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共（布）黨內新反對派
正文
蘇聯共產黨（布）內1925年形成的以Г.E.季諾維也夫、Л.Б.加米涅夫為首的反對派集團。在同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鬥爭中,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曾同И.В.史達林站在同一陣線上。但他們同史達林之間早就存在一定矛盾。1925年初Л.Д.托洛茨基被解職時，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強烈主張開除托洛茨基黨籍。史達林提出反對意見,認為在黨內鬥爭中不能採用“割除政策”。1925年 4月聯共（布）第14次代表會議上，以史達林、Н.И.布哈林為代表的新的中央多數派和以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為代表的新的反對派開始形成，但還沒有發展成為公開爭論。9 月，季諾維也夫發表《列寧主義》一書，申述自己對列寧主義理論及一系列重大問題的看法。書中首次明確提出“一國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的論斷。他批評現行政策對富農過於寬容，認為新經濟政策不能通向社會主義，而只能通向國家資本主義。在10月召開的中央全會上,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Г.Я.索柯里尼科夫、Н.К.克魯普斯卡婭聯名向黨中央發出一封《四人信件》，提出開展黨內爭論的要求。中央多數派拒絕進行爭論。新反對派決定將他們的主張訴諸即將召開的黨代表大會審議。由於季諾維也夫長期擔任列寧格勒黨組織領導人，在列寧格勒擁有相當大的影響，新反對派以列寧格勒為活動基地，對中央的許多重大政策（主要是農村政策）提出批評和抵制。所以新反對派又稱“列寧格勒反對派”。列寧格勒黨組織的言行，引起莫斯科黨組織的強烈不滿。雙方在各自的《真理報》上發表文章，相互進行指責和攻訐。在此情況下，聯共（布）中央決定將原定在列寧格勒召開的黨的14次代表大會改在莫斯科舉行，還否決了列寧格勒代表團提出的一名大會主席團委員候選人。大會前夕，史達林等人代表中央多數派向新反對派發出一封信，要求兩地黨組織停止論戰，撤換《列寧格勒真理報》的一名主編，對最積極的季諾維也夫分子要進行批判，劃清界限；作為對等條件，中央同意吸收兩名反對派分子分別參加黨的書記處和《真理報》編委會。上述妥協條件被新反對派拒絕。1925年12月18～31日，聯共（布）召開第14次代表大會，史達林作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他在總結同托洛茨基主義的爭論後說,現在又進入“新的爭論時期”,為了“不預決事變的進程和不刺激人”，他表示克制，在報告中沒有談及新的爭論。列寧格勒代表團不贊成中央的政治報告，推舉季諾維也夫向大會作副報告。爭論從此開始。季諾維也夫副報告的一個中心內容，就是認為如果沒有世界革命的援助，一國建成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布哈林反駁季諾維也夫這一論點，認為季諾維也夫的報告把自己置於中央大多數人的對立面上，不懂得新經濟政策的實質就是要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並認為一國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的觀點只是重複托洛茨基主義的論調。季諾維也夫作了答辯。大會沒有就這一問題繼續展開爭論和作出結論。1926年 1月，史達林在《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一文中對新反對派的理論錯誤作了剖析，把“一國能否建成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能否在一個國家裡獲得最終勝利”作為兩個問題區分開來，給予不同的回答。
關於農村政策是爭論的另一重要內容。新反對派指責中央多數派有“富農傾向”，要求加強對富農的壓力，提高對富農的稅收。季諾維也夫和克魯普斯卡婭尖銳批判布哈林提出的“發財吧”的口號，認為這是縱容富農掠奪貧農的口號。布哈林在大會上再次聲明，表示他願意收回這一口號，史達林也認為這一口號是錯誤的，但“只是犯了一個不大的錯誤”。
加米涅夫在大會上提出改組黨的領導機構，限制和削弱總書記和書記處權力的要求。史達林駁斥了加米涅夫的這些主張。在代表大會上，新反對派雖可以發言和進行辯論，但發言常常受到一部分代表的起鬨、嘲笑和詰問，唯有列寧格勒代表團予以支持。代表大會以 559票對65票通過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的決議。季諾維也夫繼續當選為政治局委員，加米涅夫由原政治局委員降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索柯里尼科夫失去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地位。這表明，在聯共（布）“十四大”上，新反對派在政治上組織上均告失敗。
"十四大"閉幕後,聯共(布)中央派出以В.М.莫洛托夫、С.М.基洛夫、К.E.伏羅希洛夫、М.И.加里寧、А.А.安德烈耶夫等人組成的代表團前往列寧格勒，向基層組織和廣大黨員傳達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和路線。絕大多數黨員表示擁護中央的路線，譴責新反對派在代表大會上的立場。1926年2月召開的列寧格勒黨的代表會議通過決議,譴責新反對派的錯誤,改組列寧格勒省委會。解除季諾維也夫列寧格勒省委第一書記兼西北局書記和列寧格勒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季諾維也夫於1927、1932年兩次被開除出黨，1936年被處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