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白話今譯

理解《老子》,必須弄清楚“道”的概念,因為老子的哲學是以此為中心而推展開來的。 老子關於“道”的思想,在先秦哲學思想領域,具有革命性的意義。 老子認為事物的發展變化是一個循環的過程,生生不息的事物最終會回到它的本始,這也是“道”的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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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老子》是中國古代哲學的一部偉大著作,老子學說以與先秦諸子學說退然不同的姿態,後來發展成為與儒家相抗衡的一大思想流派,在兩千多年的歷史進程中,對中國的思想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老子》一書僅五千多字,但它蘊含的獨特而深刻的思想、極富啟發性的人生體驗、精闢而富有詩意的語言,使人們始終懷著極大的熱情和興趣對這部著作進行解讀和闡釋,留下許許多多見仁見智的註譯。儘管如此,處於不同時代、不同時期、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的人們,仍然不滿足於前人的註解,總希望用時代的眼光去再看《老子》,在讀懂《老子》的同時獲得新的感受和啟發。因此,在浩瀚的種種注釋、解說面前,仍不斷有新的註譯本出現。本書由於註譯者學識淺陋,當然不敢臍身於諸多經典註譯本之列,僅僅在力求理解老子的基礎上,儘量參考前人的說法,為今天的讀者提供一個稍有價值的《老子》紹介。關於老子其人其書,歷來眾說紛壇,而可資佐證的史料則太少、太含糊。據司馬遷《史記》記載,老子是春秋時代楚國苦縣(今河南省鹿邑縣)厲鄉曲仁里人,大約生活於周筒王(公元前585 年)至周敬王(前500 年左右)之間,曾作過周朝“守藏室之史”。司馬遷認為老子姓李,名耳,溢號晌。關於“老子”這一稱呼,“ 子”是先秦時代使用的對人的尊稱,一般是指地位高於自己的人(相當於“您”),或指某一學術派別的宗師(相當於“先生”)。“老”,有兩種說法,一說是尊稱,“老子”就是“老先主”的意思;一說“老”是姓氏,“老子”就象孔子、孟子、墨子等一樣,是姓氏後面加一“子”,表示其為某一學派的宗師。
關於《老子》的成書,也眾說不一。譯者認為《老子》一書不晚於戰國初的說法較可信。因為在先秦典籍中,引用《老子》的有好幾種,如《戰國策》、《莊子》、《苟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從文體(非語錄體、對話體,常用“吾”、“我”等第一人稱)、思想內容的流暢連續看,《老子》與《論語》不同,不象是由門人編纂的,而是一本專著,因此此書不是出自老聃之手的說法理由不充分。
《老子》又名《道德經》,共八十一章,分卷上、卷下,前三十七章為卷上,後四十四章為卷下(有的版本卷上題名《道經》、卷下題名《德經》)。全書五千多字,以精闢的語言闡述了老子的宇宙觀、人生觀及社會政治觀。圍繞“道”這一中心概念,闡明老子關於宇宙的起源、世界的存在方式、事物發展的規律、以及人類社會的種種矛盾與解決方式,充滿辯證的邏輯力量與深邃美妙的詩意。
“道”是《老子》一書的中心範疇與哲學基石,是老子對中國哲學的巨大貢獻,它使老子的思想富於形上學的深逮與魅力,將先秦哲學由現實生活擴展到對宇宙,對生命本體的追溯與思考。
理解《老子》,必須弄清楚“道”的概念,因為老子的哲學是以此為中心而推展開來的。
“道”在《老子》一書中,有三種不同的用法。第一,是指宇宙萬物產生和發展的總根源,這也是老子哲學的核心;第二,指自然規律;第三,指人類社會的一種準則、法則。後兩種含義,不獨用於《老子》,在先秦其他典籍中也經常被使用,是先秦思想界廣泛使用的一種術語或概念。而第一種用法,即“道”指宇宙萬物的本原,則是老子哲學的中心概念和專有名詞,他的整個哲學系統都是由這個“道”所展開的,值得我們研究。
老子認為,在天地萬物產生以前,就存在著一個超越時空的形而上實體—— “道”。“道”的存在是確實的、絕對的,但它又是無形、無象、無聲的冥冥之中的存在,”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它恍恍悔憾,若有若無,是超越我們經驗世界的東西,是我們的感觀所不能夠知覺的東西,因此無法用語言對它進行準確的描述,也沒有辦法給它一個確定的名稱,但為了使用的方便,只得勉強給它一個名字叫“道”。現象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有名稱的,但也唯其有名稱,這些事物都是有限的存在,都是有生有滅、不斷運動變化和發展的;而“道”沒有生滅、沒有增減,雖有運動,但是永恆不變的,所以不可描繪、不可命名,這就是《老子》開篇所闡述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含義。
老子認為宇宙萬物都是由“道”所創生的,“道”由形而上的混沈向下落實,漸漸分化成物質實體,先有天地,而後萬物(包括人類),萬物欣欣向榮、生生不息,就證明這個“天地之始”、“萬物之母”的“道”具有無窮的創造力。老子關於“道”的思想,在先秦哲學思想領域,具有革命性的意義。在先秦,人們普遍認為自然界存在著一個主宰和決定人們命運的神或上帝,就連孔子,雖然並沒有確定過有無上帝或神,但他經常感嘆“天命”、“天”,也說明他對宇宙法則的一種無奈,從而認為有一個人格神存在。而老子,以其大膽的想像和氣魄,對天命、鬼神的觀念進行了否定,他將“道”作為天地萬物的本始,認為天、地,只不過就是天空和大地,並不是什麼神物;而“道”,也不是神、不是上帝,只是一種形而上的實體,孕育和推動宇宙萬物的物質本源,用之不竭、取之不盡。老子“ 道”的思想的提出,是對有神論的巨大衝擊。
任何一種形上學,最終都會落實到人生和社會現實的層面上:對宇宙奪源的探討,目的是對現實社會和人生問題作出合理的解釋,對事物紛繁複雜、變幻莫測的運動發展找到一個固定的規律,或者是為社會和人生尋找二種依託。老子的哲學也是這樣,他構想出一個超越時空的“道”,是企圖為現實社會尋找一個理想的模式,並為這種模式的合理性作出可靠的注釋,同時為個人的精神生命尋找一種依託,將人的精神生命與宇宙的精神融合在一起,從而感到一種無限與永恆。
老子認為“道”是混詫未分、虛空寧靜的,它的本質是“無為”,也就是說,“道”的存在是順任自然的,它對待宇宙萬物也是順任白然的,並不象有神論者所認為的,是有意志有感情傾向的。“道”與它所創造的天地萬物的關係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人依照地的樣子而存在,地依照天的樣子而存在,天依照“道”的樣子而存在,“道”則依它本來的樣子而存在(自然不是指大自然,而指自己本來的樣子、自然而然的意思),也就是說,天地萬物都是以自然的狀態而運行、存在著。那么,人的自然本性是什麼?老子認為是無知無欲、柔弱不爭,象初生的嬰兒那樣純真質樸。有人認為老子讓人民無知無欲是推行愚民政策,其實,老子哲學中所使用的語言是有其特定內涵的,不能光從字面理解。老子所說的“知”(即智)和“欲”,並非一般意義上的知識、智慧或人性中自然的欲望,而是指巧智、貪慾一類人類文明的副產品。老子認為正是社會文明的發展導致人類對名利權勢的追逐,從而擾亂了心性,失去了本真。老子為此所開的藥方( “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等)當然脫離實際、不可能實施,也沒有必要實施,但他對人性病症的診斷卻是準確的。老子所提倡的虛靜柔弱、退守不爭的處世哲學,常常被評價為消極保守。其實,從老子對“道”的本質的闡釋中,我們不難看出,他所謂的虛靜、柔弱不爭等概念,並不是消極避世、自甘墮落、自我放棄,而是針對事物的鹵然屬性而採取的最聰明的態度,因為“靜為躁君”(虛靜是躁動的主宰),因為“柔弱勝剛強”(如水滴石穿、百川歸海),因為只有不爭,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這種虛靜、柔弱、不爭,決不是怯懦者的行為,而是參透人生、正視現實,勇於進取、善於進取者的堅韌、智慧的行為。
由於“無為”是一種世界存在和發展的法則,是“天之道”即自然的法則,那么“人之道”即人類的法則又該依循什麼呢?老子認為仍然是“無為”, 因此他呼籲“無為”的政治。“無為”,是老子哲學的又一個特定的概念,它並不是指什麼都不做,而是指不要違反自然的法理、違背自然的本性去硬做、亂做。“道”的“無為”,表現在對天地萬物順任自然,任憑它們自然生長變化而不加干涉、不加利用、不加炫耀(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政治制度的“無為”,則是“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治大國,若烹小鮮”,也就是不要強迫人民做違反人性的事情,不要總是對人民發號施令、攪擾民心,要讓人民順其自然,自我生存,自我化育,讓人民在一種寬鬆自由的政治環境中生息。因此,老子認為最理想的社會政治形態是:老百姓恰然自在,感覺不到有政府和統治者的存在,也就是說,政府對人民不施加一點專制的壓力。而我們今天所認為有好領導、好政府的社會,在老子看來,也只能說明這個社會還不算太差,但決不是理想的社會。至於一提到政府、官僚,老百姓便侮罵不止的社會,自然是最糟糕的。老子的社會理想,是戒除文明、退回到“小國寡民”的原始農村狀況。在這樣一個社會中,人民淳樸無知,和睦相處;各種器具用不著使用,因為生活太簡樸;車馬舟船也派不上用場,因為環境小巧寧謐、國與國(實為村與村)之間沒有欲望交通往來,人民各各過著安閒自適、沒有紛爭、沒有煩惱的生活,直到老死。這幅圖畫雖然富於恬淡的詩意,但既不可能實現,也並不符合人類的本性。人類的本性就是要在矛盾與鬥爭中求生存,在生存的內在對抗中求和諧,由此不斷進步。
老子的政治、社會理想儘管稚拙,但他對社會現實的批判卻是深刻而充滿人本思想的。他認為“尚賢”是導致人們追求功名利祿、滋長虛偽的根源。因為“賢”是人治社會的道德範疇,衡量賢與不賢的標準是“仁”、“義”、“禮”等教條,而“仁”、“義”、“禮”恰恰是束縛人性的東西,被老子稱為“下德”而貶抑。追求“賢”以討統治者青睞,本己極端扭曲人性,而統治者給與所謂“腎人”的待遇又與眾不同(尚賢),因此使人的功利心急劇膨脹,不僅鼓勵了人們壓抑”:性、努力向“賢”,更滋生了人們為求取名利而做作偽善,使社會上虛偽成風。因此,老子一反先秦尚賢的時尚,主張“不尚賢”。
老子人本思想最突出的體現,是他對戰爭的態度。墨子主張兼愛與非攻,出發點是鞏固現存的政治秩序、維護統治者的利益;而老子的反對戰爭,則主要是從人道的立場出發的。在老子眼中,戰爭是一件壞事、武力是不言利的東西( “夫唯兵者,不祥之器”[三十一章]) ,戰爭的根源是貪得無厭(四十六章),戰爭的後果必然是民生凋敝、災荒謾天(三十章),而刀光劍影、血肉橫飛、連懷孕的母馬也被驅趕上戰場的情景,更令老子不忍目睹(四十六章)。從政治的角度看,戰爭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分;而從人道的角度看,則任何戰爭都是不合理的。另一方而,老子畢竟生活在現實社會之中,面對著那些具有歷史必然性的、不得不進行的戰爭,老子露出了他的世故和無可奈何。他要進行戰爭者“恬淡為上,勝而不美(三十一章)”,就是說要淡然處之,勝利了也不得意洋洋,並且“以喪禮處之”、“以悲哀涖之”(同上)。這雖然是一種近乎自我欺騙的精神勝利法,淌若戰爭者真是這種心態、真的這樣去做,則至少表明他們並不以殺人為樂事,內心還保留著一份未被混滅的人性,同時會在潛移默化中減少戰爭的殘酷怯。
老子的哲學充滿辯證的邏輯力量。在老予以前,中國哲學史上還沒有哪一位哲學家能象老子那樣廣泛而深刻地探究過事物運動變化的規律。老子認為,一切現象都是在矛盾對立的狀態下產生的,離開對立,離開矛盾,事物就不會存在,所以“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二章)。他指出,世間如果沒有醜存在,也就無所謂美;正因為有惡存在,人們才有“善”的觀念(二章:“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己”);他深刻地指出,仁義、孝慈、忠臣這些事物及觀念的出現,正說明社會的普遍道德倫理敗壞,說明社會的政治制度腐朽昏亂,正因為社會充滿著不仁、不義、不孝、不忠這些東西,人們才普遍關心、嚮往和提倡仁義、孝慈、忠臣。如果這個社會普遍具有高尚道德、人人相親相愛、政治清明廉潔,那么,仁義、孝慈、忠臣就不是稀罕的現象,而是普遍的狀態;因而,就象普通的衣食住行一樣,沒有人會加以倡導和強調了(十八章:“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這就揭示了事物存在的首要條件是對立面的存在。老子還揭示出事物變化發展的規律——對立事物的互相轉化,也就是“相反相成”的作用是推動事物變化發展的動力,如他認為“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二十二章);對立的雙方常常會互相轉化,例如災禍與幸運,雖是兩種相反的情形,但它們之間經常是可以互相轉化的。當大難臨頭時,也許就已經隱含可能出現的幸運;當沉浸於幸福而盡享歡樂時,接踵而來的往往就是不幸,所以老子說“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五十八章)。這種情形,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是處處可見的,只是這種禍福的轉化從本質上說與人主觀的狀態和努力是有必然聯繫的。一般人觀察事物往往只看表面,看不到本質,而事物的本質往往又隱含在表面之中、甚至恰恰在表面的對立面,例如“大成若缺”(最圓滿的看起來好象欠缺了)、“大盈若沖”(最充實的看起來反而空虛)、“大直若屈”(最正直的看起來好象彎曲)、“大巧若拙”(最靈巧的看起來好象笨拙)、“大辯若伯”(最好的口才表面上卻好象不善言辭),等等。在客觀現實中,事物發展到一定階段便會朝它的對立面轉換,正如老子所指出的,“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也就是“物極必反”的道理。正因為普通人常常只見事物的表面、不解其本質,常常只看到正面、看不到反面,所以老子在闡述事物相反相成的關係時,對事物“反”的一面強調得更厲害。例如,討論“有”和“無”時,他強調“無”( “當其無,有車之用..有器之用..有室之用”[ 十一章]),將虛空作為事物存在的根本。基於這種認識論,老子在人生觀、政治觀上主張“柔弱”、“守雌”、“虛靜”、“無為”,就是必然的了。
老子認為事物的發展變化是一個循環的過程,生生不息的事物最終會回到它的本始,這也是“道”的規律。老子說“道”是“周行而不殆”的(二十五章),也就是不斷循環的;又說“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日靜,是謂復命”(十六章)。紛紛紜紜的事物最終都會各自返回到它的根本上去,而它的根本是處於虛靜狀態的。在老子看來,“道”就是虛靜狀態的,這是合於自然的;“道”創生萬物之後,萬物不斷運動、發展,離“道”的狀態越來越遠,各種煩擾紛爭層出不窮,離虛靜愈來愈遠,也就是離自然愈來愈遠。因此萬物只有返回本根、持守虛靜,才合於自然,各種擾攘紛爭也才會平息,由此,我們便會理解老子為什麼主張以“無為”、“不爭”為解決人生和社會矛盾的藥方了。
值得一提的是,老子“道”的觀念和自然無為的政治主張,對才於破除神學、抨擊專制有著相當深遠的意義。正因為如此,儘管歷代封建統治者“獨尊儒術”,排斥異端,但老莊思想卻總是以它獨立不羈的特性和深違辯證的哲理吸引著追求真理的人們。從哲學史的觀點看,老子和莊子所開創的思想體系,一如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在西方哲學史上的地位;“道”、“德”、“一”、“有”、“無”、“常”、“理”、“精”、“氣”、“心”等,也成為中國哲學史上的基本範疇。
《老子》五千言,充滿哲學的睿智與詩的凝鍊,深邃而優美,對我竹思考宇宙、體驗人生、觀察社會,都會大有啟迪。
在本書的譯註過程中,李雙兄提出許多珍貴意見,在此特表示感謝。本書主要以王弼《道德真經注》為藍本,參照古、今多種版本,如唐代傅奕《道德經古本篇》、宋代范應元《老子道德經古本集注》、今人馬敘倫《老子校詁》、高亨《老子註譯》;許抗生《帛書老子注澤與研究》、任繼愈《老子新譯》、陳鼓應《老子江譯及評介》。儘管參照眾多,由於註譯者本身水平有限,難免有錯漏之處,敬祈學界前輩及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張憶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
一九九二年五月

這套“先秦諸子今譯”叢書,從時間上看,正趕上由《資治通鑑》白話本出版而激起的古文今譯熱潮。既是“潮”,那就該歸為“顯學”,這個名稱總是不大入耳的。而且,在有的人看來,將典雅古奧的國粹糟塌成淺俗不堪的白話,無異於挖掘祖墳,粗鄙無道,只是這潮仍不可阻遏地熱起來了,起碼說,還有許多讀者喜愛這種“下里巴人”的東西。我常想,既然老祖宗的東西各個時代都有人注,而且注得好的都成了大師,拿不大準的就多多益善地收羅先人的話充數,號稱什麼經“注我”;甚至自己不“注”一字,盡得風流,達到了“大美不言”的化境,不但免遭物議,反為同行相與樂道。那么,今天我們譯成大白話,不妨也可以冒充成一種注罷。當然,大潮一起,免不了泛些泥沙殘渣,恰如這套叢書免不了多有注澤上的錯訛一樣;但潮落之後,大浪淘沙,或者會有精妙之作顯露出來。
先奉諸子的時代,在我國歷史上是讀書人人格相對獨立,思想最活躍、少束縛的時代,也是一個異彩紛呈、碩果纍纍、最為輝煌璀璨的時代。可以說,這個時代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基礎。組成我們民族文化核心的儒、道、釋三大思想寶庫,就有兩家半(因為佛教也中國化了)興起於先秦。可惜自那以後,中國歷史上就再沒有重現過同樣令人激動和嚮往的“百家爭鳴”的自由壯觀的局百。先有暴君秦始皇因懼憚思想的偉力而“坑儒”,繼以漢武帝為了“役心”的需要,採納最長千給同類致命一擊的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百家終竟只尚一家,儒家變成了儒教。更可怕的是其後近兩千年,儒教與封建政體結合,形成政教合一的形態,大大方便了統治者“動口”不行就屍動手”,思想“教育”不奏效就施虐於肉體,於是,創造被扼殺了,“萬馬齊暗”成為不爭之實。今天,欣逢大力提倡“思想再解放一點”的盛世,我們著手先秦諸子白話今譯的工作,也是奢望以綿薄(精神的東西畢竟不如物質的來得直捷快當,此之謂“綿”;學養太淺,無能傳其精髓達其要義,此之謂“薄”)之力,讓更多的人了解我們祖國曾有過的光輝時代,讓更多的人敲享我們祖先創造的精神文明,讓更多的人汲取菁華、走出蒙昧,為中華的復興增添一分力量!
一個時期,反傳統文化成為時尚。有的人動輒對傳統文化大加撻伐,仿佛民國初鬧革命,以為只要“咔嚓”一聲將辮子剪掉,耳濡目染、浸淫五腑的封建污穢也隨之而去。類似的“戰鬥”,從來沒有成功過。“五四”時力倡“打倒孔家店”,現在不但沒倒,香火還甚於從前。還有人辯護說那樣做是為了“矯在過正”,這不禁使人回憶起物質生產一“過正”就誕生“大躍進”的教訓,我想精神文化的建設也不會例外。當然,我們並不認為“傳統”就是十全十美的(持此謬論者也大有人在)。只是,既然“傳”諸後代而成為“統”,那就有它的合理性和它的生命力。傳統文化固然與具體的時代和政治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我們甚至無法弄清是它在規定政治,還是政治常常要利用它;但是,傳統文化絕不等同於它們,它是更趨於永恆的東西(如果不是偽文化)。一個時代結束了,一種具體的政治體制被更進步的取代了,幾千年生生不息的傳統文化精神可以增添新鮮血液,可以變除與生俱來或在時間長河中衍生的贅物,但絕對無法結束它和取代它!退後一步說吧,來不及了解對象就撻伐所結出的果子,一定也與來不及了解對象就歌頌同樣苦澀。這,也是我們譯註先奏諸子的一個原因。
這套叢書,承蒙著名學者啟功、郭預衡兩位老先生的關心,我們深感榮幸。北師大中文系郭英德先生和北京圖書館吳龍輝博士對本叢書的組織編譯做了大量工作,沒有他們的努力,這套叢書的出版是不可能的。叢書最後由我審定,由於學力不逮,時間緊迫,加之譯註者水平不一,錯漏之處在所難免。可以說,這套叢書如果還有可取之處,應該歸功於學界前輩的指導和學養我只能望其項背的諸位先生的辛勤勞動;而它的所有不足,則應歸咎於我的才疏學淺,力不勝任。
《先秦諸子今譯叢書》主編李雙
1992年8月21日於北京
老子自話今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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