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網路流行語
反義詞：雷鋒精神
老太碰瓷的典故是出自著名的南京徐老太案或者叫南京彭宇案綜述：
相關事件
彭宇因此被徐壽蘭告上法庭。2007年1月4日，66歲的徐壽蘭向南京市鼓樓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以彭宇將其撞倒在地致其受傷為由，索賠13.6萬餘元。這場民事訴訟的一審經過了3次庭審，分別在2007年的4月、6月和7月。對於一場普通的民事訴訟而言，如此頻繁的開庭並不多見，日益增多的民事訴訟案件，具體落到南京的一個區法院上，也是驚人的數字。根據法院系統的官方統計，一個法官每年平均審理的案件，已經高達上百起。
彭宇案之所以開庭3次，原因都在於證據不足。可徐壽蘭跌倒的那個上午究竟發生了什麼，通過3次庭審，集合各方證言與證據能復原的依舊只是斷片。那一天兩輛83路車前後進站。彭宇在第一輛車上，車進站，後門打開，他第一個走出車門。徐壽蘭拎著保溫瓶，趕著去搭乘第二輛83路車，她行至彭宇所乘坐的那輛車的後門附近位置跌倒，“臉朝著地，很痛苦的樣子”。徐壽蘭如何跌倒，她與彭宇是否發生相撞，法官沒有採用證人的證言，判定為：沒有任何第三方能提供確鑿見證。
與兩人都素不相識的路人陳二春見證的是徐壽蘭跌倒後的情形。他看到從後門下來的彭宇“走了幾步，上前幫忙扶起老人”，［這是關鍵點，徐倒地之後，彭走了幾步，才能接觸到老人］他自己也上前幫忙，一起把老人扶到路邊。老人當時神志清醒，陳二春問到她兒子和侄女的電話，並打電話通知了這兩名親屬。陳二春的回憶里，這過程中氣氛平和，沒有通常所見肇事者與受害人之間的僵持與敵對，徐壽蘭對他和彭宇連連感謝，還說“不會連累你們的”。陳二春因此並不去構想彭宇有可能是撞人者，“假如是彭宇撞人，當時的氣氛不可能那么平和”。
碰瓷老太徐壽蘭的治療與訴訟同步，她被鑑定為8級傷殘，她委託律師最後計算出來的賠償總額包含了醫療費、護理費、營養費、一伙食費、殘疾賠償金、精神損害撫慰金、鑑定費等項目。雙方都顯現出委屈，彭宇這邊，是被徐壽蘭賴上百口莫辯的無奈，為了應對訴訟，他在後來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只能停止工作全力取證;而徐壽蘭那邊，是理直氣壯的憤然，她面對過媒體的鏡頭一次，隔著她家窗戶，從玻璃和鐵欄桿背後露出戴黑框眼鏡的大半張臉，語調高昂，堅持認為是彭宇撞倒她的。她說相撞時彭宇正扭頭朝後面看，自己倒地後叫了好幾聲，彭宇都沒有搭理她。“他不撞我，我怎么會跟他交涉？”她強調的，是她和老公“都有退休金和醫保，兒子在公安局工作，不是說承擔不起醫藥費，只是要討回一個公道”。
徐壽蘭的理直氣壯同樣呈現在法庭上。2007年7月6日14點30分，鼓樓法院第十法庭第三次開庭審理此案，被10餘家媒體包圍的當事雙方各執一詞。證人陳二春上庭作證時，徐壽蘭堅持否認他當時在場，認定幫忙的人“不是他，那個人臉上有痣”。陳二春描述“至於高老太為什麼倒地不清楚，但我看到了彭宇走了幾步，上前扶老人”的時候，徐壽蘭在原告席上大聲說的是“你瞎編！你瞎編！”以至陳二春也激動地在法庭上賭咒發誓。幸好當時的通話記錄清單是可以通過技術手段調取的，這是陳二春證明自己的最有力證據。即便如此，徐壽蘭依舊堅持，由彭宇一方尋找來的證人陳二春是假的。徐壽蘭的態度讓陳二春走出法庭後依舊不能釋懷，連說三遍：“太讓我氣憤了，做人怎么能這樣呢？”他甚至激動地表態，雖然跟彭宇素不相識，但他願意陪著彭宇一起抗訴、申訴，一定要還他一個清白！“因為如果當時是我陪著徐老太去醫院，那么可能成為被告的就是我！”
徐壽蘭與彭宇在城中派出所分別做了一份筆錄，蹊蹺的是，這兩份筆錄都遺失了。彭宇在第二次庭審後才聘請了律師，要求調取原始詢問筆錄，而時任派出所所長盧昌斌給他的答覆是，派出所裝修，筆錄遺失，他找了至少6次都找不到。至於裝修為什麼會導致筆錄遺失，盧昌斌的答覆也顯得很無辜，“我要知道怎么會找不到，我就找到了”。更蹊蹺的是，2007年7月6日的第三次庭審，徐壽蘭的律師向法庭呈交了一份證據，一張電子照片和據此整理出來的文本，原告方堅持這張照片就是已經遺失了的彭宇原始筆錄的電子照片。按照這張照片上文本整理出來的內容，彭宇曾經在筆錄時承認他與徐壽蘭發生相撞，不過是徐壽蘭撞的他。
這張由手機拍攝的電子照片生成日期是2006年11月21日，筆錄後第二天。面對彭宇和記者的詢問，盧昌斌一開始堅持說是自己用手機拍攝的，原因是“那天早上想看看材料知道事情多嚴重”，可從事通訊技術工作的彭宇很快發現了破綻。他用實證方式，證明了盧昌斌所出示的這張電子照片，不可能是用他的摩托羅拉A780手機拍攝而來。面對攝像機，盧昌斌又轉變了說法，承認圖片並非他拍攝，而是徐壽蘭的兒子所拍。盧昌斌給出的說法是，徐的兒子也是警察，他看到了原始筆錄，用手機拍攝，被派出所的警察發現，予以制止，並把照片保留下來。做筆錄的沈富根警官則表示，這張照片曾經喚醒了他的記憶，他論證照片上的筆跡是自己的，接著回憶起那天彭宇說過，下車後左手被人撞了一下。雖然這份證據疑點諸多，但最終被一審主審法官所採信。彭宇針對此證據的抗辯沒有被法院採納，理由是“被告雖對此持有異議，但並未提供相反的證據”。
彭宇案的前兩次庭審並沒有引發關注，直到第三次開庭前幾天，彭宇根據“西祠胡同·南京零距離版”上留下的電話號碼找到版主周桂華，講述了自己好心沒好報的故事。曾在媒體工作過的新聞科班畢業生周桂華，憑直覺認為這是一個好選題，“在很多人身上都發生過類似的事，能引起共鳴”。於是在彭宇案第三次庭審前，周桂華用簡訊形式給南京10多家平面媒體和幾家電視台的相關記者、編導群發了簡單信息，簡訊內容大致是:去年一個小伙子把一個老太扶起，送到醫院，後被老太起訴，已經經歷兩次開庭，7月6日在鼓樓法院將第三次開庭。南京本地幾家介入此事的媒體證實了這一說法。
對於輿論介入，鼓樓區法院最初並沒在意，這家市區法院每年審理的案件中，有20%的案件媒體都會介入，記者的採訪已經是一種常態。而且放到法律層面，這只是一起非常普通的民事訴訟。主審法官王浩是中文系畢業的在職法律碩士，從開庭次數以及判決書的長度來看，這名法官已經在這個案件中竭盡所能，試圖讓法律真實更接近事件真相。他的一審判決書長達9頁，進行了事無巨細的冗長說理。法院系統內部的人評價這份判決因此情緒複雜，一方面是說理長度顯現出來的細緻與認真，另一方面，麻煩的是牽強說理並不能使人信服。
王浩做出的一審判決，認為“從常理上分析，其(彭宇)與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較大，如被告是見義勇為做好事，更符合實際的做法應是抓住撞到原告的人，而不是僅僅好心相扶。如被告是做好事，根據社會情理，在原告家人到達後，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實經過並讓原告家人將原告送往醫院，然後自行離開，但被告未做此等選擇，其行為顯然與情理相悖”。由此認定彭宇與徐壽蘭相撞，雖然雙方均無過錯，但應按照公平責任合理分擔損失，彭宇補償徐壽蘭損失的40%，總計4.5萬多元。“法律是經驗，而不是邏輯。”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的這句話一直為許多法官所推崇，可在彭宇案的一審判決書中，我們既看不到經驗，也沒看出邏輯。判決書被公布在網上，王浩連同他的判決書一起成為被攻擊的靶子。他的個人品質與職業素養都遭到質疑與攻擊，甚至包括他的中文系出身。
一審判決引發了沸沸揚揚的討論，彭宇抗訴，案件進入二審，成為更受關注的焦點。當輿論漩渦波及面越來越大的時候，反差的是漩渦中心的當事各方卻越來越平靜，或者說封閉。彭宇與他的律師，徐壽蘭與她的家人都不再發表觀點。整個事件里，當事雙方的個人信息，我們至今仍知之甚少。原告和被告做了同樣的禁止選擇，僅有的信息是碎片:彭宇是南京的外來從業者，從事通訊技術工作，至於徐壽蘭那邊，只有她兒子是警察而已。
鼓樓區法院這邊同樣如此，沒人願意解答關於判決本身的疑惑——現代民事訴訟制度在分配證明責任方面的基本標準是“誰主張，誰舉證”，由負責舉證的那一方來承擔無法查清真相的不利後果。在本案里，作為原告的徐壽蘭有義務證明彭宇存在侵權的客觀過失。可從當庭質證的證據看，除了那份有疑點的筆錄，沒有任何直接證據能證明彭宇與徐壽蘭的相撞。拋開一審判決是否會徹底打擊人們見義勇為的熱情，使得世風日下的討論不說，單單回到一個普通的民事案件本身，類似彭宇案這樣真假難辨的民事糾紛其實不勝枚舉，如果審理侵權訴訟時過於拘泥舉證責任和過失責任，就會在不同程度上面臨原告證明成本過高，敗者賠償能力欠缺的困境。誠如日本神戶大學教授季衛東所說，“無論彭宇案的事實真相究竟如何，判決書顯示了審判人員在運用推理技術時不僅犯有低級錯誤，還碰到了一個公平責任並不公平的道德悖論”。
輿論影響力最終還是成為法院系統的某種壓力，公眾翹首期待著二審判決，而調解成為司法機關的選擇。2007年10月，“十七大”後的各省分組討論中，時任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就以彭宇案為例，介紹了江蘇的“大調解”機制。他還指出，很多不安因素都是從小問題引起，很多案件只是因為利益衝突引起，而通過“大調解”機制把這些矛盾在最初階段就解決，則有利於促進社會和諧。2008年3月“兩會”期間，江蘇高院院長公丕祥同樣被記者追問關於彭宇案的進展，公丕祥的答覆是已經通過調解，雙方和解撤訴。至於調解內容，他拒絕透露。
這也意味著，從法律角度，彭宇案已告終結。當然影響還在持續，江蘇法院內部相關庭室正在開展如何加強案件政治敏感度的大討論，至於彭宇案本身，沒有任何人願意再出來發表觀點，彭宇的律師連拒絕都措辭嚴謹。至於彭宇，據說更換了工作，離開了南京。完全冷處理的方式，似乎使得江蘇法院內部對於這個案子風波的逐漸平息同樣有把握，“不可能再採訪到任何人”，心照不宣的是，這顯然“不是僅憑法院一家之力所能做到的”。再回過頭去看彭宇案，相助還是相撞，意見分歧的最初，就是那份高達數萬元的醫療賬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