飯。除了花崗石和沙子，石獅也沒有其他礦產資源。因此，石獅市世世代代有許多男子到南洋去謀生，成為“番客”。起初，“番客嬸”主要使用外匯度日。後來，她們把海外親人攜帶或寄送回來的家用小洋貨擺到街上出售，包括寫滿洋文的手錶、懷表、皮鞋、梳子、領帶、香水、痱子粉、皮箱，但最多的是各種衣服，如襯衣、外套、西裝、裙子等。“番客嬸”或以物換物，或用它們換來現鈔以購買糧食、蔬菜。因為她們賣的多半是舊衣服，所以她們的攤子又叫做“估衣攤”。她們的顧客，不僅有本地人，也有不少外地人。就這樣，石獅市逐步形成了一個以“估衣”為主的小洋貨市場。
石獅市人有經商傳統，有商品經濟頭腦，他們不僅利用小洋貨從事買賣活動，還廣泛利用其他的機會進行商品生產和經營。例如，在風行領袖像章的年代，石獅人迎合當時“個人崇拜”的政治需要，大量生產加工像章，販運到各地去銷售，取得了成功，一些私營老闆嘗到了在當時可謂巨大的甜頭。就這樣，一些從事商品生產和購銷的個體私營業主戶就在這樣的交換過程中產生出來，石獅市則因此而成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源地之一。“文化大革命”後期，個體私營業主更是冒著被批判和坐牢的風險，開始更大規模地從事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探索市場經濟之路，發生在石獅的所謂“八大王”事件，就是當時石獅發展商品生產、市場經濟的見證。到20世紀80年代初，政策放寬，華僑以物代匯，不再寄錢而是寄物件回來。每天，石獅市都會收到一兩千包從海外寄來的物品。在這種情況下，石獅市小洋貨市場更是風靡一時，被稱為“小香港”。
總之，石獅人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就敢於從事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擺地攤、賣“估衣”。儘管這還是最低層次上的商品經濟，但是，在當時“左傾”思想的影響下，這種商品經濟仍被視為資本主義的自由買賣和投機倒把，並因此而受到被剷除的威脅。1975年，石獅市曾把“八大王亂市場”的情況寫成材料，送到北京，作為典型批判的對象。1976年，中央新聞電影記錄片《鐵證如山》在全國各地播放，其中有一段解說詞稱：石獅的資本主義小攤點有993個，日成交額達60餘萬元，從鐘樓腳到民生街，只有500多米左右小街，正是當時的繁榮景象。出現了螺絲大王、水產大王、票證大王、水果大王、菸絲大王、磚瓦大王、糧油大王、撲克大王等“八大王”，即年收入超過10000元的典型。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的一個時期，這種批判仍在進行。例如，當時的一份批判材料就這樣寫道：“在‘四人幫’橫行的日子裡，石獅鎮烏雲蔽空，濁浪翻滾，資產階級幫派勾結城市資本主義勢力，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以自由市場聞名全國的僑鄉石獅鎮；4000餘戶的鄉鎮就有近千家的小攤販，每天上市的有25000多人，成交總金額達670000餘元，比國營合作商店的營業額還多一倍以上，經營行業二三十種，國家一二類物資以及30多個國家的進口商品充斥市場，各類工業品之多更是指不勝數。……這些攤販布滿大街小巷，一層挨著一層，一攤連著一攤，一直擺到國營商店的櫃檯邊，幾乎占領了社會主義的商業陣地……在這資本主義全面復辟，自由市場嚴重泛濫的妖霧裡，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分子亂中求利，大發橫財，壟斷石獅市場的‘八大王’就是其中的典型一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