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信息
作 者：張濤 著 叢 書 名：
內容簡介
擺在我們面前的這本書是國內第一部有關美國學的專著，也是我的學生張濤博士的第二本專著。
我在其第一本專著《美國戰後“和諧”思潮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序言”中談到，張濤原是學外語出身，沒有受過專門的歷史學的訓練。他在1997年報考我的博士生的時候，我曾調閱過他寫的論文和文章。我記得他送來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關於美國學的，覺得他對美國學還有些基礎，且文筆也頗為典雅，便收了他做學生。他後來的博士論文選題雖然是研究史學流派的，但沒有越出美國學的範疇，因為“和諧”史學討論的主題之一即美國的核心價值觀，以及這些價值觀在塑造美利堅民族及其性格過程中的作用問題。所以，他在寫作其博士論文《美國戰後“和諧”思潮研究》中並沒有放棄或停止對美國學的關注。這為其在博士畢業之後迅速展開對美國學運動的研究準備了條件。
我雖然是研究美國史的，且美國學也不是我的專長，但我對美國學一直保持著濃厚的興趣。1988—1989年我在美國馬里蘭大學作訪問研究時，曾有幸結識了一位在該校念美國學的中國台灣學生，得到一份有關美國學的教學大綱和詳細參考書目，並與之多次討論過有關美國學的問題，使我在做我的專門研究的同時，可以比較方便地蒐集一些關於美國學的資料和信息。這一經歷使我了解到，美國學和我們的美國研究其實是頗為不同的，即使在美國，它也還是一個新興學科，其研究對象和內容尚未完全定型，研究的主題也在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變化。這為美國學研究者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和探索的餘地。正因為如此，我一直鼓勵張濤在撰寫博士論文的同時，不要忘掉美國學研究，並一有機會就和他討論相關的問題。令我感動的是，他在北大畢業返回重慶母校工作後，能夠繼續堅持他的美國學研究，並在僅僅三年的時間內就拿出了這樣一部厚重而紮實的專著。
如上所述，即使在美國，美國學也還是一個新興的、不甚成熟的學科，這為張濤博士的研究帶來了很大的挑戰，也帶來了從未有過的機遇。張濤面臨的任務是，他必須蒐集和接觸有關美國學的大量原始材料和信息，並努力對這些資料和信息進行梳理，從中找出美國學運動興起和發展的基本線索，以便為本書的寫作奠定堅實的基礎。但他並沒有滿足於這種基礎性研究，而是將更大的熱情和精力投注於對美國學基本範疇和理論的研究。為此，他在本書第二章中對美國學的核心主題——美國人的社會文化意識——的三大主要表現形式，即國民性格、區域意識和群體意識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正是這種探討為我們揭示了美國學的核心與本質，並劃分了它與有關美國的歷史學、文學或歷史文化學的界線，對於我國的美國學研究具有很大的參照意義。本書後面幾章，雖然重點在於分別探討和研究美國學運動發展的三個階段，也就是探討和研究美國學研究主題的三次轉換，但始終沒有偏離第二章所揭示的美國學的核心論題。
本書在大量採用原始材料的基礎上，圍繞美國學的三大基本研究範疇，詳細探討了美國學與美國研究的聯繫與區別，探討了美國學運動興起的學術背景和社會背景，探討了美國學研究主題迄今為止的三次轉換及其內容，在史論結合的基礎上為我們清晰地描述了美國學運動興起和發展的內在邏輯，不愧為我國美國學的一部力作。我相信，廣大讀者定會和我一樣從中獲益。
我期盼著張濤博士在美國學領域繼續耕耘，有更精深和專業的作品問世。
作者簡介
張濤，四川岳池人，1971年生。1992年獲四川外語學院英語語言文學學士學位。1995年獲四川外語學院英語語言文學碩士學位。2000年獲北京大學世界史博士學位。現為四川外語學院外國語文研究中心教授、碩士生導師、重慶市世界史學科帶頭人後備人選。曾在《世界歷史》、《美國研究》、《史學理論研究》、《國際論壇》、《北大史學》等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15篇，出版專著《美國戰後“和諧”思潮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合編教材一部。主要研究領域為美國文化史和中美關係史等
目錄
導論
第一章 美國學運動的起源
一、人文教育環境
二、新史學與思想史
三、文學領域的變革
四、社會環境
五、文化外交的影響
第二章 美國學的研究範疇
一、國民性格
二、區域文化意識
三、群體文化意識
第三章 美國學的開路先鋒：帕林頓與馬西森
一、命運多舛的自由主義傳統
二、翹首以待的自由主義回歸
三、對帕林頓—馬西森自由主義研究的反思
第四章 佩里·米勒的清教研究
一、清教思想的多元性
二、清教與歷史進程的互動作用
三、清教研究的學術意義
第五章 神話—象徵與美國學
一、神話—象徵流派的理論框架
二、神話—象徵的內部共性與差異
三、神話—象徵流派的局限性
第六章 美國學的文化轉向
一、文學力量的喪失
二、文化研究時代的來臨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國學
結束語
參考文獻
附錄一 美國研究及美國學運動大事記
附錄二 美國學協會歷屆主席一覽表
後記
前言
後記
本書是重慶市教委和四川外語學院科研處2001—2002年度重點資助項目“美國學運動研究”的最終成果。
筆者研究美國學運動的打算早已有之。我在北京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就曾試圖撰寫一本有關的專著，但終因學習任務繁重和準備不夠充分而放棄。2000年從北大畢業並返回四川外語學院之後，在教學之餘，筆者開始就這一研究進行相關準備，並得到了四川外語學院和重慶市教委的立項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