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
《舊聞雜憶（修訂版）》為徐鑄成先生被錯劃為右派、封筆二十多年後，於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為香港《文匯報》“舊聞雜憶”專欄撰寫的雜文結集。作者寫這些文章的初衷，是想把自己在1927至1957這三十年新聞生涯中遇到的人和事，以佚聞、掌故的形式，結合個人的思考、體會表達出來，供後人借鑑。既富趣味，亦有史料價值，折射出從軍閥混戰、目軍侵略、國民黨統治到新中國成立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時期的世態人桕。平淡質樸的文字里，蘊含著對國家、對友人、對新聞報業的真摯感情，值得讀者細味。
作者
徐鑄成（1907一1991），江蘇宜興人，中國著名記者、新聞評論家和新聞學家。1927年進入國聞通信社從事新聞工作，後在《大公報》任記者、編輯、編輯部主任、桂林和上海版總編輯，繫上海和香港《文匯報》主要創辦人，先後任總主筆、總編輯和社長，是中國現代報業史上一些重要事件的參與者，也是半個多世紀政海波瀾中許多重要人物及活動的見證人。一生著述頗豐，撰寫了大量新聞評論、通訊、遊記和雜文，晚年除了撰有不少回憶新聞生涯中親歷親聞的文字外，還從事傳記文學創作，並致力於新聞傳播教育事業，兼任復旦大學、武漢大學等校教授，主持創辦廈門大學新聞傳播系，對一些新聞理論問題和實踐活動做了回顧和總結。
目錄
前言
初編
自序
記百歲老人何香凝
李任潮的妙喻
馮煥章的風趣
龍雲的脫險抵港
一條沒有發表的獨家新聞
我的第一次看報
邵飄萍與徐凌霄
凌霄談戲
梅蘭芳談他的傑作
王瑤卿談梅蘭芳
記孝隱女士
我的第一次投稿
王國維與梁啓超
舊清華的生活片斷
羅家倫與吳南軒
北京的圖書館
記《群強報》
故宮和頤和園
第一次採訪
再訪東北
初見張學良
20年代的“四公子”
曹、章、陸
朝陽大店
北京的公寓生活
逛琉璃廠
我的教戲老師
劉寶全與張壽臣
初期《大公報》編輯部
人間魔窟
張恨水與劉雲若
溥儀、鄭孝胥、汪精衛
當時北方農村一瞥
傅作義與張學良
“永久黃”和范旭東
初游香港
30年代的廣州之夜
章行嚴談他的一段舊事
“九一八”事變
漢口的水和熱
“非常會議”點滴
“特稅”世界
報業大觀
談《大光報》
吳國楨及其故鄉
記詹“法師”
何成溶與葉蓬
珞珈山與張學良
回憶楊歷樵兄
嚴獨鶴與周瘦鵑
談《申報》
周善培與趙竹君
記張君秋
廣告·新聞·幫會
聽戲和飲酒
《大公報》在滬出版
開始通宵工作
憶“本師”
搞新聞的全材
三十年前
後記
續編
自序
續篇前言
大世界的炸彈
小康之局
刀光劍影
“七七”和藏本事件
舉辦助學金
香江懷舊
第二次到香港
日汪密約的揭露
日軍進攻香港
兩個“一夜之間”
北江之墟
再次道別香港
初進解放區
一次難忘的訪問
第一面五星紅旗
報壇與書場
評彈憶昔
新春懷舊
元宵戲
“密蘇里獎章”
砸碎了鐵飯碗
《文匯報》的搖籃
我的一篇社論招來炸彈
炸彈、手臂和水果
沒有什麼獨得之秘
意想不到的“起飛”
初次交鋒
借題發揮
最後較量
四大家族的收買
……
序言
徐鑄成先生是著名的記者、新聞評論家和新聞學家。他先在國聞通信社和《大公報》工作，從記者、編輯到擔任地方版總編輯；其間和後來又主持《文匯報》筆政，實踐了自己的辦報理念。他青年時期經歷內憂外患中的流徙和辛勞；中年被劃為“右派”，歷經屈辱和磨難；晚年回首前塵，筆耕不輟，有大量著作行世。
在《大公報》和《文匯報》期間，徐鑄成寫下了三百餘萬言的新聞、通訊、遊記、評論等，其中部分文章收入了他的學生賀越明編選的（（徐鑄成新聞評論選》（1984）、《徐鑄成通訊遊記選》（1986）和《徐鑄成政論選》。與他人合撰了《朝鮮紀行》（1952），還編寫了《與教師談第一個五年計畫》（1955）。60年代初為香港《大公報》撰寫舊聞掌故，後編為《金陵舊夢》（1963）在香港出版。
1978年後，徐鑄成陸續撰寫了二百餘萬言的回憶史料、小品掌故、人物傳記和新聞學術論著，已出版的有：回憶掌故三種：《報海舊聞》（1981）、《舊聞雜憶》（1982）、《舊聞雜憶續篇》（1983）；新聞學術二種：《新聞叢談》（1984）、《新聞藝術》（1985）；人物傳記三種：《杜月笙正傳》（1982）、《哈同外傳》（1983）、《報人張季鸞先生傳》（1986）；雜感、隨筆、遊記等合集四種：《海角寄語》（1980）、《舊聞雜憶補篇》（1984）、《風雨故人》（1985）、《錦繡河山》（1987）。
文摘
李任潮的妙喻
1942年春，我於港九淪陷後到了桂林，主持桂林《大公報》筆政。
那時，李濟深任潮將軍正任桂林辦公廳主任，至少在名義上是南方殘破江山的最高軍事領袖。
他在“九一八”前，被蔣介石囚禁在湯山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原和蔣是宿敵。那時，怎么又被蔣“重用”的呢？誰都知道，當時，南方一些戰區長官，如駐在長沙的薛岳，韶關的余漢謀，柳州的張發奎，都是從老四軍系統出身的，而李是四軍的老軍長，蔣是想借這座橋樑，拉攏、安撫這些非嫡系將領。
在舊軍人中，李向以忠厚長者見稱，也較能接近進步的文人。當時，陳劭先、陳此生等都在桂林，不少在重慶無法安生而又不能遠飛海外的文化人，大都遷居到桂，一時桂林被目為“後方”的文化城。主要原因就在此。大約在1943年初，忽傳白崇禧到了桂林，而且說他將定居桂林，重拉山頭，重新向蔣鬧“獨立”了。為了探詢究竟，我去訪問了李將軍，名義上是“入村拜土地”，作為我到桂林後的正式拜訪。
他給我的印象是態度和藹，談吐不俗。照例寒暄以後，我單刀直入問起白今後的動向。
他含笑說：“你大概聽到些謠傳了。其實，健生哪有此膽量。而且，今天已飛回重慶去了。”
我忙問：“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他說：“他和蔣鬧彆扭是真的。原因是蔣去（參加）開羅會議，健生原想一定會帶他這個參謀總長去，不想卻帶了何敬之（應欽），因此，他一直不痛快，這次，藉故飛回了桂林。蔣回到重慶後，昨天給他來了一個電報，許了些願，他於是就欣然回去了。”
我說：“這也可以看出這個人的骨頭。”
他忽然忍不住笑地問我：“你知道過去北京有一種‘上炕老媽子’嗎？”
我莫名所以地笑道：“在我上大學的時候，就聽到過了。”
“健生這個人，其實連一個妾侍都不如，撒了一陣嬌，被主子拉拉袖子，就乖乖地‘上炕’了！”
以後的十幾年，我和任潮先生不斷有所接觸，卻從未再聽到他對人有過這樣辛辣的評議。可見，那次他對白崇禧的所作所為，實在引起由衷的鄙視。
1946年秋，我已重回上海《文匯報》。有一天，一位姓胡的來看我，說他是李任公的秘書，李已由南京（當時他的名義大概是軍事參議院院長）到上海，很想早日和我見面。第二天，我如約前往愚園路訪問。任潮先生很關心地問起《文匯報》的情況，並加了一番讚揚。接著說：“在抗戰臨近結束前，我們黨內（當然指的是國民黨）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如馮煥章（玉祥）、龍志舟（雲）等不斷秘密接觸，都覺得這樣的獨裁黑暗局面，不能再讓它繼續下去，大家商定了些對抗計畫。勝利後，我們就決定先籌辦一張報紙，宣揚民主，反對獨裁、內戰。正在積極籌備中，看到了你們的《文匯報》，很滿意，大家覺得我們想說的話，你們都說了，而且很透徹。我們也找不到像你這樣辦報多年的報人，自己辦起來，未必能這樣出色。因此，決定把這個主意打消了。”
我感謝他的鼓勵和謬讚，也向他介紹幾個出色的同事們的品學勞績。
他又關切地問起“文匯”的經濟情況。我說：“在反動派的多方壓制下，維持自然很困難。但我們早已約定，不接受任何政治性的投資。在讀者熱情支持下，相信總會生存下去的。”他聽了，再沒說什麼。臨別的時候，他忽然問我：“馮煥章說，他和你是老相識了。你們是什麼時候認識的呀？”我笑著說：“那是十七八年前的事了，也只見過兩面，想不到他的記憶力這樣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