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敬三

羅敬三之子羅以興、堂弟羅茂修，均為中共地下黨員，蒼溪縣委負責人。 5月2日，由羅敬三的民團打先鋒，毛克書率部隊從新場壩渡河接應，兵分兩路出發了。 羅敬三一心嚮往蘇區，曾流露過去巴中的想法，但一直未能成行。

羅敬三，名治修（1885―1954）；蒼溪縣五里鄉人。羅敬三少習武，後參國，曾隨清廷四川總督趙爾豐平定西藏之亂，辛亥革命前夕，目睹趙爾豐屠殺保戰路清願民眾，在風雲突變中，篤信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將自己的名字定為“敬三”，參加保路同志會，反對趙爾豐。不久返鄉，返鄉後曾任閬中縣北二區觀音團團防教練。
民國9年（1920）回王渡任保長，民國12年任王渡鎮下段團總兼民團大隊長，民國16年任王渡鎮團總。羅敬三之子羅以興、堂弟羅茂修，均為中共地下黨員，蒼溪縣委負責人。羅敬三在他倆的影響下日趨覺醒，由民情革命到支持革命、服務革命。1933年5月20日在羅敬三策劃下，紅軍游擊隊設下埋伏，襲擊了國民黨駐王渡三營營長毛克書率領的去三堆石搶糧的部隊，毛部死者過半。羅敬三民團向游擊隊交槍100多支，子彈1000多發，還有醫藥、鹽巴等物資，緩解了游擊隊的供給困難。此間羅與余天華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還在李天煥給紅軍托購武器裝備時予以支持。秋，中央特派員廖承志、交通員楊德安、四川省委書記羅世文到川陝蘇區，途經蒼溪。羅敬三家接待、安排住宿，並想辦法幫助三人化裝渡過東河。1934年元宵節，毛克書派人抓捕羅敬三，羅逃到三台縣縣長李顯威家避難，李盡力掩護。1936年羅敬三回到蒼溪，隱居鄉里。羅敬三之子羅以興於民國27年（1938）病逝。羅敬三痛不欲生，後給其孫取名“又興”，教其以父為志。又興不負祖父期望，上了大學，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刊於〈〈蒼溪縣誌〉〉；收藏於蒼溪縣圖書館
廖承志同志生前常提到一個人：“有生之年一定要去通（江）、巴（中）看看，羅團總曾全力掩護過我們，不是他，我們過不去呀（指通過川軍封鎖線去川陝蘇區）！”
這位“羅團總”是誰？為何又得到廖承志的記掛呢？
那是在30年代――
1933年8月，中共中央通過閬中縣委和四川省委恢復了同紅四方面軍中斷近一年的聯繫後，派遣廖承志前往川陝蘇區傳達中央指示。這月下旬，廖承志（化名何柳華）帶著中央給紅四方面軍的指示和一本敵軍密碼電報破譯法，同中央交通員楊德安（化名王志齊）一道，從上海出發，月底到達成都，同四川省委取得聯繫。時值省委書記羅世文奉調到川陝蘇區工作，於是三人同赴三台，由三台中心縣委通過在國民黨29軍軍部任監印書記官的中共軍事小組成員卿鑫，搞到了防區特別通行證前往南部，然後經寒坡嶺、徐埡口，穿七里壩，入閬中城。地下交通站馬文玉按行動計畫，帶領廖承志等向北行40餘里，通過蒼溪黨組織將他們安排在五里子地下黨員羅以興家。
羅以興正是當時王渡鎮民團團總羅敬三的兒子。羅敬三雖早已與地下黨合作，但在廖一行到來的時候局勢卻發生了驟然變化。
王渡鎮地處宋江西岸，與東岸游擊區三堆石遙相對峙，一條蜿蜒綿長的宋江盤鏇穿過，形成“赤”、“白”分明的天然界線。自王渡、中土、店子、煙峰、五里至閬中的回龍、博樹一帶，縱橫100多里的宋江西岸，由國民黨軍田頌堯部羅乃瓊17團、14團和地方民團扼守，使游擊區受到嚴重威脅。因此，黨組織採取斷然措施，決定在民團和部分上層人物中開展統戰工作，爭取他們的支持。
羅敬三又名羅治修，蒼溪縣五里鄉人。1927年至1933年擔任王渡鎮民團團總。早在30年代初，一批在外地讀書、參加中共地下黨組織的蒼溪籍學生回到家鄉，開展革命活動。其中許多是他的親屬，他的堂弟羅茂修、羅曾修、羅程修、羅顏修，兒子羅以興等都是共產黨員。羅茂修和羅以興還先後擔任過中共蒼溪縣委負責人。黨組織決定通過這一特殊關係做羅敬三的工作。羅以興在蒼溪讀書時就是“蘇紅之友社”負責人之一，他精明強幹，經常給會員們講解《唯物史觀》等理論知識，並常與其叔父羅茂修和羅敬三縱論時事，羅敬三往往聽得津津有味，但有時也有激烈的爭論。羅敬三少時習武，自幼崇尚“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綠林英雄。他曾應清政府招募參加行伍，目睹趙爾豐屠殺保路請願民眾，而對統治階級產生動搖，在風雲突變中毅然參加了保路同志會。他雖不贊同“共產主義”之說，但篤信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還別有意味地將自己的名字取為“敬三”。他希望改變現狀，出現一個平等自由博愛的光明社會，對青年人的披堅執銳，敢“打抱不平”的行動表示讚賞、同情和支持。羅以興和羅茂修就利用這些條件在民團內部單線串連，發展組織。羅敬三明知他們的背景，但彼此心照不宣。特別是將掌握武裝大權的民團中隊長李斌發展為共產黨員之後，這一突破之舉使民團發生了重大變化，隊伍逐漸向我黨靠攏。
1932年底，紅四方面軍西征入川，一舉占領了通、南、巴，創建了川陝革命根據地，大大鼓舞了全川人民的革命鬥志。這年底，閬（中）南（部）中心縣委決定在蒼溪三堆石舉行農民武裝暴動。中心縣委領導成員王林山、唐知音、喬維新等在民團成員李中興家召開會議，著重研究了準備工作中的武器問題。
會後，李斌專程去閬中，假意向駐閬羅乃瓊師部匯報“匪情”，以“防范紅軍”的名義請求補充武器，果然師部慷慨撥給了槍枝彈藥等一批物資、武器。地下黨在宋江沿河的王渡上段、黃家壩、觀音灘的三個秘密交通站，派出機警的交通員或化裝成船工，或改扮成商販，通過“口哨”、“喊人”等各種暗號傳遞情報，分批將槍枝、子彈、器械、醫藥、電筒、鹽巴等運到了三堆石。
1933年3月28日，三堆石武裝暴動成功了。川北軍閥上下驚恐，立即糾集羅乃瓊、李家鈺，搜羅蒼溪、閬中兩縣的民團以及縣保全團近3000餘人，沿河布防，封鎖了全部渡口和要道，使游擊隊陷入困境之中。羅以興請求父親援助一些武器和物資。羅敬三嘴裡雖然訓斥兒子：“你懂什麼，不要腦袋啦！”心裡卻絞盡腦汁想辦法。恰在這時王渡駐軍三營營長毛克書來找羅敬三商量突襲三堆石打糧（搶糧）之事，羅敬三一聽滿口答應。深夜他將羅以興、羅茂修叫到床邊面授機宜，一個幫助游擊隊的計畫形成了。
5月2日，由羅敬三的民團打先鋒，毛克書率部隊從新場壩渡河接應，兵分兩路出發了。“武棒棒”出身的羅敬三這天坐陣指揮，他雖已50多歲年紀，脫掉長袍馬褂，換上全副武裝，卻還顯得挺英武。團丁們迅速從犁轅灘過河，長驅直入，直達王座山，很快與趙魯平帶領的由老百性化裝的游擊隊“接火”。霎時“槍聲”大作，民團被包圍起來，團丁們亂放一陣槍後就紛紛舉手交槍，槍械彈藥實則轉到游擊隊手裡。由車雲海帶領的另一路真格的游擊隊在新場壩兩岸埋伏，乘毛部渡河之際一齊開火。敵人遭此突然襲擊，船在河中打鏇，進退維谷，擊斃溺死者大半，只有毛克書等少數未上船的士兵狼狽逃回王渡。這次戰鬥，羅敬三民團明為繳槍，實則暗送游擊隊槍100餘支，子彈1000多發，還有許多醫藥、鹽巴之類的軍用、民用物資，緩解了游擊隊燃眉之急。當時參加戰鬥的游擊隊員和民團成員，在幾十年後都還盛讚這次“虛攻實送”的戰績。而羅敬三事後卻表示很“氣憤”，一再責怪毛克書：“你不講信用，民團沖向前去，駐軍在後面遲遲不來接應，是有意抽民團的‘底火’，使民團孤軍深入，造成丟槍折兵的嚴重損失”。毛克書卻是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當年，川軍內部相互傾軋的現象很嚴重，正規部隊排斥民團，民團之間相互拆台，勾心鬥角的鬥爭也愈演愈烈，為了培植自己的實力，有的連土匪也拉上，藉以打擊另一派勢力。民團中隊長李斌原本是閬中土埡一帶的富豪，家有良田千畝，曾在田頌堯部隊當兵，因其受軍支（地下黨）影響而被田部默退。李斌回鄉後被王渡前任團總李千委任為民團大隊長。駐北二區區長田志成等人為搶劫他家的財產，勾結土匪，將其父親和叔父拉去作人質，關押在煙峰樓，討價1000塊銀元贖人。好打抱不平的羅敬三聽說後，一番密謀策劃，讓李斌於大年除夕夜帶隊只管抬著箱子送銀兩去，他自有安排。銀箱抬到土匪指定的地點，正當匪徒們忙著開箱取銀元的時候，只聽一聲口哨響，“挑夫”們從箱內取出手槍，突然襲擊，將匪徒擊敗，從牢房搶回李斌父親和叔父。不久，羅敬三當上團總，李斌任中隊長，隨後將嘯聚九龍山、煙峰樓地區的這股土匪全部殲滅，並因此有功，獲縣知事贈送的“桑梓保障”鎏金匾一塊。但田志成、田熬等卻就此懷恨在心，伺機報復。
1933年，田頌堯開始對紅四方面軍進行“三路圍攻”，作為右縱隊的三師羅乃瓊部（包括駐王渡部隊）奉調開赴巴中恩陽一帶。為配合紅軍的總戰略，李斌帶領100多名團丁和老觀區保衛隊隊長侯正方在同一天起義，會師於蒼溪紅山廟，整編為三堆石游擊隊紅山廟獨立營，後又參加紅軍，編入紅30軍276團。
李斌、侯正方率隊起義後，羅乃瓊之14團在王渡的第一線兵力空虛，為此又立即組建了近300人的雲峰華蓋民團，委託羅敬三舉薦的張澤民為團正。羅乃瓊萬萬沒想到張澤民也是中共黨員。
到1933年6月，三堆石游擊隊已控制北至雍河、南至石灘口一帶地區，轄2萬多人口，武裝力量發展到2000餘人，擁有長短槍500餘支。在這期間，由羅以興、羅茂修、趙魯平精心安排，羅敬三曾三次去三堆石游擊隊總部開會，使他親眼看到了另一個嶄新的世界。解放區新政權廉潔的政治，紅軍嚴明的紀律，官兵一致，軍民團結，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與國民黨統治區仕途黑暗，公道不彰，貪婪、腐敗、敲詐、飢餓對比，他感慨地對羅以興說：“舊政權已‘運終數盡’，心然隕落，新運動可能是大地升起的新星。你們的路子走得對，我全力支持。”
不久，有人告發羅敬三“通共”，只因羅敬三與羅乃瓊是乾親家，而且被一些上層人物視為紅人，一時沒有追究。但李斌、侯正方起義以後，羅乃瓊也懷有戒心了。
同年6月15日，倪志亮、李先念率領紅11師追擊田頌堯潰師，分兵多路向蒼溪進軍。游擊隊為配合紅軍作戰，實施側面牽制；羅乃瓊及其民團為阻止紅軍，妄圖消滅游擊隊。6月17日，也就是紅軍進入蒼溪境內的第三天，羅乃瓊部配合田熬、羅敬三、孫中育、仲天德等14個民團，加上保全團共3000多人又一次進犯三堆石，而且重新調整了部署，統一由毛克書指揮。游擊隊於前一天晚上接獲羅敬三和保全團警衛員張傳詩同時送來的情報，立即作了周密的安排。上午，敵人分別從麻溪浩、夾溪浩、朱家浩渡河，對游擊隊施行鉗形包圍。由趙魯平、孟曉川帶領的中路游擊隊首先迎敵，採取縱敵深入的策略，且打且退。埋伏於麻坪梁的游擊隊放過敵人前部後，將敵逼向冉家梁，再由伏兵堵住其退路。結果，兩路伏兵東西夾擊，敵人走投無路，互相踐踏、摔下懸崖死者無數；從夾溪浩進攻的一路敵人也遭伏兵突然襲擊，又聽到前部已受損，慌忙從原路撤回，溺死河中不少。最後游擊隊集中合圍毛克書部，令敵人亂成一團。敵人在敗逃中有的竄入草叢，草叢裡冒出了伏兵，有的鑽入山洞，岩頂上跳下伏兵，有的跳下東河，剛剛泅到江心，被漁家打扮的女游擊隊員一網罩住，拖上了船……真是山鳴谷應，草木皆兵。毛克書急呼李家鈺和羅敬三增援，打了3次信號彈，李家鈺按兵不動，羅敬三在羅乃瓊催促下發起佯攻。為迷惑川軍，游擊隊故意放過毛克書，使羅很快解除了毛部的困境。麻坪梁伏擊戰除毛克書一股敗逃和羅敬三民團無損外，其餘損失殆盡。田熬因急於搶占頭功充當先鋒，失敗最慘，他化裝潛逃去羅乃瓊處嚎啕大哭，被羅訓斥一頓。羅敬三則因“解圍”救了毛克書的命，立了大功，獲三師十四團嘉獎。羅乃瓊特地獎給他一匹大白馬。羅敬三也派傳令兵張仲生回送洋菸80兩，表示對上司“恩寵”的答謝。
紅軍揮師西進，嘉陵江沿岸川軍設下600里江防，待廖承志等趕到該地的時候，這裡已是步步為營，王渡一帶猶如兵山一座。更為嚴重的是，由於一些民團起義，田頌堯開始對民團懷有戒心，羅敬三雖奉命駐守東河防線，但實為羅乃瓊部隊一手把持，通往蘇區之道的犁轅灘已全由毛克書營九連固守。廖承志等在羅家住了約20天，其安全、生活、工作活動均由羅敬三負責安排，但怎樣才能越過封鎖線，卻遲遲沒著落。
20天后，羅敬三決定從犁轅灘偷渡，並派張義光等將廖承志一行送往離犁轅灘較近的華蓋民團張澤民家。三四天后，國民黨部隊要過“雙十節”，羅敬三派人送去了大量的雞、魚、豬等禮品以示慰勞，並藉口提出官兵們常年站崗放哨辛苦，節日休假一天，由民團代崗，從而巧妙地接替了羅乃瓊九連河防。接崗當夜，在羅敬三的周密安排下，張澤民帶著團丁張義光、張家榮等，荷槍實彈，和化裝成團丁的廖承志、羅世文、王志齊同行，以巡邏崗哨的身份，步行20多華里到達渡口。此時駐守犁轅灘的哨兵已全是赤色民團成員，他們立即帶引廖等悄悄登上早已等侯在河邊的一隻小船，迅速划過東河，再步行25里，終於在板廟子與紅四方面軍派來的聯絡員接上頭。廖承志等順利到達川陝革命根據地的首府――巴中，把中央指示和密碼電報破譯法交給了紅四方面軍。
1934年舊曆正月十五鬧元宵，傍黑，華蓋寺張澤民民團忽然被國民黨正規軍包圍，民團所有成員均被繩捆索綁，押到院壩跪下。一個頭目訓話說：“羅團總是通匪的，趕快把內情說出來好放你們回去，否則就弄去墜河。”原來是羅敬三的對頭田志成、田熬、彭述堂等又一次告發羅“明（民）團暗匪，”包圍華蓋民團的也正是羅乃瓊的部屬。民團成員當夜被押往閬中。
在解除華蓋民團武裝的當天，羅敬三尚在蒼溪縣城參加縣保全團會議。當毛克書受命派4名士兵去縣城抓捕羅敬三時，羅正在茶館吃茶。來人問：“你是羅團總嗎？”答：“本人正是羅敬三。”“噢，羅司令（羅乃瓊）請你走一趟。”羅敬三見來者不善，給身旁警衛員遞一眼色，說：“那好，快去房內取我的煙匣來，讓弟兄們燒足了煙再走。”寒暄一陣又說：“兄弟們稍候，我去看看警衛怎么還沒把煙匣拿來？”那幾個傢伙還打著呵欠等著過菸癮，羅敬三已乘機從後門溜走，當夜在牛義林夫婦掩護下渡過嘉陵江逃往潼川縣避難，潼川縣長李子儀與羅敬三是“乾親家”，因之盡力掩護，羅改名李敬之，一直住在他家。
華蓋民團成員在閬中被審訊了三個多月，雖嚴刑逼供，可這100多名“囚犯”竟沒有一人招供。羅敬三雖身居異地卻時刻惦記著民團成員的安危，後經營救，幾個月後民團成員被無條件釋放。不久紅軍解放了王渡、煙峰，民團成員大都參加了紅軍和蘇維政權工作。可惜一些在監獄劫後餘生的戰士卻沒有逃脫張國燾的“肅反”黑浪，李斌、張澤民、張宗榮、李榮生、侯正方、趙魯平、羅茂修、孟曉川等都慘遭殺害。
羅敬三一心嚮往蘇區，曾流露過去巴中的想法，但一直未能成行。他隱姓埋名，在外顛沛流離達數年之久，直到1936年局勢稍有緩和才回到蒼溪。此時家中已不見往日的豪華，但他卻敝帚自珍，甘為田舍郎。他說：“順乎天理，合乎潮流，與時代同步，這不是沉淪，而是崛起。路是我自己選擇的，不僅現在不悔，將來也不悔。”1938年，他特別鍾愛的獨生子羅以興患肺癆不幸去逝。羅敬三悲痛之餘，將其孫取名“羅又興”，意在讓其繼承父志。後又興果不負父輩期望，不僅上了大學，也加入了光榮的共產黨。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了，羅敬三和全國人民一起分享著革命勝利的歡樂。當年參加紅軍的民團成員和游擊隊員曾先後返鄉，他們當中有的已是解放軍的將軍和高級領導幹部，都一一去拜望他。當地黨組織對他也給予了儘可能的關懷，羅先生對此無比感激。
羅敬三先生於1954年病逝。
（原載《縱橫》1991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