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董辛名先生（1913～1975）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活躍在南方話劇舞台上的一位極富愛國激情與藝術才華的編劇及導演。先生1913年3月25日（陰曆二月十八日）出生於浙江省永嘉縣三溪橫嶼頭村（今屬溫州市甌海區潘橋鎮）,原名董國銘（屬國字輩），是明代著名書法家、禮部尚書董其昌的17世孫 。大哥董每戡（國清）是我國著名的戲劇家和戲劇史家。
人生經歷
少年不識愁滋味
溫州戲曲源遠流長，早在南宋時就誕生了南戲。各處鄉、村，每逢節日、廟會都有戲班演戲。受此戲曲氛圍浸染，先生從小便與戲劇結下不解之緣。
先生少年時曾師從近代著名畫家馬孟容先生，馬先生在1928年應聘到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任教授。先生也在同年7月進入上海美專學習，1931年畢業後留在上海習畫，1933年參加左翼戲劇家聯盟領導下的劇社，跟胞兄董每戡及金山、趙丹、聶耳等一起從事進步戲劇活動。
1934年9月，先生以蔣新珉的名字自費留學日本，在1935年3月進入日本大學文學藝術學院攻讀電影和戲劇編導。在留日期間，先生積極投身進步戲劇活動，加入了左翼團體“中華留日戲劇協會”，後任幹事，當時該劇協領導人為任白戈、顏一煙等人。1937年1月9、10、11日，“中華留日戲劇協會”在東京“一橋講堂”演出了由田漢根據俄國著名作家列夫·托爾斯泰的同名小說改編的四幕話劇《復活》。先生在劇中飾演男主角涅赫留道夫公爵，使演出獲得很大的成功。
八千里路雲和月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先生毅然歸國，積極投身於抗日救亡宣傳運動，在溫州開始了他抗戰戲劇的生涯。
1937年8月間，永嘉抗敵後援會組織救國禦侮團宣傳隊，先生為該隊導演了《雪中的行商》和《死亡線上》。他還為溫州中學童子軍戰時服務團導演了《土龍山》、《一顆炸彈》、《別的苦女人》、《東北之家》和《血灑盧溝橋》。12月間，抗戰後援會成立了戲劇組，先生任組長，率該組的流動演劇隊與瑞安縣青年救國團在瑞安聯合公演《東北之家》、《布袋隊》、《別的苦女人》、《死亡線上》、《九一八以來》及《放下你的鞭子》等當時有名的抗日愛國劇目。
1938年4-6月間，先生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直屬的抗戰演劇第十一隊（隊長是侯楓先生）擔任編導，導演了董每戡新作《敵》（三幕劇），參加了三廳所轄的演劇隊在三廳所在地武昌曇華林的會演，轟動一時。7月返里為戰時青年服務團搬演此劇，從此蜚聲甌江南北。
同年11月25日，浙江省戰時劇人協會永嘉分會成立，先生與胡今虛、夏野士、馬驊（莫洛）、謝德輝等十三人當選為理事，並被眾人推舉為理事長。劇人協會積極開展戲劇救亡宣傳，與永嘉抗日自衛會宣傳隊、永嘉劇人協會戰鬥劇團等團體聯合舉行過多次公演，激發民眾抗日鬥志。上演的劇本有《菱姑》、《最後的勝利》（啞劇）、《再上前線》和《保衛領空》等。
1939年6月10日，前哨劇團在溫州公署辦公處宣布成立，先生任副團長兼導演，負責劇團的具體事務。團員集中了數年來溫州較有成績的演員，如莫洛（馬驊）、徐鎏、李碧蘭、謝德輝、魯林傑（林斤瀾）、謝文秋（即謝文萩，先生的妻子）、谷玉葉、張古懷、趙珏身、張明等人。前哨劇團先後公演的劇目有《死裡求生》、《到戰地去》、《勝利的啟示》、《游擊隊的母親》、《活路》、《最後勝利》、《一年間》、《死路一條》、《反抗》、《我們的鋤頭》等；為紀念第二屆戲劇節並為傷兵之友社溫州支社籌募基金，在溫州大戲院演出過董每戡的國防戲劇《保衛領空》（三幕一景）。
先生在此期間還為別的演出團體導演過一些劇本，如《血灑情空》、《鳳凰城》、《敵》、《名優之死》、《群魔亂舞》等。直至1941年3月在金華市出任浙江省戰時教育文化事業委員會中心劇團團長。此外，他還在1941年11月擔任過永嘉縣海防劇團團長；1943年擔任過永嘉縣海鷗劇團團長。並為瑞安縣中心劇團、溫中劇團、藝文國小、永中劇團、甌中劇團等戲劇團體導演了《布袋隊》、《茶花女》、《死亡線上》、《放下你的鞭子》、《天長地久》、《女店主》、《夜光杯》、《北京人》、《蛻變》、《家》、《雷雨》等名劇。永中劇團於1943年5月在永中中學大禮堂公演曹禺名劇《雷雨》時，該校國文教員潘希真（即後來的台灣著名散文家，電視劇《橘子紅了》的原作者琦君）自告奮勇飾演女主角繁漪。
抗日戰爭時期，先生從獨幕劇到多幕劇，由一般劇目到經典作品，導演了大小抗日劇本和進步戲劇幾十部，遂成為浙江省著名導演。
除了演出之外，先生還專門成立話劇訓練班培養骨幹力量，擔任輔導溫州各地戲劇團體的工作，他是溫州進步戲劇運動的開拓者之一，為推動溫州戲劇事業的蓬勃發展竭心盡力，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抗日戰爭時期，先生在致力於導演之時，還創作劇本多部：獨幕劇《勝利的啟示》、《游擊隊的母親》、《敵人的獸行》（街頭劇）、《最後的勝利》（啞劇）、生命線（一幕二場）、《照妖鏡》（啞劇）和多幕劇《名優之死》（根據田漢同名著名話劇改編）等。獨幕劇集《游擊隊的母親》曾於1939年10月由游擊文化出版社出版。此外還在各地報刊發表了多篇談劇的文章。
抗日戰爭期間，先生在戲劇活動之外還從事了一些其它工作。1943年5月至1945年10月間，先生兼任原籍老竹鄉鄉長職務，負責戰時的抗日鄉務，並同鄉紳一起積極創辦了老竹國小，發展地方教育。
夢裡不知身是客
抗戰勝利後，1946年1～12月，先生任永嘉縣立民眾教育館館長，其間2月，經仇岳希、辛志超介紹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同年被任命為永嘉民主同盟五人小組召集人。
1947年1～2月，先生擔任溫州專署文教督察。隨後任過永嘉工業學校校長；代理過溫屬聯立高級工校校長，後來擔任總務主任，同時兼任教職，直至1949年5月8日溫州解放。
在擔任行政職務的同時，他仍心繫戲劇，先後為溫中劇團導演了（俄）奧斯特洛夫斯基五幕六場悲劇《大雷雨》和吳天六場話劇《春雷》；為海鷗劇團導演根據秦瘦鷗同名小說改編的《秋海棠》；為永嘉學聯暑期工作隊演出委員會導演茅盾名劇《清明前後》；為永中劇團導演袁俊的《萬世師表》；為甌中劇團導演曹禺名劇《日出》；為建國高商劇團導演陳白塵五幕悲喜劇《結婚進行曲》等多部著名作品。並且被選為溫州市藝術工作者協會的執行委員。
1949年5月～9月，先生任民盟溫州市分部臨時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領導盟員參與解放後的各項政治活動。當時溫州民盟是和北京民盟中央直接聯繫的。先生在9月赴北京匯報工作時，由民盟中央組織部介紹進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1950年9月結業後由政務院分配到東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戲曲改進處任編審，從事戲曲改革的各項工作。
1951年10月間，先生被調往新鄉師範學院（新鄉當時是平原省的省會）中文系，任講師，從事教育工作。1956年11月肅反審乾結束，先生原職原薪又調往開封師範學院中文系。1958年3月外調（支援同等院校）至洛陽專署文教局教研室工作。1960年1月又調至洛陽師專任教。1962年8月下放到洛陽市第一中學任高中語文教員。
先生在洛陽一中期間，還創作了一部反映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劇本《敢叫日月換新天》；並幫助指導學生進行了一些小型話劇的編排演出活動。
零落成泥碾作塵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先生全家遭受嚴重的衝擊與迫害，致使先生患上“腐脅病”，即化膿性胸膜炎。醫生採取保守療法，在身上掛個瓶子，不停地將血水、膿水向外引流、備受折磨、苦不堪言。妻子謝文萩被按上“逃亡地主”的帽子和小女兒若男一起被人押解遣送回溫州老家。後來，小女兒因病沒能得到及時救治而夭折在鄉下。真正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1971年秋天，在“文革”里的另一場運動中，先生竟被開除公職從學校趕了出去，喪失生活來源，全靠子女微薄的工資過日子，疏食飲水、形同枯槁、輾轉流離，居無定所。
先生生命的最後一段時間是在洛陽老城連市胡同10號院裡的一間閣樓上度過的。房間裡沒有水、電，吃水需人從樓下提上去，照明用煤油燈或蠟燭。即便如此困頓，先生仍不失書生意氣，1974年時，在既無經濟、也無幫手，又缺乏資料的條件下，憑著自己的學養和記憶，用了幾個月時間，完成一篇關於《水滸傳》的一、兩萬字的論文，寄給光明日報社。他因身上掛著引流的瓶子坐不成，就在床頭處支起一塊木板，將身子斜靠到上面，再把另一塊木板擱在身上當桌面進行撰寫。其間，他還經常通過信件，和遠在長沙的大哥董每戡先生，對文章中的有關問題進行討論、甚至辯論。先生的率真和執著，令人唏噓，但這些滴血的文字，在當時並沒引起注意，實在為之遺憾。
先生不但自己奮力拚搏，而且還經常通過信件和遠在長沙的大哥董每戡先生，互相鼓勵、打氣，共度時艱。先生時常對他大哥的文章提出自己的看法，對文章中的有關問題進行研討、辯論，一封信往往長達六七頁並且正反面都寫得滿滿的，字裡行間儘是手足之情的關切和認真坦率的學術交流。隨信還時常附有一些剪報，大都是光明日報上刊登的評論戲曲、小說以及關於儒法鬥爭的大批判文章。先生往往在標題下面寫上自己的觀點，對當時的學術研究風氣不勝唏噓無奈。但他們的信念從來沒有被摧垮，篤定相信會有“柳暗花明”的一天。正是在先生的鼓勵和支持下，董每戡先生把殘缺的《五大名劇論》補完，並續寫、補寫、重寫了一些其他篇章，使董每戡先生的許多學術成果得以存留世間。
在1975年6月19日的子夜時分，董辛名先生走完他人生的曲折歷程，含冤逝去，終年63歲。1978年，董辛名先生得到平反昭雪。
天下誰人不識君
先生在上海美專期間，著名表演藝術家趙丹也考入該校就學，彼此時有往來。以後先生報考電影劇團被錄取，恰巧趙丹過來玩，他們覺得趙丹搞表演比繪畫更合適，就力勸他改行，並把先生的錄取書讓與給他，這一看是平常的偶然之舉，卻使趙丹義無反顧地走上戲劇表演的道路，以後果真成了藝術界耀眼的明星。
先生說當年在上海從事左翼戲劇活動時，和著名表演藝術家金山的關係最好。有一次，他們租用某劇院進行演出後，因付不起場租費，劇院老闆就扣壓了他們的演出布景、道具等物品。最後不得已，兩人在晚上翻窗戶進入劇院，把東西“偷”了出來。
先生留日期間，和著名作曲家聶耳在一起相處彌篤。聶耳游泳溺亡的那天，本來是邀了先生一起去的，恰逢他臨時有事、沒有去，想不到竟發生了如此的不幸，使他一直抱憾心中。
解放初期先生在北京時，和著名漫畫家方成過從甚密。方成先生時常邀請他去品嘗北京的各種小吃，並許諾要把北京的所有小吃都讓他全部吃遍，不知方成老現在還能否記起。
《小小十年》一書的作者葉永蓁（1949年後到台灣）在創作過程中，曾經得到過魯迅先生的指導和幫助。先生曾陪葉一起去過魯迅先生處，聆聽魯迅先生的意見和建議。他說看到魯迅先生手拿的文稿中有許多用紅筆劃出的地方，對魯迅先生的認真負責和提攜後進的精神非常感動。
先生和原重慶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的任白戈同在日本留學、交誼頗厚。他說：“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說法最先是任白戈提出來的，後被毛主席採用。”關於革命小說《紅岩》，任白戈告訴過他，原來的書名是《在黑暗的世界裡》，覺得不具響亮，便將其改為《紅岩》，立顯意象萬千、遂風靡於世。
先生留日期間，積極參加留學生的各種活動，還拿出自己的生活費讓大家使用，曾經是留日學生理事會的六個理事之一。先生說六個理事中當時（1962年）活著的便只有三位了，即擔任中國對外友協會長的楚圖南、擔任中國對外友協副會長的林林和他。1937年郭沫若從日本回國參加抗戰，他們籌劃和組織了盛大的歡送會，為郭的歸國之行大造了聲勢。
四十年代在上海，著名漫畫家張樂平（漫畫人物三毛之父）曾邀請先生為其出版的漫畫書籍作封面的裝幀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