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英國哲學家、數學家、邏輯學家]](/img/c/b3e/nBnauM3X1gjNxMzN4IjN3czN5QTM3IDO1gzMxADMwAzMwIzLyYzL4gzLt92YucmbvRWdo5Cd0FmLwE2LvoDc0RHa.jpg "羅素[英國哲學家、數學家、邏輯學家]")
人物生平
童年時期
4歲的羅素羅素4歲時失去雙親，由祖母撫養。他的祖母在道德方面要求極為嚴格，精神上無所畏懼，敢於蔑視習俗，曾將“不可隨眾行惡”（出自聖經舊約·出埃及記23:2）題贈給羅素，這句話成為羅素一生的座右銘。
少年時期
羅素的童年是孤獨的。祖母沒有讓他上一般貴族子弟上的公學，而是讓他在家接受保姆和家庭教師的教育。羅素在青少年時期先後對數學，歷史和文學感興趣。
11歲時他的哥哥教給他歐氏幾何學，從此數學成為他一生的愛好。他的叔叔零碎地給他講過一些科學知識。他很快發現科學和宗教是有矛盾的，約在17歲時經思考放棄基督教信仰。他在祖父的書房裡閱讀了大量歷史和文學著作，這對他今後的著述有很大影響。
青年時期
1890年，羅素考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學習數學，哲學和經濟學。他的數學老師懷海德非常賞識他的才能，介紹他與時任劍橋大學哲學講師麥克塔戈和後來成為大哲學家的穆爾相識。
1893年羅素獲得數學學士學位，而後在第四年轉學哲學，並獲得倫理科學學士學位。他對選擇以哲學還是經濟學為職業猶豫不決但最終還是選擇了前者，撰寫了一篇論述非歐氏幾何學研究員資格論文，這篇成功的論文使他在三一學院獲得為期六年的的研究員資格。至少在1930年代早期之前，他努力跟蹤新物理學的發展。
1894年，羅素不顧家人反對，與比他年長五歲的美國姑娘阿露絲·波爾薩斯·史密斯結婚。婚後第三年，他和妻子一道去柏林，在那裡研究經濟學和政治學，仔細閱讀馬克思的《資本論》，與德國工人運動領袖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等來往，還參加工人的集會。羅素這些活動的成果，表現在1896年出版的《德國的社會民主》這本著作中。第二年，他又出版了《論幾何學的基礎》，這是在他研究員資格論文的基礎上整理而成的。
1900年7月，羅素在巴黎國際哲學會議上遇到了義大利邏輯學家皮亞諾，在皮亞諾的數學邏輯系統中找到他多年來所尋求的“用於邏輯分析的工具”，從而使他在實現把數學還原為邏輯的技術可能性上打開了眼界。羅素對皮亞諾的技術進行改進，而後轉到分析數學基本概念工作上。在幾個月里，他處於智力上的巔峰狀態，靈感有如泉涌，每天都有新的發現和新的收穫。羅素於該年底完成《數學的原理》（ThePrinciplesofMathematics)的初稿，經過仔細修改於1903年出版，這部著作至今依然是數學基礎研究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在這之後，羅素和懷特海合作撰寫《數學原理》（PrincipiaMathematica)。羅素主要負責哲學方面內容，懷特海主要負責數學方面內容，他們相互交換草稿，共同訂正。其工作的巨大成果分為三大卷分別於1910、1912和1913年出版。這部著作是20世紀科學的重大成果，被譽為是“人類心靈的最高成就之一”，為羅素贏得了學術上的崇高地位和榮譽。
在此期間，羅素並沒有忽視哲學的其他方面。他於1905年在《心靈》雜誌上發表了《論指謂》這一名文，該文確實出自他對邏輯學的研究並奠定了他著名的摹狀詞理論基礎。他於1911年發表的《親知的知識和摹狀的知識》首次闡明了這兩種知識間的重要區別。1912年，他在“家庭大學叢書”中出版了《哲學問題》一書，他對這部篇幅不大的著作感到滿意，因為它包含了他的許多基本哲學觀點。
1914年3月，羅素赴美國，在哈佛大學開課，為諾威爾講座作系列講演。他的講演受到了熱烈歡迎，講演稿以《我們關於外間世界的知識》為題於1914年8月出版。該書所採取的是徹底的經驗主義立場，它把羅素置於約翰·洛克、伯克萊、大衛·休謨和約翰·穆勒的繼承者的行列。
隨著一戰的爆發，羅素對哲學的興趣被他對歐洲文明面臨的巨大威脅之恐懼所壓倒，而作為反戰人士投身到寫作、演說和組織活動中去。
1915年初，他寫了一本反戰的小冊子《戰爭恐懼之源》，頗有影響。
1916年，他出版了一本重要的政治著作《社會重建原則》，該書對婚姻、教育、教會等重大問題提出了與流行看法相左的觀點，引起了英國各界人士的廣泛關注。自1914年英國參戰到1917年底，他還一直為反戰活動而奔波。他組織了“拒服兵役委員會”，並因一張傳單而被法院判為有罪，並因此被三一學院解職。
1918年，他因撰寫一篇反戰文章而被判刑入獄，他在獄中完成《數學哲學導論》，並開始撰寫《心的分析》。
1916年後，羅素只有相對短期的大學職業，主要依賴寫作謀生。這是他以後著述多產的部分原因。
中年時期
伯特蘭·羅素1921年羅素回到英國，與多拉·布萊克結婚。生有一男一女。父親的角色使他對教育發生了興趣，和妻子一道創立了一所實驗學校。在羅素看來，這所學校並不成功，而且運轉費用昂貴，使他有必要去美國講學，籌集錢款。
1932年，他與多拉離婚，不再參與學校事務，多拉則自己獨自經營，直到1943年。
從1920年代到1930年代，羅素撰寫了大量有關俄國、中國、相對論、歷史、教育、性道德、國際關係、宗教和未來社會的著作，其中較重要的有《心的分析》（1921）、《論教育，尤其是幼兒的教育》（1926）、《物的分析》（1927）、《哲學大綱》（1927）、《懷疑論文集》（1928）、《道德與婚姻》（1929）、《教育與社會秩序》（1932》、《自由和組織》（1934）、《宗教和科學》（1935）、《權力：一個新的社會分析》（1938）。
儘管這些活動的許多部分是為了掙錢維持生計，但羅素仍然是各種政治活動孜孜不倦的支持者。
1930年代中期，由於厭倦這種生活和需要支撐兩個家庭（他於1936年再次結婚，次年得子），他希望重歸大學生活。這並不容易，因為大學職位稀缺，而羅素又是一位有爭議的人物。
1938年，他在牛津大學演講，而後又在芝加哥大學和洛杉磯州大學獲得訪問職位，最後紐約市立學院給他提供了一個永久職位。此時，二戰爆發，而他被困在了美國。
由於羅素對墮胎、離婚和同性戀問題看法“不夠正統”，這個聘任引起了紐約天主教社團的反對，在一場著名的訴訟中被推翻。幸好，哈佛大學仍然堅持原來的邀請，讓羅素去作詹姆斯講座的演講，為期一年，演講稿於1940年以《意義和真理的探究》為書名出版。
由於保守勢力猖獗，羅素的其它講學和旅行計畫紛紛告吹，各家報紙也不敢向他約稿，這使羅素差不多完全失去維持生計的手段，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這時，費城的百萬富翁巴恩斯博士把羅素從困境中解救出來，邀請羅素在費城的巴恩斯藝術基金會講授西方哲學史（為期5年）。儘管巴恩斯於1942年解僱了羅素，但他永遠解決了羅素的財務問題，因為羅素得到了一筆數目可觀的違約金，而他的演講則成為使他獲得巨大成功的《西方哲學史》（1945）的基礎。這部作品是他後期國際聲譽的主要來源之一，而其版稅則是收入的主要來源。
老年時期
1944年，羅素回到英國，並接受了三一學院的聘請，並在那裡完成了最後一部重要的哲學著作《人類的知識》（1948）。他的返回不僅標誌著他與三一學院關係的改善，而且標誌著他與英國行政機關關係的改善。他對一般的共產主義尤其是蘇式共產主義的持續譴責很適合於冷戰時期，因此羅素享受了一段不尋常的聲譽。（雖然他同時也批評美國人的核彈和審查制度）。
1949他被選為英國科學院榮譽院士，1950年英王喬治六世向他頒發“功績勳章”，這是英國的最高榮譽。
1950年，羅素應邀去澳大利亞作巡迴講演，他除了在各地講演，還在電視台發表演說，到大學開設課程，並給報紙撰稿。他的講演稿後來編成《變化中的世界的新希望》一書。接著，他應邀到美國講授哲學。在去普林斯頓大學作講演的途中，傳來諾貝爾獎金委員會向他頒發文學獎的訊息（獲獎作品為《婚姻與道德》），發獎的原因是羅素的“哲學作品對人類道德文化做出了貢獻”。羅素飛抵瑞典受獎，發表獲獎演說《政治上的重要願望》，他借這個重要講壇呼籲世界和平。約在同期，與第四任妻子結婚。
史達林逝世後，羅素對蘇聯政府的態度趨於緩和，而核戰爭的威脅開始支配他的思想。他晚年最為關心的，就是在這個擁有核武器的世界中人類的前途。在1950年代，他廣泛撰寫有關戰爭危險的文字，並越來越感到需要行動。他於1955年爭取到愛因斯坦的支持（愛因斯坦在同意信寄達前不久逝世），發表了著名的《羅素——愛因斯坦宣言》（或稱《愛因斯坦——羅素宣言》）。他還向各國著名科學家徵集簽名，召開了一次世界性會議，商討採取什麼實際步驟來應對由原子武器出現面臨的危機。由於簽名的著名科學家很多是諾貝爾獎獲得者，該宣言造成了很大影響。其後，該會議逐步演變為著名的《維也納宣言》。
羅素於1958年為促進核裁軍活動，而後創立非暴力反抗運動百人委員會。
1961年，他因煽動非暴力反抗運動再次入獄。對羅素來說，1960年代是政治上忙亂的年代，他對許多事業給予支持，反對越南戰爭，並與讓·保羅·薩特一併成立了羅素-薩特特別法庭。
1964年，他建立了“羅素和平基金會”，為籌集基金而拍賣了他的部分文獻檔案。他於1967年出版了他的最後一部著作《在越南的戰爭罪行》。他的最後政治聲明是有關中東的，譴責以色列襲擊埃及和巴勒斯坦難民營。這個聲明寫於他逝世（1970年2月2日）的前兩天，這說明羅素在生命的最後時刻還在為世界和平事業和人類的前途操勞。
主要著作
伯特蘭·羅素《萊布尼茨的哲學》(1900年)
《數學原則》（1903年）
《數學原理》（3卷，與懷特海合著，1910年至1913年間完成）
《哲學問題》（1917年）
《關於我們的外部世界的知識》（1914年）
《邏輯原子主義哲學》（1918至1919年）
《數理哲學導論》（1919年）
《心的分析》（1921年）
《物的分析》（1927年）
《婚姻與道德》（1929年）
《對意義和真理的探究》（1940年）
《西方哲學史》（1945年）
《人類的知識－－其範圍和界限》（1944年）
《我的哲學發展》（1959年）
《哲學大綱》（1927年）
《幸福之路》（1930年）
主要成就
政治
伯特蘭·羅素羅素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但他反對一切反抗行為所懷有的那種天生的激進態度和同志感情，卻使他對社會主義者反抗貧困的鬥爭深表同情，因而他的自由主義並不是古典自由主義，而是具有濃厚社會主義傾向的自由主義。作為一名自由主義者，羅素堅持個人的基本自由不應受到侵犯。他認為，實踐中的個人學說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個人除了經過應有的法律程式以外，不應接受處罰；另一方面，應當有一個範圍，在這中間個人的活動不受政府控制。這個範圍包括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宗教自由，它通常還包括經濟上的經營自由。羅素承認這些自由是有限制的，即便是非常重要的表達意見的自由也以不危及國家安全為先決條件。至於經濟上的經營自由，羅素是在一定範圍內贊成的，他反對經濟權利的集中——不管是集中在國家手裡（史達林模式）還是集中在卡特爾手裡（帝國主義），同時，他希望對私人財產的所有和使用實行嚴格的限制。他不是不同意一個人應該享有他自己的成果這一原則，但他認為繼承財產是沒有道理的，甚至在不依賴繼承的財產這種罕見的情況下，他也反對大企業的私人所有制和土地的私人所有制。
正是由於羅素的主張對自由的限制，他甚至把自己說成是社會主義者。他早期的兩部嚴肅的政治理論著作分別於1916年和1918年出版的《社會重建原則》和《自由之路》。在這些書中，羅素提倡一種基爾特社會主義，這種體系有一個要求，即工人管理工業，而不是由政府管理。羅素認為，國家權力是一種勢在必行的惡，應該被限制，他還把“國家權力過大”看作“現代世界不幸的根源”。《社會重建原則》是羅素為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宣傳和平而撰寫的政治理論著作。他在該書中企圖創立一種政治哲學，以提供一種比較好的政治模型。在《自由之路》中，羅素則綱要似地論述了他所主張的基爾特社會主義制度。他相信“這是目前為止最好的建議，而且是一種能得到自由的制度，但又沒有在完全無政府主義政體下所最可怕的經常訴諸暴力的現象”。《自由之路》中對無政府主義等方面的描述卻有其獨到之處，至今仍然值得一讀。
性
一戰後，羅素日漸表現出對道德和社會問題的極大興趣。儘管他論述性關係和“女性解放”的著作只占他作品的一小部分，但恰恰就是這些著作比他的其它所有著作都更強烈地引起社會的普遍關注，並且產生了更直接的影響。沒有一個人像他那樣改變了整個新的一代人對性道德的看法，而且，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看到一度被視為一場狂熱者捲起的鏇風的女權主義運動這一事業大功告成，成為國家法律和人人接受的行為準則的一部分。羅素認為清教徒對待性的態度是人類不幸的根源。他在1929年出版的《道德與婚姻》一書中，他倡導試婚和離婚從簡，對婚外性行為和同性戀現象持一種寬容的態度。這很快招致宗教界人士的激烈反對，而且於1940年初受到法庭審判，他被禁止入紐約市立學院任教。然而，戲劇性的是，羅素於1950年因該書獲諾貝爾文學獎。
哲學
羅素最早對數學產生興趣，然後才逐漸轉向哲學方面，因此他在數學方面也有很多重要的建樹。在數理邏輯方面，羅素提出了羅素悖論。羅素在1900年便認識到，數學是邏輯學的一部分。1910年，他和他的老師阿爾弗雷德·諾斯·懷特海一起發表了三卷本的《數學原理》，在其中對這一概念做了初步的系統整理。哲學上羅素最大的貢獻是和G·E·摩爾一起創立了分析哲學，此外他還在認識論、形上學、倫理學、政治哲學和哲學史方面做出過貢獻。在劍橋大學時羅素信奉唯心主義和新黑格爾主義，但是在1898年在摩爾的影響下羅素放棄了唯心主義，轉而研究實在論，並很快成為“新實在論”的倡導者。羅素此後始終強調現代邏輯學和科學的重要性，批判唯心論。
羅素的分析哲學由此誕生：通過將哲學問題轉化為邏輯符號，哲學家們就能夠更容易地推導出結果，而不會被不夠嚴謹的語言所誤導。羅素認為哲學和其他自然科學的不同只是在於其研究的方向（哲學研究更廣泛的內容），但他們的研究方法應該是相同的。哲學和數學一樣，通過套用邏輯學的方法就可以獲得確定的答案，而哲學家的工作就是發現一種能夠解釋世界本質的一種理想的邏輯語言。
歷史
絕大多數分析哲學家缺乏歷史感，忽視歷史問題和歷史研究，而羅素卻對歷史和歷史理論終生嗜之不倦。他寫過幾十篇歷史論文和散布歷史專著，這三部是：《自由和組織》、《1902－1914年協約國政策》和《西方哲學史》。其中，《西方哲學史》是一部膾炙人口的哲學史著作，其全名是《西方哲學史及其與從古代到現代的政治社會情況的聯繫》，它在很大程度上力圖從歷史的角度來觀察哲學思想和發展，其引人入勝的原因在於作者的歷史眼光不亞於作者的哲學見解。該書出版後很快成為西方讀書界的暢銷書，確立了羅素作為一位歷史學家在讀者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有許許多多的年輕人，正是被這本書的獨特魅力所吸引而走上了哲學道路。羅素認為，我們不能忽視歷史知識的價值和意義，其原因在於歷史學能“開闊我們的想像世界，是我們在思想上和情感上成為一個大的宇宙公民，而不僅僅是一個日常生活的公民而已。它以這種方式，不僅有助於知識，而且有助於智慧。”哲學不僅追求知識，而且追求智慧。歷史在這個根本點上與哲學是相通的。
羅素的歷史哲學或他對歷史的解說，既不是思辨的歷史哲學，也不是分析的歷史哲學。一方面，他並不鑿空立論，想要為歷史構造出一套思辨體系來；另一方面，他並不對歷史命題進行邏輯或語言分析，也從不討論歷史認識的性質、可能性和客觀有效性等問題。歷史對於他只是樸素的事實，他經過對這些事實進行反思後，得出自己的理論和理解。像心理分析學家解釋夢一樣，羅素對歷史學所做的工作，就是把錯綜複雜的歷史現象，用人心之中最深邃的欲望作為一把鑰匙來解開。因此，他對歷史的理解，是根據他對人性的理解的一種看法，基本上是常識性的看法。他認為，人類歷史是不斷前進的，由專制而民主、由愚昧而啟蒙、有殘暴而寬容、有迷信而科學，他的這個基調乃是得自反思的信念，而不是從某種思想體系或邏輯分析推導出來的結論。因此，羅素的歷史哲學被悉尼·胡克稱作是“反思的歷史哲學。”
多元的人性論是羅素歷史觀的核心部分。他認為，研究歷史就是研究人性，即人性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具體表現，而歷史作為一門學科，乃是人性動力學或人性發展史。羅素把人類的天性最後分解為三個不可簡約的組成部分：占有欲（物質財富）權力欲（統治權力）和創造欲（智力活動）。在其多元論的歷史觀中，羅素特彆強調權力欲的作用。在《權力：一個新的社會分析》中，他認為，“正統經濟學家假設經濟的利己主義可以當作是社會學的基本動機......這是完全錯誤的”，因為人類不但純是受著物質享受的欲望的驅使的，往往“他們所要追求的是權利，並不是財富”，這時“他們的基本動機不是經濟的”。因此羅素自稱：“我所關心的是要證明，社會科學上的基本概念是權利”，而“權力也想能力一樣，有許多形式”，它們“沒有一樣可視為附屬於其它東西，沒有一種形式是導源於其他形式的”。這就是說。權力欲和占有欲一樣是根本性的，我們不能用其中的一個來解釋另一個。所以，歷史不能看成只是物質財富運動的一個函式。
在羅素看來，歷史生命的內容是如此之豐富，乃至不可能被納入到任何一個人理論框架內。人生的各種因素，如飲食、男女、貪婪、追逐享樂、權力鬥爭、虛榮心、創造欲等，都是本能，都在起作用，所以就都是人的行為的動因，從而也就是歷史的動因。他無異於並且認為也不應該把這些都歸納為一個一元的理論結構。
經濟
在《悠閒頌》（1935）中，羅素比凱恩斯先行一步，向那些總是一味讚揚節儉反對消費的傳統經濟學家挑戰。他寫道：“只要一個人把他的收入用於消費，那么他也就是把麵包送到別人嘴裡。......從這個觀點來看，真正的惡棍乃是節儉的人。”他認為“節儉這可惡的罪行”是能夠導致失業的。羅素說，如果節儉者使用手裡的錢，哪怕是用於飲酒，賭博或者拿來請客招待朋友，那都是極好的事。那些經濟學教授們，把羅素的這一觀點輕率地說成是一位偏離本行的哲學家所犯的可笑錯誤，對之根本不予理睬。而自凱恩斯的《利息、就業和貨幣通論》（1936）發表後，這個觀點已經成為眾所公認的經濟學說的一部分。倫理
愛美好人生中，愛和知識是必須的。在某種程度上愛更為重要。愛將激勵我們去尋求知識，從而更清楚地知道如何使我們所愛的人獲益。
如果沒有知識，我們可能相信道聽途說，好心做了壞事。
最完美的愛是歡喜和美好願望不可分割的統一。沒有美好願望的歡喜可能是殘酷的和自私的；而沒有歡喜的美好願望又可能會是冷漠和高傲。
愛能使人的欲望變得協調，而非衝突。兩個相愛的人可以成敗與共，而相恨的人，一方的失敗則是另一方的成功。
欲望
蟒蛇囑飽之後就會開始睡眠，除非到了需要另外一餐之後，決不會醒來。而人則不一樣。人吃飽之後，絕不會就由此滿足，反而更為欲望叢生，生機勃勃。
人的欲望有四大種：貪婪、競爭、虛榮、權力。
貪婪是一種巨大的動機，希望有儘可能多的財富或財富的控制權。無論你擁有多少，你總是希望得到更多，永遠不會滿足。
如果說貪婪是渴求比原有的多得多，而競爭則是比別人的多得多。如果競爭比貪婪更為強烈，得不到有效的控制與管理，那么這個世界將成為最不幸的地方。
虛榮是一種有巨大潛力的動機，它是人們內心深處一種最重要的欲望，它的表現形式多樣。虛榮帶來的重要問題之一就是自我不斷地膨脹。
權力欲近似於虛榮，但有所不同。滿足虛榮心的是榮譽。擁有榮譽卻不擁有權力較之擁有權力而不擁有榮譽是件容易的事。擁有權力的人可以管制僅有榮譽的人，而僅有榮譽的人卻不能管制有權力的人。所以對於有野心的人，權力欲更為強烈。在權力欲的驅使下，人更熱衷於施加痛苦而不是使人快樂。擁有權力的人在對別人說“不“的過程中比同意會得到更大的滿足。正因如此，權力欲成為一種危險的動機。
金錢崇拜
金錢崇拜指的是一種信仰，即認為一切價值都要用金錢來衡量，金錢是人成功與否的惟一尺度。
這種錯誤的成功理念引導人們殘害了自己的本性，降低了人生的快樂，增加了緊張的感受，使整個社會變得消極、厭倦、缺乏幻想。使人心中一切偉大願望陷於沉寂。
由於懼怕失去金錢，從而使人有了更多的憂慮和煩惱，使人把獲得幸福的能力消耗殆盡。
人物影響
伯特蘭·羅素（右）作為分析哲學的主要創始人，羅素對分析哲學的影響不僅僅表現在他所提出的觀點上，而且表現在他對分析哲學的其它兩位創始人穆爾和維根斯坦，對邏輯實證主義主要代表人物卡爾納普，對邏輯實用主義的主要代表硼因等人，都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作為一位邏輯學家，羅素甚至被看作是亞里士多德以來最偉大的邏輯學家。他在數學邏輯方面的貢獻是舉世公認的，他和懷特海合作的《數學原理》一書已被公認為現代數理邏輯這門科學的奠基石。他所提出的“羅素悖論”刺激和推動了20世紀邏輯學的發展，他的類型理論為解決這個悖論作出重大貢獻。他所主張的邏輯主義——即認為可以用邏輯概念來定義數學的核心概念也對數學發展產生了一定影響。
作為一位社會活動家和社會思想家，羅素數十年如一日地致力於教育，倫理，婚姻，社會改革，歷史，政治的探討以及女權主義運動與和平運動他的探討和活動改變了人們對生活的態度，使無數人走進哲學，他的知識成果在全世界開花，鬱鬱蔥蔥。
人物評價
父子都是大師的情況不多見，如果有，就幾乎一定是子不如父；但師徒都是天才的事情卻比比皆是。羅素和維根斯坦就是師徒天才。不過，在重要的哲學家裡，摩爾也應該算是維根斯坦的老師，維根斯坦在1912年到劍橋上學，同時聽羅素和摩爾的課。羅素和維根斯坦的師徒關係從來就有點不一般，與其說是名義上的師徒關係，還不如說是事實上的互為師徒關係。在天才的朋友之間，互為師徒關係其實很正常。在《邏輯哲學論》的序言裡，維根斯坦在談到所受的影響時說他“只想提到”弗萊格和羅素；羅素則說過“維根斯坦的理論對我有深刻的影響”（《我的哲學的發展》P.112）
羅素無疑是本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但應該說不如維根斯坦那么偉大。不過，有著特別的自豪感的英國人可能不以為然，英國哲學家艾耶爾在一本討論維根斯坦的書中有過如此有趣的讚嘆：維根斯坦如此偉大，以至於成為僅次於羅素的哲學家。
羅素的才華不僅超群，而且像他這個人一樣多彩。按照中國的說法叫做“多才多藝”。羅素同時是偉大的數學家、邏輯學家、哲學家和文學家以及社會評論家，嚴格說來，作為數學——邏輯學家的羅素比作為哲學家的羅素要重要得多，他在數學——邏輯上的成就幾乎是劃時代的，他是數學中“邏輯派”的領袖，儘管他的一個基本看法——數學可以完全由現代邏輯來說明——現在看來非常可能是錯誤的。羅素的文字有一種恐怕想學也學不來的幽默機智，堪稱典範，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大概可以證明這一點，據我所知，羅素是不靠文學作品（小說和詩）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兩個人之一（另一個是柏格森，英國首相邱吉爾也不是靠小說詩歌獲獎）。
羅素同樣喜歡數學和哲學，但最早喜歡的是數學，原因是這樣的：羅素小時候，家裡氣氛十分嚴肅，特別講究規矩和清教徒的美德，而且不許懷疑，於是羅素只好去喜歡數學，理由是“數學是可以懷疑的，因為數學沒有倫理內容”。可是後來還是喜歡上哲學，長輩們很不以為然，總是說：“什麼是精神？那決不是物質，什麼是物質？那決不是精神”。羅素在《記憶中的人物》里寫道：“這句話聽了五、六十遍之後，我就不覺得可樂了”。
羅素活到90多歲還有清楚的頭腦和不老的熱情。有個故事說，羅素在70多歲時說他的已經80多歲的老師懷特海“真是老糊塗了”，而懷特海反過來說羅素“還是不成熟”。順便說說羅素的老師懷特海，他也是個天才，非常年輕就成了劍橋的教授。由於他是天才，所以很快就看出羅素也是天才，羅素在劍橋上大學時，懷特海來上課，對羅素說：“你不用學了，你都會了”。不久後他們由師生變成合作者，共同寫作了劃時代的著作《數學原理》。羅素跟數學大師哈代說他做了個夢，夢見200年後劍橋大學圖書館管理員正在把過時無用的書扔掉，當拿起《數學原理》時感到沒有把握是否應該扔掉，這時把羅素急醒了。
維根斯坦甚至更加“多才多藝”，10歲就自己做了一台縫紉機，大了做過飛機的發動機，在數學和邏輯上也有獨到的貢獻，藝術造詣沒得說，單簧管水平是專業的，還建過一棟樓房，設計風格在當時算是前衛的，哲學的創造性在本世紀可說是第一。至於生活，看起來比羅素更有不同尋常之處。由於維根斯坦的生活和思想比較離奇，於是許多人對他的不同尋常有些誇張，有些進行了誇張的讚揚，更有些進行了無恥的誹謗，不過，對天才進行抵抗和批評是一種司空見慣的惡習。維根斯坦的父親是個億萬富翁，維根斯坦把他所繼承的遺產全部送給別人；維根斯坦還是個勇敢的士兵，他的戰友回憶說，有一次對方的炮火打得大家東躲西藏，只有維根斯坦在繼續幹活。這樣的人難道不是個偉大的人嗎？
天才有時候不一定知道自己是天才，但一定知道另一個天才是天才。有一次維根斯坦跑來讓羅素判斷他是天才還是傻冒：“如果是傻冒，我就去開飛艇；如果是天才，我就會成為哲學家”，結果羅素告訴他無論如何不用去開飛艇。維根斯坦的另一個老師摩爾也非常欣賞維根斯坦，理由是“我在講課時他看上去很困惑，而其他人都不是這樣的”。羅素、摩爾和維根斯坦的故事很多。維根斯坦拿他的不朽著作《邏輯哲學論》到劍橋申請博士學位，答辯主持人是羅素和摩爾，隨便聊了聊之後，羅素提問說，維根斯坦一會說關於哲學沒有什麼可說的，一會又說能夠有絕對真理，這是矛盾。維根斯坦拍著他們的肩膀說：“別急，你們永遠也搞不懂這一點的”。這樣答辯就算結束了，羅素和摩爾一致同意通過答辯。像這樣偉大浪漫的事情只有當幾個偉大的人湊到一起才有可能。類似的事情還有，維根斯坦後來拿另一本書（《哲學評論》）去申請研究基金，又歸羅素來鑑定，羅素不喜歡這套新理論，他的評語大意是：這本書非常有創造性，但在他看來是錯誤的，然而同意給他研究經費。想想看這是什麼樣的胸懷。摩爾甚至可能有著更寬闊的胸懷，據說英國國王曾接見摩爾，表彰他對哲學的貢獻，稱讚他是頭號哲學家，摩爾說，不對，維根斯坦才是頭號的。
相比之下，維根斯坦對待羅素和摩爾要苛刻得多，他曾經“狠狠地”批評過羅素和摩爾的理論。有一次，維根斯坦對羅素再版《數學原理》評論說，《數學原理》有許多錯誤，靠出一個新版本也無濟於事。在哲學上，維根斯坦可能更看不上羅素，維根斯坦把他的《邏輯哲學論》給弗萊格和羅素看過之後認為，弗萊格“一個字也不懂”，而羅素也好不到哪裡去，羅素甚至沒有理解“主要論點”。當然，維根斯坦決不是覺得羅素特傻，顯然維根斯坦承認羅素對他的影響，只不過他覺得像羅素這樣聰明的人都居然沒有理解他的新思想，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情。而且，維根斯坦的苛刻是一種非常認真公正的態度。有一次羅素在學術會議上對“幾個傻瓜”保持禮貌，結果維根斯坦義憤填膺，認為羅素沒有當面告訴那幾個傻瓜他們是多么愚蠢，是一種缺德的世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