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傑芬頓和他的馬車國籍：英國
簡介：19世紀40年代，芬頓放棄法律專業，決心當一名畫家，相繼師從皇家學院的查爾斯·盧西(CharlesLucy)和巴黎浪漫主義畫家保爾·德拉羅什(PaulDe－laroche)門下。1851年，芬頓再度做出重大抉擇，從繪畫轉向攝影。1852年他就成了俄國克里姆林宮雇用的第一位攝影師，1853年又得到大不列顛博物館的邀請拍攝一批寫實照片。他主持創建了皇家攝影協會的前身———“攝影協會”，還涉足風景和建築攝影領域，很快引起了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和艾伯特親王的注意。 在艾伯特親王的幫助下，芬頓被派去拍攝克里米亞戰爭的“寫實照片”(documentaryPictures)。
拍慣了風景的芬頓把鏡頭瞄準了戰爭，用當時笨拙的攝影設備，冒著生命危險將這一人類最酷烈的相互敵對行為以攝影作品告之公眾。那時的攝影技術還無法拍攝動作畫面，所以他的大部分照片都是有關戰地後勤的靜態場面，也有一些謹慎擺拍的軍官集體照，其中人物在炮火和恐懼蹂躪下的蒼白臉色令人印象深刻。芬頓的攝影作品後來由資助他去拍攝照片的出版商以像冊的形式成套發售。
芬頓在事業進入高峰期時開始嘗試更高的挑戰，拍攝一些難度更高的攝影作品。但1862年，在沒有任何原因和徵兆的情況下，芬頓突然出售了所有的攝影裝備和底片。7年之後芬頓去世，年方半百。 泰特美術館此次的展覽涵蓋了芬頓各個時期的作品。
雖然芬頓的攝影生涯前後不過持續了十年，但他開創性的成就在攝影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頁。 羅傑.芬頓1855年對克里米亞戰爭展開記錄。
僱傭芬頓的是《倫敦圖報》和英國戰爭局，他們給這位一直從事風光攝影的攝影師簽署了通行證，將他派往了戰場，要求其必須拍攝一些積極的畫面回來安撫國內的不安情緒。另外一方面，也是由於笨重且落後的攝影器材的限制，這使得芬頓的照片裡沒有真正的戰爭，士兵們都在鏡頭前擺出英雄一樣的姿勢，戰場也被拍成了優美的風景畫。一位軍官看到發表在《倫敦圖報》上芬頓的作品，發出感慨：“與現實完全不一樣，一切都很平靜，很溫和的態度，沒有煙，沒有塵。”不過，我猜想芬頓對待“戰地攝影”的態度和現代人完全不一樣，他本身就是拍風光攝影出身，那時候的人也沒有那種要“目擊大事”的歷史責任感，他對戰爭的攝影記錄其實目的很單純，他給家人的書信里多次提到腐爛的屍體等恐怖的場面，記述非常詳盡，但是看樣子，似乎他把文字和攝影的功能區分得很清楚，文字用以描述現實，照片則來表達情感。
下面就是所謂的死亡幽谷謎團，羅傑.芬頓最為著名的一幅作品是《死亡的幽谷》（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也是他作品中為數不多能讓人體會到戰爭的殘酷的照片。
但是除去我們通常所見的那張，《死亡的幽谷》實際共有兩張照片，作者站在同一個角度在不同時間內拍攝的。
這是人們常見的那張，在山谷中到處散落著炮彈
另一張卻空蕩蕩的，炮彈堆積在溝里而不是路面上。
當後一張照片被披露出來之後，估計大家都有一種發現了假照片的興奮感，因為連蘇珊桑塔格都這么認為，在《關於他人的痛苦》一書中，她指出，芬頓將炮彈置於路上，那張有炮彈的照片是擺拍的。這種推斷似乎合情合理，因為，努力突出戰爭的殘酷，是很多戰地攝影師的目的，也滋生了很多不良行為。
但是著名的紀錄片導演埃羅爾.莫里斯（Errol Morris）卻不認同，他對這個問題窮追不捨，在自己的部落格上寫了很長的一篇名叫《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文章，他發出質疑：“桑塔格如何能夠對一百多年前的拍攝行為進行判斷呢？”，莫里斯翻閱了芬頓當時的給妻子寫的信，他在信中曾談到了這個場景，如果芬頓沒有給妻子撒謊那就不是擺拍的。莫里斯訪問的專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構想，當時炮彈都是要回收的，因此路面有炮彈的是先拍的，不是擺拍，後面一張則是炮彈被回收到了路邊。此外還有一個可能，路總是最終要讓人通過的，總要清理一下戰場好讓馬車通過吧。
這個故事，這個謎團，挺深的。是的，我們憑什麼對羅傑芬頓的行為進行推斷呢？我們對戰爭攝影的態度恐怕早就模式化了吧？如果芬頓沒有把無炮彈的山谷那張照片藏起來，為什麼廣為流傳的只是那張有炮彈的呢？
埃羅爾.莫里斯部落格的開頭引用了一首艾略特的詩，挺不錯的：
在觀點與現實之間/在動機與行為之間/是陰影。。
原文是：
Between the idea
And the reality
Between the motion
And the act
Falls the Shadow…
Falls the Shad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