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1897年，胡西園出生於鎮海一個比較富裕的家庭。鎮海縣立中學（現鎮海中學）畢業，考入浙江高等工業學校電機系學習。1921年，他研製出我國第一隻白熾燈泡。1923年創立亞浦耳燈泡廠。1925年，胡西園任公司總經理兼總工程師，包攬了全廠業務和主要工程製造技術，並與外資產品激烈競爭，終力挫美國產品。
抗日戰爭時期，為避戰火，工廠遷往大後方（重慶）。1945年抗戰勝利後，工廠遷回上海，胡西園主持製造出價廉長絲燈泡，耐用燈泡，並積極研製新光源。1950年，胡西園主持生產出新中國第一批日光燈。
解放前他曾擔任市電器行業公會理事長。解放後，任民建中央常務理事、楊浦區政協委員。
人生經歷
科技開發起家
胡西園(1897—1981)，又名修籍，鎮海柴橋(今屬北侖)人。出身於一殷富之家。少年就讀鎮海中學時，便對工藝製造懷有濃厚的興趣。後考入浙江高等工業學校。1920年畢業後，隻身到上海賺錢。
當時，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各帝國主義列強忙於戰爭，無暇東顧，遂使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進入了一個黃金時代。上海作為中外交流的前哨站，經濟首先啟動，國人競相於此設店辦廠。經濟的騰飛，增加了就業、發財的機會。上海近緣的嘉興地區、寧波地區人們紛紛攜老扶幼，奔赴上海。“寧波幫”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崛起的。
胡西園到上海後，開過店，辦過廠。他先在上海創辦了五金號，經銷多種五金材料，繼而籌建了恆昌造船廠製造輪船。不久，他聽說棉紗獲利豐厚，又改營棉紗。他當時是位經營者，更是位知識分子。作為一個工科畢業生，他對技術開發抱有濃厚興趣。當時，中國的電燈泡市場完全為外國人壟斷，沒有國產燈泡。為了改變這種局面，“讓中國人能夠用上中國人自己製造的電燈泡”，他把業餘時間投入到了電燈泡製造技術國產化的研究。朋友周志廉、鍾訓賢聽說後，也加入到了研製隊伍。當時，電燈泡製造工藝，雖已在國內外雜誌上作過零星介紹，但系統的技術資料，還未能為國人所盡睹。胡西園等人便根據零星材料，結合實物不斷琢磨、不斷試驗。失敗、總結，再失敗、再總結……經過無數次試驗，終於在1921年4月4日成功地製造出了第一隻國產電燈泡(長絲白熾泡)。國產燈泡的研製成功，在當時確是件了不起的事。正如胡氏後來回憶所說：“在人類登上月球的今天，一隻電燈泡已經不足為奇了。但是在六十年前的舊中國，連一根釘子也要向外國人買的時代，中國人要自己製造出一隻電燈泡，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此後便是辦廠投入生產問題。為了辦廠，胡氏變賣了部分家產，勉強籌集到3萬元原始資本，通過隆記洋行的日本人黑田，在日本購得兩套制電燈泡的舊機器。1922年4月，在上海北福建路唐家弄242號租了一間房屋，因陋就簡地開辦了一家電燈泡製造工場。其時，成本大於銷價十幾倍。1922年11月，周志廉向他提供了一條信息，說有一個德國電器專家亞浦耳(OPEL)在上海甘肅路開辦的小型燈泡廠棗亞浦耳公司電器廠，因經營不善，欲出讓，胡氏聽了十分感興趣。1923年春，談判成功，胡氏花2萬元盤進該廠，工廠規模擴大。胡氏接辦該廠後，考慮到該廠在社會上已有一定的影響，加上當時人消費有崇洋心理，決定繼續沿用原來的廠名和商標。但他沒有全部照搬，而是作了三點修改，第一，在廠名上冠以“中國”兩字，稱中國亞浦耳燈泡廠；第二，在商標“亞浦耳”前加上“國貨”兩字；第三、以“OPPEL”為洋文商標，“亞”字為中文商標，既可與原來的OPEL相區別，又可使中文譯音不變。同時，繼續聘請亞浦耳為工程師，專門在廠內設了一個研究機構，進行技術攻關。1924年亞浦耳回國後，胡氏一人獨力擔當起全部工作。這樣，“亞”字燈泡終於打響了。
制裁與反制裁
國產燈泡的問世，意味著洋貨一統天下局面的打破。為了將新生的“亞”字燈泡扼殺於搖籃之中，外商頻頻使出了“殺手鐧”：一是收買內奸，從中破壞。奇異廠曾收買過亞浦耳廠一名職工，在配用的化學藥水中暗摻鹼質粉末，造成紅磷不純而斷絲，從中破壞。二是在原材料供應上做手腳。中國雖是產鎢大國，鎢礦產量約占世界總產量的85%，但由於中國的冶煉技術落後，鎢礦多廉價出口美國。美國是當時鎢絲生產大國，產品質量好，但價格也昂貴。亞浦廠剛剛起步，資金有限，無力進口美國貨，不得已只能由價格較廉的日本進口。可日本資本家利用亞浦耳廠對原材料需求的迫切性，常常設定騙局，從中牟利。日本大阪一家富士電料商店，派出推銷員到滬，先用一批合格鎢絲送請亞浦耳廠試樣。一當同亞浦耳廠洽談成功，雙方訂立購貨契約後，便背地裡做手腳，把一批發脆變質的鎢絲充好貨運滬。亞浦耳廠驗貨發覺後，一再同日方交涉，函電還往持續一個多月，但日方矢口抵賴，不肯認賬。最後，胡氏請上海電業工廠聯誼會出面，向日本駐滬領事館交涉，日方總算同意退貨，調換合格產品。三是，仿冒“亞”字燈泡，以假亂真。日本的電燈泡廠還將無燈頭的燈泡作為原材料納稅進口，降低成本，然後在上海加工，多次冒用亞浦耳商標，在市場上魚目混珠，損害亞浦耳燈泡的聲譽。奇異廠則唆使奸商，把市場上廉價收購來的日制劣質燈泡，改頭換面，冒充“亞”字牌電燈泡，在市場上推銷。四是開發新產品，打擊“亞”字老產品。當時，市場上行銷的電燈泡，都是一種長圓形的直絲燈泡。“亞”字燈泡也是這種類型。奇異廠為擠垮亞浦耳廠，研製成一種圓形、無尖底而且把直絲改為螺鏇繞絲的可樂燈泡。這種燈泡熱力集中、溫度高、效力強，光呈淡黃色，比起原來的長圓形直絲燈泡來說，強得多了。新產品的問世，直接威脅了“亞”字燈泡的生存。五是低價傾銷。1927年，美國、德國、荷蘭、匈牙利、日本等國電燈泡在中國爭奪市場，互相排擠、跌價競銷，最低每隻燈泡只售銀元5分，不及中國燈泡成本的一半。一時，中國的電燈泡廠家紛紛倒閉，亞浦耳廠也出現銷路銳減現象。
面對外商的挑戰，為了求生存、求發展，胡西園也採取相應措施，沉著應戰。首先，以攻為守，開發新產品。當奇異廠新產品問世後，為了對付它，胡氏決定更新設備，開發新產品。沒有資金，他向社會公開招股。由於亞浦耳的信譽尚未建立，加上強敵壓境，人們信心不足，故認購者不多。胡西園只好將投在造船廠和五金號的資本抽調出來，悉數投入到了亞浦耳廠，改廠為中國亞浦耳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增資改組給企業輸入活力，隨即購置新式喇叭頭車、繞絲機等設備。胡親自帶領技術人員鑽研可樂燈泡的製造技藝。經過多次試驗，反覆改進，終於造出與奇異廠同樣的可樂燈泡。由於亞浦耳公司生產的可樂燈泡，質量好，售價低，故投入市場後，很快獲得消費者的一致好評。中國亞浦耳燈泡的聲譽也隨之大增。
1927年，胡氏又聘得留美學生馮家錚為工程師。馮到任後，悉心改良亞浦耳廠的生產程式，使直絲燈泡、可樂燈泡的質量大為提高。同時，他又著手研製充氣燈泡。充氣燈泡，時稱哈夫燈泡，為當時市場上的最新產品。它的燈絲細而短，繞成半圓形，將泡內空氣抽掉後灌入氬氣及氮氣。這種燈泡的燈絲不易蒸發，受震後不斷絲，光呈白色，與可樂燈泡相比，照明效果更好、質量更高。由於馮氏在美期間，曾在奇異總廠實習過，因而研製工作很順利。1928年便正式投產。可樂燈泡、充氣燈泡的研製成功，打破了外商對新產品的壟斷局面，迫使奇異廠不得不自動降價。亞浦耳廠擊敗了競爭對手。
其次，避實就虛，開拓國外市場。亞浦耳廠開發新產品，雖奪回了部分市場，但充氣燈泡仍是高檔商品，價格貴，買主少，並不能解決低檔燈泡的銷路問題。外國人的低價傾銷，仍對亞浦耳廠有很大威脅。與其在有限的中國市場上耗資競銷，不如避其鋒芒，向國外發展。於是，他決定將燈泡出口到南洋的印尼、新加坡、菲律賓、泰國、印度等國，少數產品則遠銷澳洲、南美洲。南洋是華僑聚結地，時正值提倡國貨運動興起。南洋華僑看到國貨燈泡到來，競相購買。華僑的購買熱，又帶動了當地居民的踴躍購買。一時“亞”字燈泡銷路很旺。胡西園以攻為守、避實就虛之策，引起了外商的恐慌。他們沒有想到這位年輕的中國經理，居然會有這么一招，反敗為勝。他們慌忙停止跌價競銷，另搞計謀。在奇異廠的提議下，德國的亞司令、荷蘭的飛利浦、匈牙利的太史令與美國的奇異廠結成國際聯合陣線，在上海四川路建立起一個“中和燈泡公司”，以高價統銷各廠原來生產的燈泡。另外，再生產一種價錢極廉的副品來對付亞浦耳廠。他們想用這“兩條繩子”，使中國燈泡高價夠不上，低價賠不起而自行消亡。但亞浦耳燈泡以光線正、用時長、質量好而已馳名各地，甚至連外商企業也競相向亞浦耳廠訂貨。亞浦耳廠又一次站穩了腳。
發展中的較量
20年代的扼殺與反扼殺，以亞浦耳廠的勝利暫告一段落後。胡西園抓住有利時機，擴大了公司規模。由於亞浦耳廠信譽日高，銷路大開，上海金融界巨子胡組庵、王伯元、秦潤卿等人紛紛前來投資。資金的充裕，使胡氏得以實現擴廠計畫，三年中，亞浦耳廠邁出了三大步：
第一步，建造新廠房。1929年，胡西園購地十餘畝，在滬東遼陽路興建了一批新式廠房。除將原有機器設備遷入外，又增添了喇叭頭車、司旦姆車、封口車、排氣車等機器新設備，工人也增至500人，生產能力擴大，日產長絲、可樂、哈夫等燈泡萬餘只。
第二步，建立玻璃廠。玻璃是製造燈泡的基本原料，當時亞浦耳廠製造燈泡所需的玻璃製品均向其他廠家訂購。胡西園的心中有筆賬：玻璃殼每隻三分，玻璃管每磅二三角，玻璃梗每磅三四角，看起來價錢不貴，但是，對於日產上萬隻燈泡的亞浦耳廠來說，卻是一筆不小的開支。而這些製品所需的原料，國內都有生產，玻璃砂每噸僅售20元左右，紅丹每擔才35元。為了降低燈泡的成本價，胡氏於是決定建立玻璃廠。1929年，正式投產。
第三步，橫向發展，建立電機廠。為了增強公司的實力，胡氏決定走集團化之路。1931年，他招股20萬，在番阝陽路購地15畝，建造了規模宏大、廠房新式、設備先進的亞浦耳第二廠(電機廠)，延攬了一批懂得電機製造的專門人才，製造出電風扇、馬達、電爐、電鐘、無線電等多種電器產品。
通過這三大步，亞浦耳公司的生產能力有了極大的提高，產品種類近百種。緊接著，胡氏又以提高技術水平、提高產品質量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為企業發展重點。當時，中國正處於工業化初期，許多廠家為圖一時的盈利，不重視產品質量，因此國貨聲譽不佳。對此，胡氏深惡痛絕。他在《中國國貨年鑑》上撰文說：“貪一時便宜，偷工減料，粗製濫造，終將被優勝劣敗之鐵律作最後的判斷。”胡氏的眼光放得很遠，他要為中國創名牌產品。為此，他對各道生產環節的技術指標提出了幾近苛刻的要求，還不惜工本，淘汰舊設備，添置先進設備。如花重金，進口了最新式的photo-meter驗光機。由於胡氏的重視，亞浦耳公司產品質量越來越高。經交通大學研究所檢驗，亞浦耳燈泡連續通電1 000小時，燈絲沒有損壞，光數亦一直在80%以上。同一標碼燈泡之耗電率也極為均勻，每燭光的耗電率及每瓦特流明(Lumen)數，均符合標準。對亞浦耳公司的強大，外商當然是不開心的。30年代中葉，他們又施出了新花招。1935年，奇異廠為鞏固它在中國的市場，又生產出一種新的日光牌電燈泡，售價低廉，每隻僅一角，並以種種優惠政策，批發給中國商人，搞傾銷。當時，胡氏已是上海電器同業公會負責人。當他得知奇異廠的日光牌電燈泡並沒有在中國商標局註冊時，不禁計上心來，搶注了日光牌燈泡。胡氏通過電業公會，發動所有的中國燈泡廠家，每日按定額抽成，捐獻一批電燈泡，並冠以“日光牌”商標，在全國各地報刊上遍登廣告，每隻標價僅售5分。這就造成真假“日光牌”燈泡並存現象。一時，真假不分，弄得全國各地商販不敢貿然進貨。胡氏的這招“以毒攻毒”計策，弄得奇異廠哭笑不得。奇異廠的陰謀又一次宣告失敗。
硬的不行，又來軟的。1936年聖誕節，德國亞司令廠送給胡西園一本裝潢精緻的日記本，荷蘭飛利浦廠也送來一套油畫日曆。1937年1月，美國奇異廠贈給胡西園一枚安迪生銅質紀念章。經過這番“感情聯絡”，他們提出了簽訂聯合協定的要求。根據協定，亞浦耳廠為國際單位之一；製造的電燈泡壽命不得超過l 000小時；在國際貿易中要遵守統一價格。胡西園明確地答覆：電燈泡的壽命，目前我們已做到1 000小時，以後延長與否，當根據需要與可能，不受限制。至於海外貿易，我們有自己行銷方針，不願接受外界的任何約束。美國奇異廠還想高價收買亞浦耳商標,拉亞浦耳加入“中和”，組成五國燈泡廠聯合公司，胡西園均一一回絕了。
亞浦耳公司在胡西園獨立自主經營方針指導下，生產和銷售穩步前進，終成為中國一家規模較大、設備較先進、產品品種較多的電器公司。到抗戰前夕，亞浦耳公司已有四大工廠、55萬資本，名列當時全國電器業之首。胡氏本人也成了近代中國電器業之泰斗，世界電器業的著名人物。
西遷、東歸與新生
抗戰中，亞浦耳公司受到了戰爭與官僚資本的打擊。上海抗戰爆發後，胡氏的電機廠完全毀於炮火，遼陽路總廠的機器和原料被日本人洗劫一空，戰爭給他以沉重打擊。
但胡氏是個意志堅強的人，他決定西遷，以圖東山再起。1939年，他在重慶設立總辦事處，購買土地，建造廠房，安裝機器設備，建立了亞浦耳燈泡、熱水瓶、玻璃料器、製革、化工等八個工廠。
胡氏的活動，受到了官僚資本的阻撓。當時，孔祥熙系統的一個企業，也有意製造電燈泡。為了擠壓亞浦耳廠，他們通過孔祥熙的關係，設定了種種障礙，使胡西園不能開工。後來，胡氏不得不請一位與孔家關係密切的人出任董事長，這才得以開工。一彼末平，一波又起。亞浦耳廠開工不久，南京電工器材廠也遷到了重慶。這是一家官辦工廠。來渝後，他們依仗官勢，與亞浦耳廠爭奪空運優先權、原料和燃料的分配額;接著，又用高薪挖走了亞浦耳廠的技術員和大批熟練工人。這使亞浦耳一時難以調度，幾乎不能開工。最後，其又乘危削價競銷。這些活動，使胡氏對官僚資本深惡痛絕。
抗戰勝利後，胡氏又東歸上海，全面籌劃復興工作。經與敵偽工業局反覆交涉，收回了被日軍芝浦電燈泡廠占用的遼陽路總廠。1938年，又在上海小沙渡路建立了第二廠：在滬西，創辦了第三廠。這樣，亞浦耳公司很快又恢復到了日產20萬隻燈泡的生產能力，較戰前增長了十倍。從此，價廉物美的“國貨老牌亞浦耳”，重新行銷於市，風行國內外。
東遷後，胡氏仍重視新產品的開發。1946年，試製成了國產第一支日光燈管。1950年，正式投產。
1949年解放前夕，他拒絕去台。1956年，亞浦耳公私合營，更名為亞明燈泡廠，胡繼續任總經理。1965年胡西園退休。1981年4月18日，因心臟病逝於上海。
胡西園一生，除搞實業救國之外，還十分關心社會公益事務。1926年，與滬上各方領袖共同發起組織上海市特別訓練隊，以改變民眾的公民訓練觀念。“八·一三”抗戰時，擔任上海地方協會供應組主任，為前方將士服務。西遷重慶時，任遷川工廠聯合會常務理事、勸募公債運動委員會委員、全國慰勞總會工商動員部副指導長。1945年抗戰勝利後，一度代理全國工業協會理事長。嗣後，又參加了民主建國會的籌建工作，多次與會，成為該會骨幹成員之一。1945年9月，曾與劉鴻生等七人，在重慶兩次受毛澤東、周恩來接見。東歸後，曾任全國工業復員協進委員會主任、上海市商會理事、第三區電工器材同業公會理事長。解放後，曾任上海榆林區政協第二屆委員，楊浦區政協第三、四屆委員，上海民主建國會委員等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