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介屏先生藝術生涯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早年意氣風發、中年厚積薄發、晚年融會貫通。
早年:安徽是鄧石如的故鄉,近代碑學的搖籃。民國初期,正是碑學方興未艾之際,葛介屏書法走上碑學之路是不二選擇。但是,他比同時代人幸運的是:不僅獲得了包世臣再傳弟子劉澤源(訪渠)、張敬文(琴襄)二位大師的親授,而且於19歲那年正式成為劉師訪渠的入室弟子,成為碑派開山之祖鄧石如的第四代嫡系傳人。傳承關係如下圖:
鄧石如 → 包世臣 → 劉訪渠、張琴襄 →葛介屏
名師親授,直接師承,使他直入鄧派碑學堂奧。其間,他初以《顏勤禮碑》為藍本,繼而上溯魏晉,遍臨北碑,尤以北魏《鄭文公碑》、《張玄墓誌》和隋之《龍藏寺碑》用功最深,奠定了楷書規模。他小楷取法《樂毅論》、《黃庭經》、《洛神賦十三行》和《靈飛經》,風格典雅,靈動飄逸,成就了其藝術人生的第一塊基石。然而,就在他意氣風發、書名大播之際,抗戰軍興,葛介屏毅然棄筆從戎,奔赴大別山區參加抗日活動。他曾在詩中這樣寫到:“辭別高堂去,男兒事遠征,請纓攄壯志,摶直計鵬程”(見《劫餘剩稿》)。抗戰勝利後,葛介屏應邀回故里參加合肥建設。但是政治昏暗,奸黨橫行,秉性正直的葛介屏先生不屑與之為伍,憤然辭職。這是他一生中僅有的一次短暫的仕途。
人們常說,經歷也是一種財富。葛介屏先生在經歷戰亂與挫折之後,更加堅定地邁向藝術人生。1946年,他隻身來到南京,成功舉辦平生首次個人書法展,以四體兼備受到時人好評。據說書壇名宿于右任專程觀看了展覽。後經同學引薦,他就職於南京“中央工業實驗所”(總部設在上海)。工作的需要,使他頻繁往來於滬寧之間。以文會友,使他有機會結識當代文化界大批精英,並建立了友誼。
中年:新中國成立後,中國人民終於結束了外辱內亂的苦難生活,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重建家園。1949年2月合肥解放,同年4月,一介名士葛介屏應“軍管會”之邀再次從上海回到合肥,參與文物古蹟整理工作,不久被正式聘任為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安徽省博物館前身)專職研究員。從此,葛介屏先生在這個平凡的崗位上,一乾就是三十年。
職業學術生涯,成就了他的事業,也成就了他的書法藝術。長期的文博工作經歷,使他學術視野更加開闊,對書法藝術的審視更加獨到。又有機會接觸更多的第一手資料,如梁巘、包世臣等人的大量真跡手稿,理論著作。尤其是安徽地域文化研究方面,他擅長以“書法”為切入點,對以梁巘(字聞山)、鄧石如(號頑伯山人)、包世臣(字慎伯)、姚鼐(字姬傳)為代表的“清四家”進行了詳盡的個案研究,成績斐然。可以說書法為他的文史研究提供了契機,而學術積澱又滋養了他的書法藝術,使他在鄧派碑學研究上占據了獨特優勢。厚積薄發孕育著藝術上的成熟,獨具特色的“葛隸”呼之欲出。這一時期,葛介屏先生不僅對秦漢刻石、三代金文乃至甲骨無所不臨,同時對《淳化閣法帖》、宋、元、明、清歷代名家墨跡也傾注了巨大熱情。1960年代初,郭沫若先生視察安徽省博物館,看到古代史陳列室那些用精妙蠅頭小楷寫成的說明文字,以及摹寫的鐘鼎、古器銘文時,大加讚賞,禁不住地打聽起書寫者姓名來。當得知就是一直陪同在身邊的葛介屏先生時,郭老高興地緊緊握住他的雙手,連說“好字,好字,得見上蔡真跡!”當晚,郭老屈尊下駕來到葛介屏先生蝸居的斗室,徹夜暢談,留下一段伯樂遇良駒的美談。
晚年:晚年葛介屏欣逢改革開放之盛世,其書法藝術也步入輝煌階段。他的隸書,以鄧石如為底,兼融漢隸諸碑之長,得《張遷》之渾厚、《禮器》之清雄、《西狹》之奇崛,用筆凌磔取勢,用墨濃重似漆,結構方勁古拙,筆致起伏跌宕,一波三折,在起承轉合之間表現情性意趣。他的隸書有兩個最富特色的筆法,一是逆入平出的波畫,講求“松針猴毛”的出鋒效果,二是豎鉤法,以永字八法中的“趯”法取代常見的簡書筆法,大大提高了其隸書筆法的含金量。他晚年又參以篆法入隸,並引《天發神讖碑》、金農漆書筆意,使筆法更加凝練高古,意態充盈,造型更加豐富,極大豐富了隸書的表現力。由於他的隸書既獨具特色,又有極高的審美價值,因此模仿的人很多,被尊稱為“葛隸”。他的篆書成就尤為突出:小篆見功見性,筆力遒潤,舒緩有致,剛勁中見阿娜。與師祖鄧頑伯相頡頏,又多了幾分靜穆典雅氣息。他的金文書法代表最高水平,走的是工穩一路,對《毛公鼎》、《大盂鼎》研究最有心得,得到學界一致公認。著名學者、文字學家商承祚、徐邦達,金石學家方介堪等都對介翁均有推崇。深厚的學養與過硬筆墨功夫,使他的篆書(包括大篆、金文、甲骨)創作常常得心應手,大片詩詞一氣呵成,且字字有出處,具有相當的學術價值。在筆法上,他方圓並用,巧妙地把“一波三折”與使轉相結合,成功消解了金文肥筆的做作痕跡,使之更顯凝重古樸,充滿金石味,又符合筆性特徵,保留書寫意味,成為以古文字為創作元素的成功範例之一。因此,他的篆書作品既有學術的嚴謹性,又富有獨特的藝術審美價值,遠非一般性古文字描摹之學者所能及。當今書壇盛行好古之風,不少年輕人熱衷於古文字臨創,以為易出“成果”,由於學養貧乏,功力不逮,結果陷入似是而非的泥潭不能自拔。先生生前常說,學習篆書一定要精通國小,切忌杜撰,否則會鬧出“祖孫一堂”的笑話。
眾所周知,碑派書家多不善草書,介翁行草亦有可圈可點之處。他的行草從閣帖入手,上追二王,下探帖派諸家,對宋之米芾、張即之,明之董其昌、文徵明、詹景鳳、傅山、倪雲璐、張瑞圖,清之王鐸、鄭谷口、伊秉綬、劉石庵、王文治、姚鼐等都下過一番功夫。他以鄧石如“計白當黑”和包世臣的“中實”理論為支撐,追求“功性兼備,神采豐實”審美理想,終成一家面目。介翁行草主要特徵是:在用筆上講究翰不虛動,意不妄發,筆筆斷,筆筆接;在草法上主張符合法度,有出處,不臆造,不虛妄;在章法上講究疏可走馬、密不透風,素有“雨夾雪”之稱。通常一副草書誇張出彩的主筆僅一二處,正是這一二筆使統篇皆活。所謂“實處易得、虛處難求”,多了則俗。他最惡不解翰墨的左盤右礴,貌似狂放,實為欺世,譏之為井繩枯枝,死蛇掛樹。介翁草書重實處,尤重虛處,實處見筆墨,虛處見匠心,故而格外耐看。
介翁篆刻堪稱一代名家。他繼承鄧派衣缽,溯源於秦漢,又融浙派之長,以書入印,形成高古簡雅的個人風格。他的印章深受全國各地乃至日本、東南亞等地書畫界人士喜愛,著名人士如趙朴初、林散之、李苦禪等都曾向他求過印。這裡還有一段趙朴初先生賦詩謝印的趣話:當年,介翁應約為趙朴初先生精心制印兩枚,放在裝有花生米的筒中,密封后寄到北京趙朴初處。趙老接到印章十分高興,隨即鋪素揮毫,賦詩一首深表謝意:“一筒密裹殷勤寄,千里迢迢感君意;花生妙願筆生花,雙玉中藏霞采異;葛翁篆刻今絕倫,馳騁秦漢腕有神;從今鋪素揮毫日,助我詩情席上珍。”
晚年介翁名聞遐邇,被著名書畫家、時任安徽省委宣傳部長、主持華東地區美協多年的賴少其先生尊為“安徽第一金字招牌”。1981年,安徽省書法家協會成立,葛介屏先生成為主要負責人之一,並任安徽省金石學會會長、詩詞協會顧問。鑒於葛介屏先生對安徽書壇的特殊貢獻,1992年,安徽省委宣傳部、安徽省文化廳、安徽省文聯聯合授予他“鄧石如碑-終身成就獎”,並舉辦“葛介屏先生誕辰80周年藝術回顧展”,對先生從藝六十餘年及其對安徽地域文化研究的貢獻給予了歷史性評價。著名詩人、書法家劉夜峰賀詩讚道:“詩歌書畫開新面,金石文章擲有聲,前代風騷欣繼緒,皖中又出一山人。”(註:山人,鄧石如別稱)葛介屏先生被為尊為“山人第二”成為歷史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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