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蓋爾坦·杜加於1952年出生於魁北克市，20歲時，他曾前往溫哥華學習英語，以便確保能得到夢想的空乘人員工作。在第一次到北美西海岸旅行期間，杜加遇到了瑞·雷德福（ Ray Redford），兩人成為戀人，他們的關係持續了幾年，直到在杜加工作的頻繁旅行和其他戀情的壓力下不堪重負。1974年杜加開始在加拿大航空公司工作之後，他經常在哈利法克斯、多倫多、蒙特婁和溫哥華之間搬家，性生活相當活躍。
杜加於1980年5月被診斷出患有卡波西氏肉瘤（ Kaposi's sarcoma），並最終前往紐約接受治療。 他對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CDC）的研究人員幫助很大，部分原因由於他保留了日記，杜加在1982年為他們提供了他們能找到的最好的性接觸聯繫人網路追蹤記錄。 這種幫助使得他後來在CDC研究人員製作的一個病例聚類圖中處於中心位置，並且通過蘭迪·席爾茨（ Randy Shilts）著作的廣泛影響，死後聲名狼藉。
1983年在大部分時間生活在溫哥華後，他逐漸病重，回到了魁北克市，在那裡他與家人度過了餘下的日子，直到1984年3月去世。
“零號病人”流言
流言開始
1981年6月，一種之後被稱為愛滋病（AIDS）的綜合症被首次正式記錄在案。
論文中洛杉磯病例黑白聚類研究圖中心的“0”1984年，一份刊載於《美國醫學雜誌》（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關於加利福尼亞州多宗愛滋病感染個案的研究論文被發表，其中的40多例感染病例由性接觸聯繫起來，杜加則處於圖例中心。 "零號患者"（patient 0）第一次出現，然而論文作者之一的 CDC 研究員威廉·達羅（ William Darrow）稱杜加不是“患者 0”，而是“患者 O”（patient O），發音為“oh”，代表“Out-of-California”，即加州以外的病例，而這當時被一些人誤解了。
而零號患者的流言開始於蘭迪·席爾茨出版於1987年記錄美國愛滋病流行爆發的著作《世紀的哭泣》（ And the Band Played On: Politics, People, and the AIDS Epidemic，後被改編為同名紀錄片）。席爾茨在書中將杜加刻畫為一個具有反社會行為的病毒傳播者。並有意地把身上的愛滋病病毒傳染給他人，至少也是不顧後果地危害其性伴侶。 雖然席爾茨的書中並沒有直接提出杜加是愛滋病毒主要傳播者的指控，但這樣的的謠言逐漸變得廣泛流傳。
2016年在大衛·弗朗斯出版的《如何在一場瘟疫中生存》（ How to Survive a Plague）一書中，席爾茨的編輯表達了自己的遺憾：”為了刺激銷售，我們有意識地決定在書籍和宣傳活動中醜化和詆毀杜加。“
重新審視“零號病人”流言
零號病人（patient zero）或零號感染源（Index case）一詞是在杜加死亡同期，由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研究中被提到，其人員追查在加利福尼亞州、紐約州和其他州的男同性戀性活動社群時，杜加作為其中的中心人物而給予他的代號。而1984年發表前述論文的作者之一威廉·達羅稱論文只是探究當時新認識的這種疾病的傳播性質而不是起源，從來沒有意味著杜加是第一個病例。
1984年的研究最初向研究人員表明，病毒感染與愛滋病症狀出現之間的時間可能是幾個月。然而，當席爾茨的書於1987年出版時，已知受感染的個體潛伏期可能長達幾年，一些個體可能早在與杜加見面之前就已感染很久，該研究不太可能揭示正確的病毒感染網路。
亦有其他人對零號感染源一說提出質疑或持保留意見，1988年，安德魯·莫斯（ Andrew R. Moss）在紐約書評（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中對流言發表了反對意見。 2007年11月另一篇發表於《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的文章駁斥零號感染源流言，指出愛滋病於1966年從非洲傳播到海地，再由海地於1969年傳到美國。 而一位死於1969年，名為Robert R的患者則被確認是在北美洲最早有文獻記載的愛滋病症狀患者，報告指出該名患者在1966年就已經顯示出有愛滋病的症狀。
科學研究澄清謠言
2016年，美國亞利桑那大學麥可·沃羅比（Michael Worobey）博士領導的研究小組在《自然》上發表論文，他們進行了一項基因研究，通過基因手段檢測了杜加生前保留的血樣，並與1970年代其他愛滋病患者血樣相結合，檢測證實杜加血樣中包含的毒株在他之前已經感染了紐約的患者。他僅僅是普通的愛滋病毒感染者之一。“關於‘零號患者’的觀點，沒有科學數據支持”，沃洛比總結道，“既沒有生物學也沒有歷史證據證明他是美國首例或 HIV-1 B亞型的首例病人。”
劍橋大學的歷史學家理察·麥凱（ Richard A. McKay）的一項研究還確定了產生零號患者流言的其他原因，雖然病例分析中的許多患者都報告超過1000個性伴侶，但大多數人都只記得“極少數”的名字，這使得他們與其他病例的聯繫更難以追查，由於其他人記得杜加的獨特名字，他對研究人員追蹤他的性接觸聯繫網路幫助很大。
加州大學愛滋病研究員羅伯特·格蘭特（ Robert M. Grant）博士表示：“沒人想成為社區中的‘零號患者’，但這可能會對疾病控制有所幫助，僅僅因為你是第一個被診斷出來的人並不意味著是你發起了這場流行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