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一些知識分子以半耕半讀為合理的生活方式，以“耕讀傳家”、耕讀結合為價值取向，形成了一種“耕讀文化”。
分類：過耕讀生活的知識分子主要有三類：
一類是讀過書的農莊主、較富裕的自耕農。他們經濟條件好，有讀書受教育的機會，又參加農業勞動。漢代的崔寔自幼讀書，學識淵博，成年後經營田莊，40歲左右就成為有名的農業經營家。清代的楊秀元早年在鄉間執教，40歲後歸耕，主張耕讀兼營，半耕半讀。清代的楊雙山，幼年讀私塾，青年時對八股文、科舉沒興趣，開始讀農業、醫學等著重實用的書籍，認為“耕桑為治世首務”，他在關中試種棉花，提倡蠶桑。他建立的養素園，既是他耕作和農業試驗場所，又是他讀書教書著書的地方。他的後半生就是在養素園裡過著耕讀生活。
一類是隱士，有文化而不願做官，或不能做官。他們“嘯歌棄城市，歸來事耕織”①，“悠哉不自覺，退耕東皋田”②，“借得茅齋嶽麓西，擬將身世老鋤犁”③，他們的生活方式是“日入開我卷，日出把我鋤”④“西塾課兒孫，東皋藝黍稷”⑤。宋代的陳旉長期隱居揚州西山，讀書、耕作，自稱“隱居全真子”。明代的王象，30歲中舉，40歲中進士，三年後棄官從農。家有田近百畝，除僱人耕種外，還親自種植園圃，自稱：“明農隱士”。
一類是政府官員，他們中不少人有耕讀生活經歷，做官後仍關心農業生產，有農業生產知識和實踐經驗，熱心農業技術推廣，賈思勰任高陽太守，他《齊民要術》的寫作原則是“采捃經傳，爰及歌謠，詢之老成，驗之行事”，他不是脫離實際的官員，他有農業生產的親身體驗。元代的王禎在作縣令期間，鼓勵農耕，親自傳授植棉、嫁接技術，他在農具方面的知識更豐富。徐光啟19歲中秀才後，一邊教書，一邊下田勞動。43歲中進士後，在朝里官員中，因受排擠，在做官29年裡，有13年是在進行農業試驗與研究。他在上海家裡有小塊試驗地，在天津墾殖，種水稻。清代的包世臣，自幼跟父親邊勞動，邊讀書。每天很早起床讀書，早飯後下地勞動，晚上讀書到深夜。30歲中舉，在官府當幕僚，仍然關心農業生產，親自推廣農業生產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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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南朝梁·劉孝標：《始居山營室詩》。②唐·王維：《奉送六舅歸陸渾》。
③唐·韓屋：《小隱》。
④明·錢秉鐙：《田園雜詩》。
⑤明·王象：《言志》。
以上三類知識分子的共同特點是都有耕讀的經歷，但價值取向上有區別：
(1)以耕讀為榮，認為耕讀結合是高尚的事情。
楊秀元把自己的住宅命名為“半半山莊”表明他把半耕半讀作為世代相傳的家風。
(2)認為耕讀結合的生活是合理的
張履祥在《補農書》總論中專門論述了耕讀的關係，他說“人言耕讀不能相兼，非也”。他批評了兩種人，一種人“無所事事，閒蕩過日，及妄求非分、營營朝夕，看得讀書是人事外事”。另一種人“為文字章句之家，窮年累月，不得休息，故以耕為俗末勞苦不可堪之事，患其分心”。這兩種人都不可取，而耕讀結合才是合理的。從時間安排上也無問題，“農功有時，多則半年，諺雲農夫半年閒，況此半年之中，一月未嘗無幾日之暇，一日未嘗無幾刻之息，以是開卷誦習，講求義理，不己多乎。竊謂心逸日休，誡莫過此”。
(3)耕讀是治生的需要
賈思勰說“夫治生之道，不士則農”。以農業作為治生之道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主動進行農業經營；一種是為生活所迫，以農業為謀生手段。
(4)耕讀是鍛鍊人的方式
顏之推在《顏氏家訓》中說，如果唯讀書，不了解農業，不參加農業勞動“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通過農業勞動來體味人生，才能當好家，作好官。
(5)以農業為業餘愛好，為消閒、陶冶性情、復歸自然的手段
這些人多是不愁吃喝的隱士。
關於耕讀關係的認識可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孔子把學稼學圃當作小人的事，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與孔子同時的依杖荷條的“丈人”則諷刺孔子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孟子主張勞心勞力分開，“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被孟子批判的農家學派許行則主張“賢者與民並耕而食”。後世形成兩種傳統，一種標榜“書香門第”，“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看不起農業勞動，看不起勞動人民；一種提倡“耕讀傳家”，以耕讀為榮，敢於衝破儒家的傳統。南北朝以後出現的家教一類書多數都有耕讀結合的勸導。《顏氏家訓》提出“要當穡而食，桑麻而衣”。張履祥在《訓子語》里說“讀而廢耕，饑寒交至；耕而廢讀，禮儀遂亡”。
中國的耕讀文化孕育了眾多的農學家，產生了大量的古農書。中國的古農書，其數量之多，水平之高是其他國家少有的。古代的農書大都出自過耕讀生活的知識分子之手。他們熟悉古代典籍，有寫作能力，又參加農業生產，有農業生產知識，具備寫作農書的條件。崔寔出自清門望族，少年熟讀經吏，青年時經營自己的田莊。他根據自己的經驗寫成了《四民月令》這一部月令體農書。
陳旉隱居揚州，過耕讀生活，他自己說“躬耕西山，心知其故”，“確乎能其事，乃敢著其說以示人”。他示人的著作就是反映江南農業的《農書》。
張履祥在家既教書又務農，他說“予學稼數年，咨訪得失，頗知其端”，“因以身所經歷之處與老農所嘗論列者，筆其概”，48歲時寫成了《補農書》。
中國歷史上動亂時期，反而出現較多的農書。因為在動亂時不少知識分子失去做官的機會，或不願在動亂時做官，於是在鄉間務農。其中有些人將自己的心得寫出來，就成了農書。
明清時代，地方性專業性農書開始大量出現，因為這時讀書人比較多了，一部分沒有做官的知識分子成了經營地主，他們根據自己所處地域和經營內容，寫出了地方性專業性農書。中國的農耕文化對中國古代哲學的天地人相統一的宇宙觀和知行統一的知識論的形成起了積極的作用。古代的學者常常從農耕實踐中提煉哲學思想，《呂氏春秋·審時》：“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淮南子》：“上因天時，下盡地才，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長，五穀蕃殖”。賈思勰“順天時量地力，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勞而無獲”。過耕讀生活的知識分子有理論修養，有農業生產經驗，有條件完成從農業到農學思想到哲學思想的提升。張岱年先生在《中國農業文化》序言中說：“中國古代的哲學理論、價值觀念、科學思維及藝術傳統，大都受到農業文化的影響。例如中國古代哲學有一個重要的理論觀點‘天人合一’，肯定人與自然的統一關係，事實上這是農業生活的反映。古代哲人宣揚‘參天地、贊化育’，‘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可以說是一種崇高的理想原則，事實上根源於農業生產的實踐，也只是在農業生產的活動中有所表現”。
耕讀文化也影響了文學藝術。知識分子通過耕讀，接近生產實際，接近農民，寫出了一定程度上反映農村生活、反映農民喜怒哀樂的作品。中國古代的田園詩就是耕讀文化的產物。晉代的陶淵明是典型的田園詩人。他“既耕亦己種，時還讀我書”①。從41歲辭官，過了20多年的耕讀生活。他根據自己的體驗，寫了《歸去來辭》、《歸田園居》等詩篇。
宋代的辛棄疾在被迫退休的20年內居住在江西農村。他把上饒帶湖的新居名之日“稼軒”，自號稼軒居士，“意他日釋位後歸，必躬耕於是，故憑高作屋下臨之，是為稼軒。田邊立亭日植杖。若將真秉耒之為者”②。辛棄疾很重視農業，他說“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為先”。他有耕讀的體驗，寫出了不少反映農村生活的詩詞。宋代的范成大，晚年退居石湖，自號石湖居士，他自己可能沒參加多少農業勞動，但生活在農村，生活在農民中，他的《四時田園雜興》(60首)，富有鄉土氣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農民的苦樂。
中國的耕讀文化是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它影響了中國農學、中國科學、中國哲學，使知識分子思想接近人民，養成務實的作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