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腰子侖墓群發現於1986年，處在益陽市桃江縣文家渡村（原腰子侖村）田家壩組的貓形山上。山地高於周圍稻田約2—3米，其東北為一片連綿的小山丘，且延伸至石牛江鎮的金塘咀村；西側為一片稻田，且距瀨溪河500米左右；南側距桃花江鎮約8公里。經文物部門調查、勘探，約有古墓葬600多座。
墓群現尚存面積約24萬平方米左右，無封土堆，為狹長形豎穴土坑墓。墓坑深淺不一，最深達1.35米，最淺只有0.2米。年代為春秋時期至戰國早期墓葬，迄今發掘1200餘平方米。經過1989年、1990年和2009年三次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的越式銅器、陶器。發掘證實：腰子侖、金塘咀春秋古墓群，不僅為文物部門提供了研究春秋時期以血緣關係為紐帶聚落而居的典型材料，而且也是為益陽研究古越族社會組織（墓葬）及制陶工藝、冶煉（銅器）技術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1988年腰子侖越墓群被桃江縣人民政府公布為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3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發掘過程
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湖南省文物部門對腰子侖組織了三次大型挖掘。
第一次挖掘腰子侖墓葬是在1987年，當時益陽地區文物工作隊對此進行試掘，共發掘了墓葬14座。1989年11月，為配合在桃江縣舉辦的第一屆全省文物幹部考古培訓班，益陽地區文物工作隊、桃江縣文物管理所參與，進行了大規模挖掘，至1990年1月結束。
第二次是1990年11月至1991年1月，兩次共挖掘春秋戰國墓葬114座。
第三次是在2009年，因桃灰公路拓寬施工，益陽市文物處對此進行了搶救性挖掘，此次挖掘了墓葬7座。
保存現狀
腰子侖春秋墓群自1986年發現至今，一直保護較好，除墓群區有十幾戶村民居住外，沒有新增房也沒有新修公路、水利等大型動土活動。墓群區原種植的茶葉樹在上世紀90年代全部被毀，現為村民的墓地。腰子侖春秋墓群主體部分，除三次發掘對其整體狀況有所破壞外，其餘大部分仍保存完好。墓群西側除早年修建桃灰公路，加之少量村民住宅對墓群造成了一定得破壞外，至今基本保存原樣。
出土文物
歷年來共發掘墓葬120座。根據墓坑形制可分為以下五種類型：
1、狹長方形窄坑墓。
2、帶頭龕的窄坑墓。
3、帶腰坑的狹長形窄坑墓。
4、帶二層台的長方形寬坑墓。
5、長方形寬坑墓。
這些墓與楚文化中常見的長方形墓不太一樣，其墓坑形制有5種類型。其窄長形土坑葬，一般長寬之比為4：1，最大長寬比超過7：1，很顯然，這是土著越人文化習俗的標誌。
出土器物四百餘件，以銅器和陶器為主。銅器主要有銅劍、銅矛、銅鏟、銅斧、銅鐁、銅鼎、銅鑿、銅戈。陶器有陶罐、陶鼎、陶鬲、陶紡輪、陶盆等器物。
其中，銅劍（35件）多扁莖，中脊有棱、平肩或斜肩、多前鋒圓鈍。身斷面呈菱形。
銅矛（35件）多長骹圓銎，多中脊隆起或有棱，兩側帶系，有血槽。
銅鏟（32件）多長方形銎口，長條形或亞腰形，兩側有范線。
銅斧（20件）長條形，銎口呈長方形，兩側有范線、弧刃上翹。
銅鐁（52件）脊有棱，雙刃聚成前鋒。
銅鼎（21件）大部分為長方豎耳，腹微鼓，多平底、扁足。
銅戈（3件）援上揚，長鬍，三穿，內較寬。
銅簇（5件）簇身較長，脊隆起形成三長刃，前聚成鋒，鋌圓形。
陶鬲（14件）多夾砂褐陶，方唇或圓唇折沿外翻，短頸、腹壁較直，圓襠近平，柱足較直，頸下至足部飾繩紋。
陶罐（48件）多為侈口、方唇、平沿。有長頸、短頸兩種，圓鼓腹較深，圜底內凹。腹部飾繩紋。
陶豆（14件）為泥質紅陶，侈口、尖唇、高柄，喇叭形座。
陶紡輪（32件）多扁平體、較厚。
陶鼎（23件）泥質紅陶，直立耳，腹呈缽形，圓柱形足，腹部飾繩紋或藍紋。
竹文化也在這些墓葬中得到體現。有人認為那些窄長形墓葬是以獨木舟作為葬具的，這既符合越人習於舟楫的風俗，又符合其墓長而窄的特點。但從整體發掘的情況來看，獨木舟一說還缺乏根據，而竹蓆的可能性極大，桃江盛產竹子。因為從這100餘座越墓的發掘中，大多數隨葬都有兵器和工具，其中不少還殘留有未腐爛的木柄。如果當時是獨木舟作葬具，連細小的木柄都殘存有木屑，而體積較大的獨木舟是不可能消失得無影無蹤的，故專家們推測，葬具可能是竹蓆。
越人用竹蓆安葬，他們對竹子存有心理依戀或者精神崇拜，他們的各種生活形態都離不開竹子，桃江本是南竹之鄉，竹子那種堅韌不拔、生生不息的個性在古越人身上得到了體現。
研究價值
1、資水流域在先秦時期是文化面貌較為複雜的時期，楚、越、巴、濮文化曾在這一帶活動頻繁，據文獻記載和原有的考古發掘資料認為是越文化的主要活動區域，但一直沒有明確的考古發掘資料證實，腰子侖墓群的發現與發掘為這一區域、這一時期的文化面貌揭開了新的一頁。考古發掘證實，南洞庭湖區是越文化的重要活動範圍，湖南全省的越文化墓均沒有該墓地的出土遺物豐富。該墓地不僅對研究資水流域洞庭湖區的越文化產生影響，而且對整個長江以南地區的越文化分布、文化內涵與特徵都具有重要意義。
2、腰子侖墓群是楚越文化融合與交流的典範，墓群里出土的一批楚式陶鬲與越式兵器共存的墓葬帶給了進入了當時社會的深層次層面。腰子侖墓群不但出土遺物豐富，而且保存數量多，分布於腰子侖向石牛江方向的若干山頭，村民建房取土時有發現。文物普查發現表明，與之同時期的還有數多個商周、春秋、戰國古文化遺址，這是一處分布在資水支流——桃花江流域的越人聚落群。墓地出土的楚式器物和相應古文化遺址的發現，證實楚文化在春秋中期後段已進入資水沿岸，與越人曾共同生活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後，楚文化才全面進入，為研究楚、越文化的融合與交流，社會經濟形態、社會結構都是不可多得的材料。
3、以腰子侖為中心的古墓群，不僅集中反映了越文化的面貌，還反映了楚文化、中原文化、與長江中下游越文化、土著文化與之交流的文化內涵。
4、腰子侖墓群的多組疊壓打破關係，為越文化墓葬的分期斷代提供了重要依據。
益陽市文物管理處於2003年在《考古學報》發表文章稱：
桃江腰子侖春秋越墓群是迄今為止長江以南已大面積發掘的幾個越文化墓地之一。113座墓葬基本保存完好，出土遺物數量頗豐。墓地中反映出的楚、越文化相互交融的現象應引起注意，可為我們認識研究楚越文化提供新的材料。
桃江腰子侖春秋越墓出土遺物全部為實用器。出土陶鬲的墓並不同出越式陶鼎和越式陶鼎，而同出越式兵器、工具。可將出土陶鬲的墓葬定為越文化墓葬中的楚人墓。從楚越兩族共用墓地，並存在相互打破關係的情況看，可知春秋中期至晚期，這裡是楚、越兩族混居，和平共處，並不存在征服與被征服、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楚人墓出土隨葬品的數量與質量並不勝出越墓，甚至要弱於越墓，可以印證上述觀點。
楚越兩族混雜而居，所以楚墓出土了一些越式兵器和工具，但楚越兩族又固守自己的傳統和生活習性，所以楚人墓出土陶鬲等楚式陶器，而越人墓出越式陶鼎或通鼎是非常自然的。
益陽已發掘的楚墓近2000座，已確認的春秋晚期墓除個別幾座出土青銅尊缶、蹄足銅敦和銅鼎外，其餘皆為陶器組合的小型墓葬，其中出土陶鬲的墓葬僅見三座。有的研究者認為，楚人的勢力在春秋晚期到達資水中下游，楚人大舉進入資水流域是在戰國初期。腰子侖越墓群的發掘可以證明，楚人早在春秋中期就到了資水的中下游桃江一帶，但這並非楚國政治勢力的南侵，而可能只是少數地位低下的楚人因某種原因遷徙至資水中下游的偏僻之地，融入了當地土著越人的群落中，主動或被動地接受了越人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甚至包括喪葬風俗，但對本民族的傳統仍予以有限保留，所以使用並隨葬陶鬲或楚式特點的陶罐等。
春秋晚期至戰國初期，楚人的政治勢力大舉進入資水中下游以後，生活在桃江腰子侖的越人逐漸融合於楚文化中。這與資水中下游戰國早期以後已極少見越墓的情況相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