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臧哀伯諫納郜鼎
《左傳》 桓公二年
原文
夏四月，取郜（gào）大鼎於宋，納於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kuò）席，大（tài）羹不致，粢（zī）食（sì）不鑿（zuò），昭其儉也。袞（gǔn）冕黻（fú）珽（tǐng），帶裳幅（bì）舄（xì），衡紞（dǎn）紘（hóng）綖（yán），昭其度也。藻率（lǜ）鞞（bǐng）鞛（běng），鞶（pán）厲游（liú）纓，昭其數也。火龍黼（fǔ）黻（fú），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yáng）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注釋
⑴宋國太宰華督弒殤公，擁立公子馮，害怕諸侯來討伐，所以大肆賄賂諸國。魯國得到的就是郜國的鼎。郜鼎本於宋滅郜時沒入宋國，已經是非禮之物。
⑵夏四月：指魯桓公二年（前710年）夏季四月。
⑶臧哀伯：魯國大夫，又名臧孫達，是臧僖伯之子。
⑷昭德塞違：昭：顯揚。德：道德。塞：堵塞，防止。違：邪惡，錯誤。
⑸臨照：本謂天日之照耀。多喻指君王的儀范或恩德。⑹或：有時。
⑺令：好，善。
⑻清廟茅屋：清廟：肅然清淨的廟，即太廟，古代帝王的宗廟。茅屋：以茅草裝飾廟的屋頂。
⑼大路越席：大路，祀天的車，樸素無裝飾。越：通“括”，結，束。結草為席。
不致：不用五味調和湯羹，崇尚清淡。
⑽粢食不鑿：粢：穀物的總稱。鑿：粳米，一石舂為八斗。
⑾袞，古代官員的禮服；冕，帽子；黻，蔽膝；珽，玉笏，官員上朝時拿在手上用於記事。
⑿帶，皮帶；裳，下裝；幅：綁腿。舄：復底而用木的鞋。
⒀ 衡紞紘綖：衡，結冠冕於髮髻上的橫簪；紞，帽上的垂物；紘，帽帶，綁在下巴上的帶子；綖，帽子上的裝飾。
⒁藻率鞞鞛：藻率，玉墊，外包熟皮，繪水藻圖形；鞞鞛，刀鞘上下端的飾物。
⒂鞶厲游纓：鞶厲，束腰的皮帶和皮帶下垂的部分，游，旌旗末尾的垂飾；纓，馬胸前下垂的飾物。
⒃火龍黼黻：黼，禮服上繡的黑白相間如斧形的花紋。黻，禮服上繡的黑青相間如亞形的花紋。
⒄鍚鸞和鈴：鍚，馬額上的金屬鈴鐺飾物；鸞，馬嚼子上的鈴鐺；和，車鈴；鈴，鈴鐺，多懸於馬頸和旗頂。
⒅五色比象：車服器械的五種色彩，是用來比擬天地四方的。
⒆寘：同"置"。
⒇象：仿效。
(21)誅：責備，譴責。
(22)九鼎：相傳夏禹所鑄的九鼎。
(23)雒：同"洛"。洛邑，西周的東都，在今河南洛陽。
(24)臧孫達：臧哀伯，即姬達。臧哀伯之父臧僖伯姬彄（音摳），字子臧，封於臧，在今郯城縣西南。臧僖伯，魯孝公之子、魯惠公之兄。
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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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四月，從宋國取得郜國的大鼎。安放在太廟，這是不合禮制的。
臧哀伯規勸說：“作百姓君主的人，要發揚德行，堵塞違禮的行為，以昭示百官，還怕總有失德的時候，無法將德世代相守，因此顯揚最好的道德教化，以訓示子孫。所以那清靜肅穆的太廟用茅草做屋頂，祭祀天地的車子用草蓆做墊子，祭祀用的肉汁不用五味調和，黍稷、糕餅等祭品不用舂過的好米，這些是為了昭示節儉。禮服、禮帽、蔽膝、玉笏，束帶、下衣、綁腿、復鞋，冠上的橫簪、冠旁的填繩、系冠的帶子、冠上的裝飾，是用來昭示等級上的差別。佩巾畫上水藻，佩刀繫上玉飾，鞶帶垂飾，旌旗的飄帶，馬系的革帶，這都是用來尊卑的等數。服裝上下繪繡火形、龍形、斧形、弓形等花紋，這些是為了顯示紋彩上的差別。用青黃赤白黑五種顏色畫各種形象，這是用來昭示物色。馬錫、車橫鈴、車前鈴、旗鈴，是用來昭示聲音節奏。旌旗上畫日、月、星辰，這是用來昭示光明。所謂德行，是要節儉有法度，增減有定數，用圖紋形象來表示它，用聲音顏色來彰顯它，這是用來昭示百官。百官因此戒慎憂慮，而不敢違反法律。現在反而毀滅德行，樹立違禮的壞榜樣，將受賂的郜鼎安置在太廟，公然向百官展示。百官如果效法，君王又憑什麼譴責他們呢？國家的衰敗，始於官吏不走正道。官吏喪失德行，就是仗著恩寵公然收受賄賂。郜鼎在太廟，沒有比這更明顯的受賄了！周武王滅商時，把九鼎遷移到雒邑去，高義之士中還有人說他不對，更何況把明示邪惡叛亂的賂器放在大廟裡，這怎么可以呢？”桓公不聽。
周天子的內史聽到這件事，說：“臧孫達的後代大概會在魯國世代享受爵祿吧！國君違背禮制，他不忘用德行加以規勸。”
評析
本文的中心內容是臧哀伯批評魯桓公“取郜大鼎於宋”並“納於大廟”這件事的“非禮”。那么，到底什麼是禮呢?禮的範疇極其廣泛，內容極其複雜，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書《鄭莊公戒飭守臣》一文的評論文字所說：“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禮的歷史本質的話說，它是奴隸制社會和封建制社會貴族等級制度下的社會規範、道德規範和行為規範，它規範並制約著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會成員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刪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說：“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君子“約之以禮”《論語·雍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論語·為政》）；“為國以禮”（《論語·先進》）；“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聯繫古今關於禮的界說和孔夫子這些關於禮的言論，就不難理解作為魯大夫的臧哀伯為什麼非要冒著觸怒魯桓公的風險，向他“發表”這篇諫辭了；也就不難理解本文一開始就說，魯桓公“取郜大鼎於宋，納於大廟，非禮也”了。
臧哀伯這篇諫辭，並不先說魯桓公“取郜大鼎於宋，納於大廟”這件事如何不對，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勢，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會職責是“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接著就從禮制這個大視角，連用七個排比句，從七個方面，即“昭其儉”、“昭其度”、“昭其數”、“昭其文”、“昭其物”、“昭其聲”、“昭其明”，來闡明君主如何體現和落實這一根本社會責任；然後，話鋒一轉，才落到桓公“納郜鼎”這件“滅德立違”的事情上來。並在指出這一事件必將導致的惡劣後果以後，還用周武王克商後“遷九鼎於雒邑”招來“義士”非議的歷史教訓，警醒魯桓公必須清醒地認識這種“滅德立違”的錯誤舉措的危害性。這篇諫辭如此行文，不僅條理清楚，層次分明，結構謹嚴，具有強烈的邏輯能力，而且氣勢顯得特別恢弘，具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至於諫辭中用了近乎後世才產生的賦的手法，鋪敘大量我們今天頗感陌生的具體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為這些事物都和當時的典章制度有密切關係。
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任何一種文化在它的發展過程中，都會形成許多或厚或薄的積澱層，而每個積澱層都會或深或淺地打上它的時代烙印。因此，在閱讀和欣賞此文的時候，也必須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去審視，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去分析，去感悟，拋棄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華”。可以肯定地說，“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核心”還有很好的垂誡作用和警示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