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總統克里夫蘭、國務卿葛禮山，這是美國歷史上的一對搭檔。在歷任美國總統中，克里夫蘭是個傳奇，他是唯一隔屆擔任美國總統的人。1884年，他結束了共和黨連續執政二十餘年的局面，第一次擔任美國總統，並在任期內成為到目前為止唯一在白宮結婚的總統。1888年，他在大選中失敗離任。1892年，他捲土重來，第二次擔任美國總統，此時，他的國務卿搭檔就是葛禮山。
葛禮山是克里夫蘭的好友，二人政治見解也相同，均奉行孤立主義，主張美國只需要管好自己在美洲的利益，不需要介入其他國際爭端。這種思維顯然與當時一些美國政客的擴張主義相悖。
克里夫蘭的第二次任期遠比第一次艱難。1893年，費城雷丁鐵路公司破產，一場經濟大蕭條襲來，失業率高企不下，農產品歉收。曾經以立志改革、整頓吏治著稱，並獲得廣泛支持率的他也因此失去了美國民眾的信任，黯然收場。
當他離任時，他的搭檔葛禮山已經去世，在辦公室猝死的他是少數逝於工作崗位上的美國政治家之一。他的猝死多少有些心力交瘁的因素，其中的一個導火索與中日甲午戰爭有關，即“上海間諜事件”。
人物軼事
1894年12月1日，記者拉爾夫在《哈潑斯周刊》上發表名為《美國在華的袖手旁觀》的報導，《紐約時報》等隨之轉載。此文猛烈抨擊了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軟弱。之所以下此定論，是因為美國政府將兩名逃往美國駐上海領事館避難的日本間諜交給了中國政府。
在文中，兩名日本間諜的命運實在悲慘，“中國人將這兩名日本青年帶到南京，在那裡他們遭受了2天——有的說是3天的酷刑。他們讓日本人跪在鐵鏈上，用木條穿腿，人還站壓到木條上。日本人的指甲蓋也被生生拔除。他們在日本人的手腕上綁上鐵鏈，再拿燒開的水不斷澆在鐵鏈上，直到鐵鏈嵌進了骨頭。他們鉗壓日本人的舌頭。他們將日本人身上最敏感的部位捏碎。在種種生不如死的折磨中，劊子手的劍倒成了最痛快的一種。”
對於在野的共和黨來說，此事堪稱有力武器，他們藉機對克里夫蘭政府進行猛烈攻擊，後來的美國總統羅斯福當時已是共和黨領袖，他鼓動議員開始彈劾，共和黨參議員洛奇要求國務卿葛禮山公開所有相關檔案，被後者拒絕。一時間議會大亂，支持者與反對者互相攻擊。
這兩名日本間諜 ，是楠內有次郎和福原林平。
楠內有次郎曾在上海日清貿易研究所就讀，學習間諜技術，福原林平則是在報考上海日清貿易研究所落榜後，找負責人直陳心中抱負，被破格錄取。這間日清貿易研究所，名為商業機構，實為間諜學校。該校學制三年，課程包括漢語、英語和中日問題研究等。這所著名的間諜學校其實只培養了一屆畢業生，共89人，於1893年6月畢業。學生畢業後，還需在清國“實習”一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日方從日清貿易研究所和另一組織樂善堂中徵召了91人入伍，其中部分人從事間諜活動，其中就包括了楠內有次郎和福原林平。
甲午戰爭爆發後，二人潛伏於上海從事間諜工作，之後奉命去滿洲偵查，因故未能及時出行，藏身於法租界時，被清廷的反間諜網路偵破並抓獲。在此之前，清廷已經開始注意到了日本間諜的問題。1894年7月25日，清政府租用英國籍商船高升號出發向朝鮮運兵，在朝鮮豐島海面，被日本軍艦浪速號擊沉，由此引發了間諜案。
在高升號從天津塘沽港出發之前，日本信義洋行雇員，德國人滿德向李鴻章報告，說“有一倭人久住塘沽。此倭人才具甚大，華英德法言語俱能精通，看其與他人言論間……隨時用鉛筆注載……愛仁、飛鯨、高升船載若干兵、若干餉、何人護送、赴何口岸，該倭人無不了徹於胸。”
此後，李鴻章對日本間諜有了警覺。7月30日，電告總理衙門：“如再有影射奸探，即行查捕。”總理衙門接電，立即行文全國督撫將軍，表示“所有沿海沿江及內地各省倭人足跡能到之地，均應一體防緝，以重防務。”
那個“才具甚大”的日本間諜名叫石川伍一，也是日清貿易研究所培養的間諜。8月4日，天津城守營在天津軍械局職員劉樹棻家裡將石川拿獲。
石川被捕後第十天，8月14日，楠內有次郎、福原林平在上海被捕。8月20日，藤島武彥、高見武夫在浙江被捕。
因為楠內有次郎和福原林平是在法租界被捕，所以上海道台衙門的差役只能將他們交給法國巡捕房，法國方面隨之將他們交給了美國駐上海領事館。
法國人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甲午戰爭爆發後，美國受中日兩國委託成為調停者，照顧兩國在對方國家中的僑民利益。早在戰爭爆發前，日本就請求美國代為保護在中國的僑民。1894 年6 月29 日，日本委託美駐日公使譚恩詢問美國政府，“如果日本從北京撤退公使，美國是否願意居間保護日本在中國的檔案及僑民”。葛禮山的回覆是：“如果日本政府採取上述步驟，這個請求可能得到總統友誼的考慮，但是沒有中國的同意，美國是不能予以考慮的。”換言之，如果清政府同意，美國願意代為保護日本在中國的僑民，這個態度符合國際原則，也得到了清廷認可，清廷方面也提出美國應代為保護在日華僑。
兩名日本間諜以為找到了救星，立馬向當時的美國總領事佐尼乾宣稱受到中國政府誣告，要求庇護。佐尼乾批准了日本人的要求，並以“事關重大，須電駐京大臣”為由，拒絕了中國政府的引渡要求。
清廷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出了強硬立場，向美國駐華臨時公使田夏禮提出嚴正交涉，田夏禮之所以是臨時公使，是因為正牌公使是他的父親，此時正回國休養，由其代辦一切事務。同時，清廷總理衙門指示中國駐美公使楊儒，立即向美國國務院進行交涉。
田夏禮以“尚未接到該總領事詳報，無知悉此案詳細情形，是以未便遽照所請飭行辦理。除俟接有詳報再行照復外，相應先行照復貴王大臣查照可也”為由，將此事搪塞過去。 但作為時任美國國務卿，律師出身的葛禮山對此事的態度是尊重法理。他立刻指示田夏禮，表示美國外交機構沒有權利庇護任何被中國政府指控有罪的日本人，要分清日本守法公民與日本間諜，間諜不在保護之列。
這不是日本人第一次給葛禮山添麻煩，在旅順大屠殺發生後，葛禮山就曾為美日已達成締結改證條約協定，並即將由參議院通過而為難。當時，《世界報》刊登了記者克里曼的著名通訊，記錄旅順大屠殺。後來，該報刊登了葛禮山的一段講話，題為《葛禮山向本報表示謝意》，葛禮山在講話中稱“要是直言不諱的話，剛開始我對克里曼的特電持懷疑態度，認為寫得過於誇大其詞。因為根本沒有想到如此殘暴行徑持續數日，而我國政府代表沒有做任何報告。日本外務大臣發給《世界報》的電報，證實了克里曼的特電。從電報中可以看得出，占領旅順後發生的屠殺，遠比外界知道的殘酷得多。”後來，葛禮山還特別告知日本駐美公使栗野慎一郎：“若日軍在旅順口屠殺中國人傳聞屬實，參議院的通過必將引起極大困難。”
田夏禮起初不同意葛禮山的引渡指示，認為美國既然有調停責任，在華日本人就應該獲得美國在華享受的治外法權，所以不應引渡，而是應該接受美國領事的裁判。他還認為，一旦將兩名日本人引渡給中國，必然會遭刑訊折磨和殘酷處決。當清政府照會田夏禮，希望他執行他的美國上級下達的指示時，田夏禮甚至還表示“二十五日下午已接到本國外部來電，內系仍欲詳知此案情形。經於二十六日具電聲復，請外部及時飭知此案應如何辦理。想今明二日內， 定有外部電復。俟接到時，自當知照貴署即行照辦也”，以此為由拒絕執行。
但葛禮山始終堅持己見，要求將兩名日本間諜引渡給中國政府。他一方面致電美國駐日公使譚恩，表示“此保護權為該政府臨時授予彼等者，僅擴大至幫助居住於清國之守法日本臣民，並未授予日人以超地區權，亦不應將領事館或公使館變為某些違犯當地法律或違犯交戰條約之日人避難所。此保護權必須非官方地、堅持不懈地以中立態度行使。總領事館不應接受兩名尚未查清之日本臣民，亦無權收留彼等。”另一方面致電田夏禮，對其保護中日兩國僑民的行為給予表揚的同時，還詳細說明了保護中日兩國僑民應堅持的原則。他認為，為中日兩國僑民提供保護是非官方性質的，“作為被派進該政府者，要求您辨別是非，謹慎從事。此職務為非官方者，美國公使不能作為另一國家之官方外交代表行事，此種官方關係乃美國憲法所不允許。除此而外，即將履行之職務，意味著個人與非官方之行動”。另外，在處理事務時應保持中立國的公正性，“中立國對待猶如相互矛盾的黨派的兩國之態度， 應是不帶有任何偏向之和睦態度”。另外還應將日本僑民和美國公民區別開來，“本政府為在華之日本臣民提供幫助時，不能將此等臣民與美國臣民等同起來，並授予他們作為日本帝國臣民所喜歡之治外法權。既不能使其服從美國法律或服從我公使或領事之裁判權，亦不能允許將我嚮慕正義之使館或領事館變為對抗法律之罪犯避難所。一句話，在華之日本臣民仍為有自己君主之臣民，並一如既往地服從當地法律”。其中，日本間諜不在保護之列，不能將日本間諜保護於美國公使館內，成為甲午戰爭期間美國處理日本間諜的重要原則。
當然，出於人道主義，葛禮山還和中國駐美公使楊儒達成君子協定，中國政府承諾給日本間諜公正的審判，並在老田貝返回北京任上之前，不作出任何終審判決。
但事情之後的發展跟這個君子協定完全相反，不久後，楠內有次郎和福原林平從上海被押送到南京，隨後被處決。此外，美國還介入了兩起日本間諜事件，被捕間諜亦遭處決。
這使得田夏禮十分不滿，他繼續致信葛禮山，認為葛禮山向中國政府妥協，將會破壞西方人在中國享有的治外法權。與此同時，許多在華洋人也對葛禮山不滿，認為他的行為傷了洋人面子。美國駐寧波領事福樂將此事告知麻薩諸塞州聯邦參議員洛奇，尋求國內“聲援”，洛奇隨即在國會對葛禮山的政策進行了猛烈攻擊，險些啟動彈劾。在議員鼓動下，美國報章開始連篇累牘報導上海間諜事件，攻擊葛禮山和現政府，認為是美國政府的冷血和愚蠢葬送了兩名日本青年的生命。其中，《哈潑斯周刊》的報導因直接採訪了佐尼乾，成為最有影響力的文章。《紐約世界報》甚至公開質問“葛禮山腦子是否正常”。親政府的報刊則在葛禮山協調下，展開了微弱的還擊，為政府的行為辯護。
一起外交事件演變為內部政治鬥爭，自然令葛禮山大為不滿，總統克里夫蘭也支持葛禮山，怒斥田夏禮和佐尼乾等人。田夏禮等眼見事情鬧大了，只能改口徑，表示兩名日本人確實從事了間諜活動。
葛禮山的發泄對象絕不僅僅是自己人，還有中國駐美公使楊儒。葛禮山認為對方沒有遵守約定，中國政府擅自處決了那兩名日本間諜。楊儒起先推說中國政府實施處決，此後又稱他並未向葛禮山做出不處決的承諾，一切都屬葛禮山誤會。
唯一讓葛禮山“欣慰”的，是日本外交機構的“冷靜”。日本人在研究了相關法律後，同樣認為美國政府沒有權利干預中國對日本間諜的審判和處置。所以，他們雖然將被處決的日本間諜奉為“烈士”，但並未指責美國人不仗義。
葛禮山與首次介入國際事務的美國
上海間諜事件只是甲午戰爭中的一個插曲，並非美國作為“調停者”的全部。早在1894年7月，日益強大的美國就拒絕了英方首次提出的聯合調停，明確表示要單獨調停，葛禮山表示“將成為爭端的問題付諸仲裁”，“美國政府不能超出一個友好中立國的調停，而且美國政府已向日本作了如此調停，我不相信總統覺得有權作進一步的斡旋”，“美國政府不能和他國聯合，作甚至是友誼的干涉”。顯然，經濟上突飛猛進的美國，已經有能力在遠東不再追隨英國，實行獨立的政策。
在那之前，美國已經在外交事務中體現了這樣的態度。戰爭尚未打響時，面對中日軍隊在朝鮮的緊張局勢，朝鮮為求自保，寄望於各國援助。朝鮮駐美公使曾拜訪美國國務院，表示朝鮮國境記憶體在大批中日軍隊，嚴重威脅獨立，希望美國政府“作無私的建言及友誼的調停”。美國方面表示同意，並向美國駐朝鮮公使發電，希望其盡力維護朝鮮和平。但日方咄咄逼人，清廷也不相讓，在這種情況下，那年6月28日，朝鮮駐美公使訪問葛禮山，希望對方能召開一個強而有力的國際會議進行調停，避免衝突。幾日後，朝鮮公使再度拜訪葛禮山，“鄭重地請求美國政府指示其駐中國、日本及朝鮮的代表們，用他們的力量來避免任何衝突，並要求駐朝鮮各國軍隊儘速撤退”
但作為孤立主義者，葛禮山的策略是保持中立，他聲稱：“美國同情朝鮮政府，希望看到它的主權受到尊重，但是美國必須對朝鮮及其他國家保持公平的中立態度，美國僅能以友誼的方式對日本施加影響，美國絕不能同其他國家一起進行聯合干涉。”
面對朝鮮的多次調停請求，美國最終表示“中立”， 只是對日本不撤兵的問題進行了照會，並不對日本的行為進行干涉。幾天后，葛禮山與日本駐美公使栗野慎一郎進行交談，談到了朝鮮請求調停的事情，同時表示對“日本顯然要與中國朝鮮土地上作戰，美國深表遺憾”。
這種保持中立的調停，對事態發展毫無改善作用，對日本更是全無約束。葛禮山曾在一份電文中表示朝鮮半島很可能會發生戰爭，但他顯然不打算實質性介入這場紛爭。
對於清廷，葛禮山的態度同樣如此。當時，李鴻章希望駐美公使楊儒力促美國調停。楊儒隨即拜訪美國國務院，希望美國勸說日本，避免戰爭。但葛禮山當時的回覆是：“美國希望繼續並加強它和中國及日本的友誼關係；我誠懇地希望看到各國能夠和平相處，但在它們之間，我們除了斡旋之外，不能作別的干涉； 我們沒有權力，而且也不願意進一步去做；我曾按照總統的指示，為了和平的利益，經由我國駐東京公使譚恩，向日本提出一個強硬但是友誼的規勸；我們看不出我們還能夠進一步去做；我們不能與其他國家聯合作任何干涉。”當楊儒表示戰爭將不可避免，並詢問葛禮山的看法和對策時，葛禮山仍然打太極，表示“從譚恩及其他方面收到的訊息來看，很難相信日本將立即訴諸戰爭；對於中國，有一個其他國家曾經採用過的方法，就是提議用友誼的仲裁來解決。”
戰後調停，前國務卿出馬
儘管在中日甲午戰爭的進程中，葛禮山的思路一度遭遇國內抨擊，甚至給總統克里夫蘭也帶來了麻煩。但有一點始終未變的，是美國堅持獨立調停的態度。
這種態度，背景是美國國力的增強。在戰爭後期，葛禮山依然堅持此態度，並使得美國介入之後的談判中。
1894 年11 月初，清政府駐美公使楊儒多次拜訪葛禮山，希望美國總統按照美國的政策，遵循著名的調停前例出面斡旋，結束目前的戰爭。葛禮山則表示“美因辦法欠公，不允預聞”，側面表達了單獨調停的態度。他還稱“中國此時言和，恐為人藐視。歐洲各國伺隙者多，均有利中韓土地之心，後患可慮。美深盼息兵，且願中國得體，別無意見”，“中國須獲一大勝，議和方得體”。
還和日本駐美公使栗野慎一郎進行了多次會談，表明了美國“善意、公平的動機”，他明確表示“這次戰爭並不危害美國在亞洲的政策，因此美國對交戰國處在絕對的、公平的中立地位；美國總統無論如何希望恢復和平，但只能依據雙方要求作一個調處人而已，不能超越這個限度” 。
此時的葛禮山，已經與總統克里夫蘭確定了美國的調停原則，大致有如下四條：“一、日清戰爭對美國之外交策略無任何損害，故美國絕非出於自國之策略而調停者。然今者，歐洲諸國欲聯合干涉日清兩國之戰爭，其結果不無不利於日本國之慮。因而美國大總統完全出於對日本之友誼，謀求今日兩國之和平，決意以公平進行調停之嘗試。但此次調停實為對兩國友誼之調停，對此，兩國政府應皆無異議。但如並非所望，則不欲為之。二、日清開戰以來，日本于海陸同時連戰連捷。日軍跋涉清土；再進，將迫於北京城。日本國之武威，業已光輝於宇內，位居世界強國之一。故因今日合眾國之調停而中止戰爭，毫不損害日本之名譽。三、如日本政府受各國之抑制，而有與英國或其他一、二盟國啟開戰端之時，雖與合眾國無關，但合眾國及合眾國人民一般情誼則在日本。故美國是否嚴守中立地位而為袖手旁觀者，乃該國政治家必須考慮之一大事件。四、美國政府立於日清兩國間為友誼之調停時，對其措施絕不容英國插手其間。英國目前對其殖民地政策上之痛創，須臾不能等閒視之。因彼之加奈陀維持策與合眾國有直接關係，故每恐因 此破壞其感情。”其主旨仍然是“必須單獨調停”。其後，英國再次提出五國聯合調停，美國政府表示拒絕。
1894年11月6日，葛禮山致電美國駐日公使譚恩，讓他照會日本政府，表示美國願意為結束目前戰爭出面單獨調停。同日，他又致電田夏禮，讓他極力阻止和壓制清政府向俄國、英國等歐洲國家尋求外交支持。他還應允了日本方面請求美國敦促清政府儘快批准互換條約的要求，並為此召見清駐美公使楊儒，表示“日本之要求當與不當，本官雖難以說明，但請清國對今日之狀況加以重新考慮。如清國因有足以挽回今日處境之良策， 而特意拖延和平條約之批准，日本則將從事更大規模之戰爭。”
在清朝與日本開啟談判後，美國政府委派前國務卿科士達以“私人”身分充任清方全權大臣的“顧問”。葛禮山對科士達的出行，態度是其擔任清方顧問絕無不妥，但必須聲明與美國政府沒有關係，只代表個人。由學界以往的觀點來看，對科士達的看法多帶有濃厚意識形態成分，認為他親日，實則是美國政府代言人，以恐嚇威脅手段向清政府施壓，幫助日本達到侵略目的。
這種說法在極左年代裡當然有市場，但實際上有失偏頗。科士達當然不是活雷鋒，不會一心為了清朝利益參與談判，葛禮山同樣如此，但他們未必親日，最看重的實則是美國利益。而且，當李鴻章在談判過程中遇刺時，引來極大同情，美方還藉此向日方施壓。當日本試圖占領台灣時，美國還派軍艦到安平及淡水一帶活動，甚至派海軍陸戰隊上岸駐紮。
客觀來說，科士達本人在談判中的表現也是相對公正的。比如談判隊伍抵達日本廣島後，日本處處為難，乃至大臣張蔭桓一行不能與北京方面通密電，科士達就此事極力爭取，表示現在是和平會談時期，不能採用這種方式刁難報復。
廣島談判終止後，科士達回到中國，極力遊說李鴻章出任議和大臣，希望展開第二次談判，恢復遠東和平。在後來的馬關議和中，科士達繼續擔任顧問。
值得一提的是，在廣島和馬關的兩次談判期間，葛禮山作為科士達背後的人，態度相當清醒。他曾屢屢提示日方，認為蠢蠢欲動的俄國不可信賴，對日本而言，“避免於大陸上與俄國接近，以海洋為防禦線，對日本方為上策”。這些提議一方面是為了美國在遠東的利益，另一方面也確實說到了點子上。
後事
上海間諜風波讓葛禮山耗盡心力，不久後，他猝死於辦公室。
但“成功”處決了兩名日本間諜的清政府，絕非此事的贏家。這起上海間諜事件使得美國內部出現了紛爭，擴張主義者和孤立主義者發生碰撞，同時也使得這一事件持續發酵，舉世關注。在西方國家看來，日本間諜固然有罪，被處決也並非無理，但中國對兩名間諜實施酷刑，卻體現了野蠻落後的一面，不遵守與葛禮山的口頭協定，亦體現了不夠誠信的一面。有人認為，這起事件為日後的排華運動積累了相當的民意基礎。在甲午戰爭期間，西方國家多認為這是一場文明(指日本)與野蠻(指清廷)的戰爭，是進步戰勝保守，當時的西方媒體與其後的西方史家多數對中國缺少同情，也與此有很大關係。
更為重要的是，甲午戰爭是內戰後的美國第一次介入國際事務。起初的美國，在外交事務上奉行理想主義，但清政府的回應使得理想破碎。在此之後，美國的東亞政策被徹底修改，不干預主義被廢棄，取而代之的是炮艦政策和主動介入。
病故於任上的葛禮山
清廷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出了強硬立場，向美國駐華臨時公使田夏禮提出嚴正交涉，田夏禮之所以是臨時公使，是因為正牌公使是他的父親，此時正回國休養，由其代辦一切事務。同時，清廷總理衙門指示中國駐美公使楊儒，立即向美國國務院進行交涉。
當他離任時，他的搭檔葛禮山已經去世，在辦公室猝死的他是少數逝於工作崗位上的美國政治家之一。他的猝死多少有些心力交瘁的因素，其中的一個導火索與中日甲午戰爭有關，即“上海間諜事件”。
葛禮山的發泄對象絕不僅僅是自己人，還有中國駐美公使楊儒。葛禮山認為對方沒有遵守約定，中國政府擅自處決了那兩名日本間諜。楊儒起先推說中國政府實施處決，此後又稱他並未向葛禮山做出不處決的承諾，一切都屬葛禮山誤會。
此後，李鴻章對日本間諜有了警覺。7月30日，電告總理衙門：“如再有影射奸探，即行查捕。”總理衙門接電，立即行文全國督撫將軍，表示“所有沿海沿江及內地各省倭人足跡能到之地，均應一體防緝，以重防務。”
兩名日本間諜以為找到了救星，立馬向當時的美國總領事佐尼乾宣稱受到中國政府誣告，要求庇護。佐尼乾批准了日本人的要求，並以“事關重大，須電駐京大臣”為由，拒絕了中國政府的引渡要求。
廣島談判終止後，科士達回到中國，極力遊說李鴻章出任議和大臣，希望展開第二次談判，恢復遠東和平。在後來的馬關議和中，科士達繼續擔任顧問。
人物小傳：19世紀末擔任美國國務卿。
因為楠內有次郎和福原林平是在法租界被捕，所以上海道台衙門的差役只能將他們交給法國巡捕房，法國方面隨之將他們交給了美國駐上海領事館。
這兩名日本間諜，是楠內有次郎和福原林平。
葛禮山還和日本駐美公使栗野慎一郎進行了多次會談，表明了美國“善意、公平的動機”，他明確表示“這次戰爭並不危害美國在亞洲的政策，因此美國對交戰國處在絕對的、公平的中立地位；美國總統無論如何希望恢復和平，但只能依據雙方要求作一個調處人而已，不能超越這個限度”。
上海間諜風波讓葛禮山耗盡心力，不久後，他猝死於辦公室。
人物生平
1832年3月7日，生於印第安納的蘭斯維爾。
1851-1852年，在布盧明頓的印第安納大學學習。
1854年4月，獲得律師資格，和人合開律師事務所。
1858年12月，與瑪蒂爾達·麥加林恩結婚。
1860-1861年，任印第安納州參議員，曾任議會軍事委員會主席。
1861-1865年，參加美國內戰，軍銜升至名譽少將。
1868年，在芝加哥參加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
1869-1882年，任印第安納州美國地方法院律師。
1883-1884年，任美國郵政總局局長，並實施郵政改革。
1884年9月，任美國財政部長。
10月，改任美國第七區司法巡迴區巡迴法院法官
1893-1895年，任美國第33任國務卿 。
1895年5月28日，在國務卿任內因病去世。
| 前任： 約翰·W·福斯特 | 美國國務卿 1893年-1895年 | 繼任： 理察·奧爾尼 |
| 前任： 查爾斯·J·福爾傑 | 美國財政部長 1884年 | 繼任： 休·麥卡洛克 |
| 前任： 蒂莫西·O·豪 | 美國郵政部長 1883年-1884年 | 繼任： 弗蘭克·哈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