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音樂長久以來就是很多音樂家爭論的中心。其實問題的核心是，怎么樣的音樂才是“真正的宗教音樂”，究竟宗教音樂是應該回歸到16世紀特倫托宗教會議後，帕萊斯特里那那種清澈的彌撒曲模式，還是應浪漫主義的要求，帶上更多作曲家個人的色彩。這反映了宗教音樂的兩種側面，一方面，它是宗教儀式的產物，唱詞有限定的來源，內容是重演教義，還要帶有陶冶教區民眾的功能。另一方面，它又要滿足作曲家本人的表達願望。這是很困難的，但是宗教音樂並未因此而貧產。各個時代都有傑作。而貝多芬的《莊嚴彌撒》無疑就是這些傑作中的一部。它模糊了那兩種針鋒相對意見之間的界限。
魯道夫大公爵，由約翰·巴提斯·蘭匹（Johann Baptist Lampi）繪製。1819年，貝多芬的學生兼贊助人魯道夫大公爵被封為奧爾默茲大主教。貝多芬獻給了後者很多作品，包括第4，5號鋼琴協奏曲，《槌子鍵鋼琴奏鳴曲》，還有《B大調“大公”三重奏》Op.97。在1818年，貝多芬就開始為他的登位創作《莊嚴彌撒》Op.123。但是這部作品要等到4年之後，才交到魯道夫手上。首演則要到1824年4月7日，而且是在聖彼得堡，稿件是由貝多芬的一位貴族朋友格雷卿夫人送去的。而在貝多芬生前，維也納只上演了其中的三段，而且不是在教堂場合，而是與《第九交響曲》一起的音樂會場合。貝多芬開始的時候並沒打算出版《莊嚴彌撒》，而是將之獻給歐洲各大皇室。普魯士國王，沙皇，法國和丹麥的國王都認購了一份。路易十八1824年還制了一枚貝多芬金幣送給他。根據辛德勒的描述，貝多芬雖然並沒因這枚金幣有多大的好轉，但是卻深深以此金幣為榮。但到了1827年4月，《莊嚴彌撒》還是出版了。全歐洲各音樂中心訂購抄本數達200份以上。對作品的這種熱烈反響，可以看出當時歐洲對該類型作品的訴求。但開始時作品的上演的次數不多，就算難得有一次，也是節選。直到19世紀中，《莊嚴彌撒》的演出才開始變得頻繁起來，但很少是出自宗教場合，而是音樂會形式居多。其實作品自誕生起，已受到多方讚譽。而貝多芬多次在談話和信中提到，《莊嚴彌撒》是自己最偉大的作品。而辛德勒則寫道：從創作一開始，他（貝多芬）就一脫老朋友印象中的那副精神面貌。我得承認，此前與此後我都再沒見過貝多芬顯出1819年時這般超凡脫俗之氣。
全曲除了《慈悲經》使用希臘語外，其他篇章用的是拉丁語。這部彌撒較之以1807年的《C大調彌撒》顯得更宏大。而貝多芬對歌詞的處理顯得非常特別。在《信經》（Credo）中，當音樂進行到歌詞“從天堂降臨”時，樂聲下沉。而在“飛入天堂”處則顯得神采飛揚。“化為肉身”一句來臨時，音樂又顯出神秘的色彩。《聖哉經》里的獨奏小提琴如此輕靈飄逸，仿似天使走過。《莊嚴彌撒》的題詞“出自心靈，但願能到達心靈”也成為了維也納愛樂樂團的銘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