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文學
正文
蒙古族約341萬人（1982）,主要聚居於內蒙古自治區。其餘分布在東北三省、新疆、甘肅、青海等地。寧夏、雲南和其他省區也有少數聚居和散居。語言屬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通用蒙文和漢文。歷史的發展
蒙古族文學歷史悠久，神話傳說、英雄史詩和歌謠祝讚等，真實而生動地反映了氏族社會和奴隸制初期部落民的漁獵畜牧業生產，原始部落之間激烈頻繁的征戰，以及古代勞動者渴求征服自然力和社會邪惡勢力的理想和願望。像《勇士古那乾》、《江格爾》這些古老的英雄史詩，以巨大的藝術概括力反映了一個歷史時代的面貌，對後代蒙古族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從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落到元朝建立前後，蒙古族的政治經濟得以空前發展，同中原的漢族、國內各少數民族以至歐亞各國加強了經濟文化聯繫，因此，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傳統大大發揚，形成了民族文藝史上的一個鼎盛時期。史傳文學名著《蒙古秘史》（舊譯《元朝秘史》），優秀民間敘事詩《成吉思汗的兩匹駿馬》、《孤兒傳》，抒情歌謠《母子歌》(即《金宮樺皮書》)、《阿萊欽柏之歌》等的出現，標誌著作家文學的興起和各類民間文學的持續繁榮。這些作品在廣闊的歷史背景上展現了生氣勃勃的社會生活畫面，波瀾壯闊的戰爭場景，遊牧民族特有的生產方式和風土人情，以及封建牧主經濟上升時期人們的精神面貌。隨著文學題材內容的變化，古代神話和史詩中神異的勇士為成吉思汗和他的將士以及社會各階層的現實人物所代替。新生的封建主所從事的民族統一事業，下階層人民的生活和鬥爭，在各類文學作品中都受到熱情的肯定和讚美。但是，這個文學繁榮期未能長久地持續下去。隨著橫跨歐亞大陸的龐大帝國的解體，蒙古族地區的分裂割據局面又重新開始。從元末以至整個明代，蒙古封建主從歐亞和中原廣大地區相繼退回大漠南北。各民族間的經濟文化聯繫大為削弱，從此蒙古族文學進入了一個所謂“風雪期”。雖然整個文學的發展過程並未因此而中斷，但在蒙古各部和各個聚居區，文學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曠日持久的封建割據激起了社會各方面的普遍不滿和反抗，人民要求和平統一的願望鮮明地表現在文學史上第一篇短篇小說《烏巴什洪吉台》和帶有濃厚文學色彩的史書《黃金史》當中。在這一時期，傳記式長篇英雄史詩《格斯爾傳》也經過長期口頭流傳而形成書面作品。這部優秀作品脫胎於藏族史詩《格薩爾王傳》，但在蒙古地區世代流傳，已充分地蒙古化了，成為一部富有蒙古民族特色的獨立之作。清朝統一中國，蒙古族的混戰割據局面逐步結束，社會趨於穩定。隨著各民族經濟文化聯繫的恢復，漢族古典文學（主要是詩詞和明清小說）和藏族民間文學（如民間故事、格言諺語）對蒙古族文學影響日深。許多漢藏文學作品如《水滸傳》、《三國志演義》、《說唐》和《格薩爾王傳》等被改編或再創作，以蒙古說書和故事的形式廣為傳播，幾乎達到了家喻戶曉的程度。這一部分作品數量大，影響廣，已經成為蒙古族文學寶庫中的一份珍貴遺產。
蒙古族文學
蒙古族文學民族風格 蒙古族文學在千百年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鮮明的民族風格。“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經濟，“毛氈帳裙”“食唯肉酪”的生活方式和風土人情。“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自然景色，使蒙古族文學散發著濃郁的草原生活氣息，別具一種雄渾剛健之美。古代傳說《化鐵熔山》描繪了蒙古族祖先衝出深山野谷，奔向廣闊草原的英雄壯舉，再現了原始氏族社會的生活圖景。史詩《江格爾》中出現的蒙古奴隸制帶著明顯的民族和地方特點，它是在原始社會末期激烈頻繁的部落戰爭和血親復仇的陣痛中誕生的。《蒙古秘史》所展示的生活場景、歷史畫面和人物性格，更是任何別的遊牧民族所不可能具有的。13世紀前後蒙古諸部征戰殺伐的雄壯場面，成吉思汗馳騁萬里的戎馬生涯，蒙古十三翼騎兵神出鬼沒的戰略戰術，還有氏族社會的各種遺蹟──搶婚、結拜“安答”（盟友）、血緣氏族的財產分配方式，薩滿教祝禱火神、太陽神和“懸肉祭天”的儀式等等，這一幅幅奇妙的風俗畫和風景畫構成了這部世界遊牧民族中罕見的史傳文學獨特的風格情調，它的出現和流傳，對於蒙古族文學風格的形成具有特殊的意義。
蒙古族向以勇武慓悍著稱於世。文學的傳統主題和風格情調是歌頌勇敢和堅強，讚美正義的反抗鬥爭。神話傳說、英雄史詩的主角巴特爾（或者智勇的可汗、王子），是原始部落民集體力量的化身。他們總是見義勇為，疾惡如仇，為降服象徵著破壞性的自然力和社會惡勢力的“蟒古思”（魔鬼）而跨馬出征，經過艱苦卓絕的戰鬥,消滅了頑敵，勝利返鄉。進入階級社會以後,英雄人物則主要是在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漩渦中接受嚴峻的考驗。他們成年累月地馳逐在草原戈壁之上，投身到激烈的征戰當中，發揮了最大的歷史主動性。這種大無畏的英雄主義到了近現代又有了嶄新的時代內容，一貧如洗的行腳僧沙格德爾面對王爺諾顏（官吏）的皮鞭、棍棒、公堂和牢獄，嘻笑怒罵，仗義執言，勇敢地揭露僧俗統治者們魚肉百姓的罪惡，表現了最可寶貴的硬骨頭精神。機智人物巴拉根倉的英雄性格，則主要表現為從精神上壓倒一切自炫“仁智”“聖明”的壓迫剝削者，毫不容情地揭露他們的偽善、貪婪和狡詐，讓他們在真理正義面前一敗塗地。從個人反抗到“獨歸龍”式地聚眾起義，這是一個歷史發展的過程。在反帝反封建的鬥爭風雨中，內蒙古各地先後湧現出了一批農牧民集體暴動的領袖人物，席尼喇嘛、嗄達梅林這樣一些歷史人物，經過人民民眾的藝術創造，他們的鬥爭經歷在《席尼喇嘛的故事》、《獨歸龍》民歌和《嗄達梅林》民間敘事詩中被賦予了濃重的傳奇色彩，成為人民民眾的口碑。 抗日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迅速成長起來的蒙古族革命新文學，繼承發揚了本民族文學的優良傳統，對蒙古族人民，在歷史上，特別是在解放戰爭中的革命英雄主義，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英勇鬥爭精神，給予了熱烈地歌頌。這方面的代表作有長篇小說《茫茫的草原》，小說集《花的草原》、《遙遠的戈壁》，長詩《狂歡之歌》、《生命的禮花》,話劇劇本《金鷹》,電影文學《鄂爾多斯風暴》等。
蒙古族文學的英雄主義總是和理想主義、樂觀主義結合在一起的。這種美好思想，在史詩《江格爾》中是草原故鄉人壽年豐，通過勇士們的浴血奮戰贏得了和平安寧,在《格斯爾》里則是引來大海之水灌溉沙漠,“施用法力把遠山變近，把近山變遠”，毫不費力地選擇水草豐美的牧場，讓五種牲畜覆蓋住黃河之濱的廣漠原野。這種理想的歸宿，往往表現為喜劇的結局。史詩是勇士懲治了魔王，從此闔家團聚，部落安寧，人畜兩旺；民間故事和民間長詩中則是備受奴役的駿馬衝破奴隸主的追捕，勝利地逃向了人畜鹹宜的漢地；或是貪心的牧主人財兩空，貧苦的奴僕贏得了成群的牛羊、雪白的氈房。
蒙古族傳統的審美理想是熱烈地追求著崇高、陽剛和壯美，相對地說，秀美、陰柔、纖巧則不受推崇。這種美學趣味是由民族特定的歷史條件和自然環境造成的。蒙古族歷史上連綿不斷地征戰，戎馬倥傯的戰鬥生涯鍛鍊了全民族英勇頑強的鬥爭精神；遊牧經濟的不安定性和自然力的強大，培養了牧民“人定勝天”的堅強意志；千里冰封的北國風光，廣漠無垠的草原景色，在大自然的交響樂中是一種高昂、健勁、強烈的主鏇律。這些都不能不對民族的性格心理、氣質感情產生影響，從而形成了蒙古族文學的鮮明風格和特殊的發展規律。
蒙古族文學的民族特色還從它的語言、體裁和藝術技巧諸方面鮮明地呈現出來。蒙古語凝鍊、簡潔而富有音樂性。在人民口語基礎上提煉加工而成的文學語言，最適於表現蒙古人的草原生活，傳達他們特有的心理素質。英雄史詩的語言雄渾瑰麗，史傳文學的語言簡練雋永,民間故事的語言淳樸自然,歌謠祝讚的語言剛健清新。這種多樣而又統一的藝術語言富於特殊的表現力和感染力，能夠激發人民民眾的親切感和自豪感。蒙古族文學擅長於大刀闊斧地塑造人物形象，渲染烘托緊張激烈的戰鬥氣氛。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都形成了源遠流長的傳統，產生了許多優秀作品，積累了寶貴的藝術經驗。蒙古族文學的體裁也是豐富多樣的。散文形式有神話、傳說、民間故事、史傳文學、小說、劇本、電影文學和報告文學等。詩歌韻文形式在蒙古族文學中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主要有歌謠、祝詞、讚詞、史詩、民間敘事詩、好力寶、說書、格言、諺語、謎語、詩詞等。其中，史詩、說書，以及關於祝禱、婚嫁、競賽、出征等的各類儀式歌，都從文藝形式上補充豐富了中國文學史。蒙古語特別富於音樂性，歷史上早就形成了廣泛流行的吟誦傳統。如節日慶典上藝人吟唱祝詞讚詞，德高望重的長者朗讀《格斯爾》，沙格德爾等行吟詩人即興創作諷刺譴責詩，宮廷使者向敵方口誦戰表檄文等。韻文作品的形式特徵非常鮮明：押頭韻或頭、腹、尾三韻並押，四行為節，交叉換韻，對仗工整,反覆吟詠。富比興,多誇張。許多作品還採取了散韻相間，抒情(韻)敘事（白）相結合的表現形式。以散文為主，韻文為輔的作品（如《蒙古秘史》），多是用散文敘述故事和刻畫人物，中間穿插著大量的詩歌祝讚來抒發強烈飽滿的感情；以韻文為主散文為輔的作品（如說書和敘事詩），其韻文則兼有狀物、摹人、抒情三種功能，散文僅起說明和銜接的作用。即使是純粹的散文作品，許多段落也往往蘊含著內在的韻律節奏，讀來琅琅上口，便於記憶和傳誦。
在民族文學交流中發展繁榮 各民族文學之間日益增強的聯繫，對蒙古族歷代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遠在成吉思汗時代，漢族旅行家和詩人長春真人（邱處機），契丹詩人、學者和政治家耶律楚材等就把中原文化傳播到了蒙古地區。從元朝開始，蒙古人的漢文創作逐漸成為本民族文學創作的一個組成部分，陸續產生了劇作家楊景賢、散文政論作家法式善，詩人夢麟，翻譯家和文學批評家哈斯寶等。近代以來，蒙漢文學交流在更加深廣的程度上迅速發展。蒙古族作家從漢族古典詩詞、明清小說以至理論批評中汲取了思想營養，開拓了題材範圍，豐富了藝術技巧，陸續創作出本民族歷史上第一批長篇小說和韻律嚴整的蒙文詩詞，寫出了一些有價值的文藝雜論和小說評點。同時，民間藝人也愈來愈多地採用漢族古典小說和故事傳說為演唱內容，通過創造性的改編，使蒙古說書的題材範圍大為開闊，演唱技巧也得到了豐富和發展。總之，蒙漢文學交流極大地豐富了本民族的文藝傳統，為近代文學高潮的出現準備了有利的條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一支年輕的作家隊伍成長壯大起來。他們都有比較堅實的民族生活根基，經歷過革命鬥爭的鍛鍊；同時又都受到了漢族文化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革命新文學的有益滋養。魯迅、郭沫若、茅盾以及許多當代優秀作家成為他們的良師益友，對他們的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其中，一批蒙漢兼通的作家還能夠運用兩種文字進行寫作。
蒙藏文學的交流可以追溯到元、明或者更早的歷史年代。《格斯爾》的故事從藏族傳入蒙古族，經歷了一段漫長的流傳加工和再創作過程，最後形成了鮮明的民族風格。隨著蒙藏經濟文化聯繫的加強，佛教東漸，藏族和印度的宗教文學和民間文藝也在蒙古族中間廣泛傳播，影響日深。從著名的文史典籍《黃金史》、《蒙古源流》中都可以明顯地看出藏族文化影響的痕跡。此外，蒙古族和西北各少數民族也有長期的歷史淵源關係，成吉思汗及其後繼者們同色目人之間緊密的政治、經濟、文化聯繫早已見諸史籍。史詩《江格爾》所代表的新疆蒙古族民間文藝的民族風格和地方色彩，其中就或隱或顯地透露出某種中亞情調，從內容形式諸方面反映出民族文學之間相互聯繫、相互影響的鮮明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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