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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當世1854年出生於通州城（今南通市）內有一個詩書世家，原名鑄，字銅士，更名當世，字無錯，號肯堂，因排行居一，世稱范伯子。他是清代末年傑出的文學家，同光體詩人，也是南通市近代教育的主要倡導者和奠基人之一。范當世幼即聰穎警悟，先後從通州城內有名望的塾師王兆榛、顧金標學習八股時文。15歲首次參加州試取得第二名，17歲院試為廩貢生員，但此後九次應南京科試，未得一第。青年時代的范當世結交了張謇、顧錫爵、周家祿、朱曼君等意氣相投、聲氣相求的朋友，研討學問，關心國事，促使了當時通州“士風稍隘，識分敦靜”風氣的轉變。當世25歲後負籍出遊，初從著名文藝理論家、興化劉熙載學習《藝概》，繼從桐城派古文大學、武昌張裕釗學習古文法，並為張主持修篡的《湖北通志》擔任“婺婦傳”部分的主筆，復得張裕釗等介紹，為冀州知州、古文家吳汝綸主持觀津書院。38歲上，范當世以一介窮儒身份應時相李鴻章邀請，至天津任李家庭教師四年之久。甲午戰爭後辭館南歸，曾任東漸書院山長，此後，抱疾與張謇等一道致力興辦家鄉教育，並為之撰寫了多篇鼓吹教育改革的精闢論文。
范當世在中國控史上的成就主要是在文學活動尤其是詩歌創作方面。他的詩作題材廣泛，既有關心國家大事、不滿黑暗吏治、仇恨異邦侵凌、同情勞動人民的力作，也有表達文學見解、闡發生活哲理、眷懷親人、寄證詩友的佳篇，意境恢宏熾烈，風格曠盪遒健，在同光體詩人中獨樹一幟。其散文追求高屋建瓴的氣勢和沖澹含蓄的意境，是晚期桐城派在江蘇的主要代表。他的作品大都收在《范伯子詩文集》中（其中詩19卷、文12卷）。作為通州范氏的第九代詩人，范當世還自20歲開始，歷時20年，把自太蒙公范鳳翼以下歷代祖先的殘存詩稿精編成為《通州范氏詩鈔》四卷519篇。當世弟鍾、鎧，皆負文名，世稱通州三范。
范當世對家鄉的貢獻，突出表現在他的關於教育改革的深刻思想及其辛勤實踐上。作為封建教育的過來人，他深知八股取士制度對人才摧殘之烈，在中年時代就明確摒棄科舉制度，至晚年迭遭戊戌、甲午、庚子之變，更是奮而批判自己早年熱心從事的古文創作和教學活動，轉向尋求教育救國之路。他35歲上決意不參加進士考試，摯友吳汝綸、岳父姚慕庭、甚至時相李鴻章等多方勸說，也不改初衷。光緒十九年，他在給張佩綸（李鴻章女婿）的信中說：“（我）游談十年而產不進，不以為貧；九試不得一科，不以為賤。”“竊觀今日文藝（八股文），蓋不特時文之末流，處於當廢，即士大夫間所傳之古學亦且必有中曠之日。”批評封建教育使“吾國開通至四五千年，被文化者猶不過百一，而全國之民至今猶淪於暗昧之域！”明確提倡學習西方進步文化，並認為西學“合乎天理，周夫人事”，“文雖過俚，但格致家言，有足觀焉。”光緒二十八年，張謇、范當世、張師江、孫寶書等人呈請兩江總督設立高等國小校，當世抱疾與張師江主持籌建工作，同時積極醞釀利用鹽義廢倉創辦公立中學校（今南通中學前身）。他往來於江蘇各地借鑑辦學經驗，並曾向來寧考察學務的日本人嘉納治五郎虛心請教，頂住了封建遺老遺少的百般干擾，嘔心瀝血為辦學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實際工作。在《通州國小堂（今實驗國小前身）宗旨》中，他對辦學思想、指導大綱，發展方向乃至課程設定均作了科學、合理的明確規定。他寫道：“爭強莫如以兵，強兵莫如以富，何為而必出於學？曰：此其先務也。兵且有兵學焉，富且有農工商之各學焉，自今無一事可以不學。”“立國必資乎人才，而培才當始於子弟；立教必遍乎全國，而變國莫先於秀民也。凡為學堂之大綱有三，智育、體育、德育是也。”在強調國小教育的重要性，表明自己的決心時說：“州雖小，乃天下之積；學堂雖小，居眾學之先。自我為之，敢不重耶！”這些在當時很進步的思想和主張，今天看來也有借鑑意義。可惜天不假年，兩校規模粗成，范當世於1905年竟以毀疾棄世，宏大抱負，未能充分施展。范姚夫人（范當世原配夫人吳氏早逝，續配姚蘊素，字綺雲，桐城派古文宗師姚鼐侄曾孫女，工詩，著有《滄海歸來集》，任通州女子師範學校校長十數年，人多尊稱為范姚夫人）的“哀詩”說：“風雪歸招愛國魂，雪光慘照淚光深，最憐第一傷心事，辜負生平教育心。”確為知音之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