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聖武記》，中國歷史著作。清魏源(1794～1857)撰。魏源(分元1794一1857年)是清代的思想家、歷史學家和文學家。字默深。湖南邵陽金潭鄉人。公元1808年考取秀才。1813年考取拔貢。1823年考中舉人。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魏源進士未中,遂在北京捐了一個內閣中書台人。
聖武記-修訂記錄
道光二十二年(1842)刻印，二十四年(1844)、二十六年(1846)兩次修訂。1984年2月，中華書局在北京出版韓錫鐸、孫文良的點校本(全兩冊)。
內容
卷7《國朝甘肅再征叛回記》，記述清政府鎮壓甘肅米喇印、丁國棟起義及蘇四十三起義、石峰堡田五起義等歷史事件。涉及新疆、甘肅等地伊斯蘭教曆史、教派及習俗等內容，具有一定史料價值。
道光二十二年(1842)刻印，二十四年(1844)、二十六年(1846)兩次修訂。1984年2月，中華書局在北京出版韓錫鐸、孫文良的點校本(全兩冊)。
體例
《聖武記》的 “臣源曰”仿《隋書》“史臣曰”的體例，系統地闡述了作者的政治思想和歷史觀，具有較高的政治見解和史學價值。 《聖武記》記載了薩爾滸戰役中，努爾哈赤採用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策略，取得了勝利。他根據情報得知明軍將領杜松“輕敵欲立首功”，不與南北二路配合，果斷地決定“先敗其中路之軍”的策略，選擇明軍薩爾滸大營為攻擊目標，集中六旗兵力將其擊潰。書中還總結了康熙在嚴重的局勢下沉著指揮的成功經驗：軍紀嚴明，“不寬王貝勒勞師養寇之罪，罰先行於親貴”；發揚漢族和滿族將領的作用，“群策群力，同仇敵愾”；布置嚴密互通聲氣，“其時亂在多方，所在鼎沸，情形日日不同。故中原腹地，皆屯重兵，以備應援。” 由此，作者議論說：“自古及今，或以殷憂啟聖，或以道謀潰成，廟算不定，而大難克削者，未之前聞。”作者認為，統治者在重大問題上的決策和對戰爭的態度關係到國家的興衰。
詳解
《聖武記》揭露了沙俄的侵華野心。
《聖武記》主要將史論與紀事本末體相結合，體現出紀事本末體學術研究的色彩，在改造紀事本末體上作了初步的嘗試。
《聖武記》在編撰上的創新，最主要表現在將史論這種傳統體例，同紀事本末體體裁有機地結合。傳統的紀事本末體裁由於各條目相對獨立，因而讀者很難理清事件和事件之間的關係，領悟作者表達的歷史發展大勢的觀點。史論由於獨特的史例特點，易於彰顯作者對歷史事件的精深思考，有助於了解作者的歷史觀和史書的價值，其功能和作用不容忽視。《聖武記》的史論形式包括：序論、前 10卷篇末“臣源曰”、後四卷《武事余記》史論專篇。紀事本末體重視序論的作用，並且與“經世”思想緊密結合，《聖武記》可謂第一篇有特色的序論。作者交待撰述背景時說：“晚僑江淮，海警沓至，愾然觸其中之所及，乃盡發櫝藏，排比經緯，馳騁往復。”表明作者是在鴉片戰爭後，民族危機嚴重的情況下編撰《聖武記》，作者在愛國主義精神的激發下“盡發櫝藏”，“排比經緯”，“於是我生以後之數大事，及我生以前數十大事，磊磊乎耳目，磅礴乎胸臆”。魏源論述《聖武記》的撰述目的時說：“如是何患於四夷？何憂於禦侮？斯之謂折中於尊俎。······奚必更問其勝負於疆場矣，記曰：‘物恥則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故帝王處蒙業久安之世，當渙然大號之曰：‘必然以軍令飭天下人心，皇然以軍事、軍實延天下之人材。'人材進則軍政修，人心肅則國威遒。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強，五兵昌，禁 止令行，四夷來王，是之謂戰勝於廟堂。”作者為反對資本主義的侵略，捍衛祖國的獨立和主權，希望通過歌頌清初的“盛世武功”，激發統治者“禦侮”的決心，使清王朝成為“軍政修”、“官強”、“兵昌”、“令行”、“四夷來王”的強國，以抵制外來民族的侵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