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1937年，盧卡斯生於華盛頓的雅奇馬。
1955年，盧卡斯從西雅圖的羅斯福公立學校高中畢業。世界頂級學府芝加哥大學給予他獎學金，但芝加哥沒有工學院，從而終止了他做工程師的夢。
在那個時候，熱門專業是學物理，但盧卡斯對此沒有興趣。真正令他激動的是芝加哥學院的人文科學，如西方文明史和知識的組織、方法及原理。這些課程中的一切對他都是新的。他選修古代史序列，並且變成主修歷史。在芝加哥大學，盧卡斯讀到了比利時歷史學家亨利·皮倫尼，他記述了羅馬時代的終結，並強調面對政治大破壞時，人民的經濟生活的連續性。對此，盧卡斯印像深刻。1959年，盧卡斯在芝加哥大學本科畢業，獲得歷史學學士學位。
羅伯特·盧卡斯 後來，盧卡斯由於獲得了一項伍德羅·威爾遜博士獎學金，而進入加州大學攻讀歷史專業研究生。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他選修了經濟史課程，並旁聽經濟理論課。從那時起，他開始對經濟學產生濃厚的興趣。他決定改學經濟學，並因此回到了芝加哥大學，並於1964年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 。
1963年，卡內基工學院（現在的卡內基——梅隆大學）的工業管理研究生院提供給盧卡斯一個教職。盧卡斯在卡內基工學院的第一年，花了不少時間學習動態系統和在時間過程中最佳化的數學，並設法看一看這些方法如何可以最好地用於經濟問題。那幾年，卡內基——梅隆有一群傑出的經濟學家對動力學和預期的形成有興趣，盧卡斯也是其中之一。他在那時與雷納德·萊普英合作進行項目研究，他還與愛德華·普里斯科特合作完成了一個不完全競爭產業的動力學的理論項目。並寫了一篇《不確定下的投資》的文章。在此期間，盧卡斯的經濟動力學的全部觀點逐漸成形。
以後，盧卡斯又對薩繆爾森的一個貨幣經濟的交叉各代模型產生興趣。他的觀點集中反映在1970年完成、1972年發表的《預期和貨幣中性》的文章中。這篇文章是他的代表作，貨幣中性是他獲得諾貝爾獎的演講主題之一。1995年5月，在明尼亞波列斯聯邦準備銀行的贊助下，還為此文專門組織了一個25周年的紀念會。
1974年盧卡斯回芝加哥教書。1980年成為芝加哥的約翰·杜威有優異貢獻教授。
1995年10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把該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羅伯特·盧卡斯，以表彰他對“理性預期他假說的套用和發展”所作的貢獻。他的研究，“改變了巨觀經濟的分析，加深了人們對經濟政策的理解”，並為各國政府制訂經濟政策提供了嶄新的思路。
盧卡斯從70年代初起，率先將理性預期假說成功地運用於巨觀經濟分析，開創並領導一個新的總量經濟學派——理性預期學派，或新古典總量經濟學派。直到獲獎前，盧卡斯在巨觀經濟模型構造、計量方法、動態經濟分析以及國際資本流動分析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理性預期，是指經濟當事人為了避免損失和謀取最大利益，設法利用一切可以取得的信息，來對所關心的經濟變數在未來的變動狀況作出儘可能準確的預計。
羅伯特·盧卡斯的著作主要包括：《理性預期與經濟計量實踐》（合作，1981年）、《經濟周期理論研究》（1981年）、《經濟周期模式》（1987年）、《經濟動態學中的遞歸法》（1989年）。他的論文比較多，除了上文中提到的之外，主要還包括：《1929——1958年美國製造業中勞動力與資本的相互替代》（1964年）、《最優投資政策與靈活加速器》（1967年）、《調整費用與供應理論》（1967年）、《實際工資、就業與通貨膨脹》（1969年）、《投資與不確定性》（合作，1974年）、《經濟計理政策評估：一項評論》（1975年）、《論商業企業的規模分布》（1981年）、《純粹貨幣經濟中的均衡》（1980年）、《托賓與貨幣主義：評論文章》（1981年）、《最佳化投資與理性預期》（1981年）、《資本缺乏經濟中的最優財政與貨幣政策》（合作，1983年）、《金融理論中的貨幣》（1984年）、《流動性與利息率》（1990年）、《論效率與分配》（1992年）、《有效就業保障簡化模式中的效率與均等》（1995年）等。
學術研究
理論基礎
盧卡斯早期的學術成果是創立總量經濟學的動態分析基礎，但這個理論的創立過程似乎給人一種“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感覺。當年盧卡斯與他在卡耐基·梅隆的好友、後來在賓夕法尼亞大學任教的愛德華·普雷斯科特（EdwardPrescott）試圖解決不完全競爭下有關產業經濟學的問題，然而後來的失敗導致他們最終放棄了這個項目。但在做這個項目的兩三年中，盧卡斯深刻學習了一般均衡、泛函分析、機率論，並掌握了各種動態最佳化方法，結合平時與普雷斯科特的討論內容，他發展出一套分析總量經濟學的動態方法。搞經濟學的人都知道，直到1960年代，經濟學模型都基於若干靜態的等式，一個表示消費，一個表示投資，一個表示生產等等，經濟學家的分析局限於靜態，或者只能通過將若干個不同的參數帶入模型呆板地比較模型結果。但實際的經濟生活是連續的、有時間概念的，不同時間階段的經濟狀態是相互影響的，今天多消費一些，明天就只能少消費一點，今天投資得越多，明天的回報就會越高，承受的風險也會隨之增大。從而每一期在當期的條件限制下做得最好並不等同於整個一段時間做得最好，因此有必要在經濟分析當中引入動態規劃及最優控制方法。而這方面，盧卡斯與南希·斯托基（NancyStokey）合著的《經濟動態的疊代方法》一書堪稱經典。
理性預期假說
在盧卡斯眾多學術成果之中，影響最大的非“理性預期假說”莫屬，他所屬的學派也叫理性預期學派，這個學派本來是芝加哥大學一個保守學派（現代貨幣主義學派）的分支，但1980年代以後迅速崛起，已經發展成為頗有影響的學派。
所謂理性預期，是指各經濟主體在做出經濟決策之前，會根據掌握的各種信息對與當前決策有關的經濟變數的未來值進行預測。這種預期影響經濟中所有參與者的行為，並對經濟活動產生重大影響。
最初始的理性預期理論的假設是約翰·穆斯（John Muth）1961年在一篇題為《理性預期和價格變動理論》的文章中，最早提出了“理性預期”的概念。
盧卡斯對理性預期假說進行了深化，並把它作為工具分析了巨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問題，提出著名的“盧卡斯批判”——在個人和企業進行理性預期條件下，政府巨觀經濟政策無效。這一觀點對奉行國家干預政策的凱恩斯主義給予了沉重的打擊，也被稱為是理性預期革命。
在理性預期假設的基礎上，盧卡斯對總量經濟學進行了全方位的顛覆和重建。對社會總需求、社會總供給、貨幣、通貨膨脹、經濟周期等重要的巨觀經濟概念重新定義。
比如在貨幣理論方面，盧卡斯提出了貨幣中性理論。按照他們的定義，一切經濟活動都是根據理性預期進行的，貨幣數量的增加和減少，不影響實際的經濟變數。系統的貨幣活動，僅僅影響諸如價格水平、通貨膨脹率等名義變數。貨幣的中性，使得政府的貨幣活動和財政活動失效，實際的經濟變數，只由經濟中的實際因素（技術條件、人力資本等）決定。
盧卡斯的另一個重要批判是針對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線（失業與通貨膨脹之間的一種相互替代的關係）。按照理性預期學派的觀點，失業，作為一種實際的經濟變數，是由諸如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係、生產的技術條件、經濟技術結構等實際因素決定的，而與貨幣數量及價格水平沒有關係。
理性投資
盧卡斯對投資理論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他和普雷斯科特合作的《不確定條件下的投資》一文中。盧卡斯和普雷斯科特構造了一個分析競爭性行業的局部均衡模型。他們假設，行業由使利潤貼現之和最大化的無差異廠商組成，生產所需的唯一投入是資本。由於實物投資存在調整成本，因此廠商的最優決策是使其實際資本存量緩慢調整到與其意願資本存量相等。在該模型中，資本具有不變價格，對廠商產出的需求服從已知的馬爾可夫過程。行業產出的價格取決於需求和行業供給，行業供給取決於資本存量。均衡實現時廠商選擇的行業資本存量路線必須使由該路線確定的產品價格與廠商的預期價格相等。因此，該模型中的均衡是一種理性預期均衡。
盧卡斯和普雷斯科特根據福利經濟學定理考察計畫者問題時發現，計畫者問題的解所決定的行業資本存量的馬爾可夫過程，收斂於一個唯一的不變機率，從而為構造相應的經濟計量方程提供了依據。
這篇文章的最大貢獻在於，提出了一種證明不確定條件下理性預期均衡的存在性和唯一性的方法，這一證明方法在以後被廣泛採用。
經濟周期
盧卡斯在《預期與貨幣中性》一文中最先提出了一個貨幣經濟周期模型，並在後來的一系列文章中對該模型做了一些擴展和補充。經濟周期理論是總量經濟學中分歧最大的一個領域。形成經濟周期的根源是什麼？經濟周期的性質即經濟周期是外生的還是內生的？對這些問題，不同的學派有不同的理解。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派都認為，經濟周期的根源在於需求方面，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則認為供給衝擊特別是生產率衝擊是造成經濟波動的根本原因。關於經濟周期是外生的還是內生的這個問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派認為，經濟波動是由經濟的內生力量決定的，經濟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則認為，經濟本身是穩定的，產出波動是外生衝擊造成的結果。
盧卡斯在《預期與貨幣中性》一文中最先提出了一個考察菲利普斯曲線的市場均衡分析框架。在盧卡斯之前，弗雷德曼和菲爾普斯曾分別指出產出與通貨膨脹二者之間不存在長期的替代關係，貨幣政策不具有長期的產出效應。但由於他們採用的是適應性預期假定，因此他們認為二者在短期記憶體在替代關係。盧卡斯發展了他們的觀點，認為在理性預期條件下，二者即使在短期也不存在穩定的替代關係。
為了理解不完全信息的作用，先考慮完全信息條件下市場的均衡。假定年輕人知道在他的隔離市場上賣者的數量即同齡人的數目，由於在每個市場上的現期名義需求相同，年輕人可以根據他所處市場上的名義價格推斷出兩個市場的相對價格。假設他所在“島嶼”的產品價格相對較低，則意味著該“島”的預期通貨膨脹率相對較高，因為他在下期將購買商品的預期價格與年輕人的現期配置無關。假定替代效應占優勢，則該“島”每個年輕人供給的勞動相對較少，從而使該“島”的產品售價上升。類似的分析表明，如果不存在貨幣供給增長的隨機性，則貨幣量的波動也不影響實際產出。在完全信息條件下產出與通貨膨脹之間沒有關係。
現在假設信息是不完全的，根據市場出清假設，每個市場上的價格取決於供給與需求的相互作用。當供給者發現名義價格較高時，他無法確定價格高是由於賣者少（第一種隨機性）還是由於貨幣增長率高（第二種隨機性）。他們的最優估計是，實際價格是名義價格的遞增函式。這對兩個市場都適用。因而在不完全信息條件下，貨幣量的快速增長既產生通貨膨脹又產生高產出，菲利普斯曲線是存在的，但它並不能為政策制定者所用。
在盧卡斯看來，周期的根源在於外生的貨幣衝擊，周期的傳導機制是信息不完全。該模型的缺陷在於，由於模型假設經濟時刻處於均衡狀態，因此貨幣衝擊造成的產出波動的持續時間將非常短，從而不能解釋就業和產出的持續波動。為此，盧卡斯在《一個經濟周期的均衡模型》一文中，引入了信息滯後和實質資本兩個因素，對初始衝擊的持續影響做了進一步的解釋。信息滯後說認為，即使是過去的相關信息也不能完全為人們所了解，從而人們不可能做出正確的預期，這樣波動就會持續存在。現在，信息滯後說已成為貨幣經濟周期理論的標準解釋。
增長理論
盧卡斯在增長理論方面的重要貢獻體現在他的一篇為新增長理論的產生奠定基礎的開創性論文——《論經濟發展機制》中。文中揭示了新古典增長模型的經驗缺陷（即不能解釋國家之間收入水平和增長率的巨大差異），提出了兩個內生增長模型。
第一個模型是人力資本外部性模型。在模型中，人力資本增長率是非工作時間的線性函式。人力資本投資所產生的收益沒有全部被投資者獲得，投資具有正的溢出效應。由於存在人力資本的外部性，經濟中最優產出增長率高於均衡增長率。另外，整個經濟的生產具有規模收益遞增的性質，經濟可以實現內生的增長。如果不存在人力資本的外部性，經濟甚至將以更高的增長率增長。這一結論很重要，它意味著增長的發動機是內生的人力資本投資而不是外生的技術變化。人力資本外部性模型可以解釋各國持久收入的差異，但不能解釋增長率的差異。由於人力資本具有正的外部性，相同技術水平的工人在人力資本平均水平較高的國家中獲得較高的工資，因此該模型解釋了存在著人口從開發中國家向已開發國家移民的強大吸引力的原因。
第二個模型是“乾中學”的外部性模型。該模型包括兩種商品和兩個國家。在模型中，學習完全外在於廠商但完全內在於生產國；一種商品的生產率比另一種商品的生產率增長得更快；一國專業化於生產哪種商品完全取決於初始資源配置。如果兩種商品的替代性強，生產率增長快的那種商品的消費將比另一種商品增長更快。若且唯若兩種商品的替代性強時，專業化於生產知識密集型商品的國家才具有更高的增長率。一國開放貿易可能導致該國專業化於生產知識密集度低的商品，從而降低該國的增長率。
盧卡斯的這篇論文和保羅·羅默的論文激發了經濟學家研究增長問題的興趣，使經濟學出現了一個新的理論分支——新增長理論。盧卡斯和羅默都拋棄了新古典增長模型中關於技術外生和規模收益不變的假設，採用收益遞增的假設建立模型。由於允許資本（包含了知識）的收益不變或遞增，羅默模型認為最已開發國家可能增長最快。盧卡斯則強調人力資本在經濟成長中的關鍵作用，並界定了人力資本的外部效應。這種外部效應的存在意味著一個工人的生產率越高，他周圍的人將越聰明，這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解釋。
盧卡斯和羅默等人在經濟成長理論方面的研究使得經濟成長理論在經過20年的沉寂後得以復興。由於他們採用的新分析框架可以容納各國在基本條件方面的差異（如技術水平的差異、人力資本水平的差異），因此可以解釋世界各國在收入水平和增長率方面存在的巨大差異，得出更加合理的結論，並使增長理論更好地與發展經濟學融合起來。
學術成就
1974年盧卡斯回芝加哥教書。1980年成為芝加哥的約翰·杜威有優異貢獻教授。1995年10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把該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羅伯特·盧卡斯，以表彰他對“理性預期他假說的套用和發展”所作的貢獻 。他的研究，“改變了巨觀經濟的分析，加深了人們對經濟政策的理解”，並為各國政府制訂經濟政策提供了嶄新的思路。
論文著作
主要著作
《理性預期與經濟計量實踐》（合作，1981年）
《經濟周期理論研究》（1981年）
《經濟周期模型》 （1987年）
《經濟動態學中的遞歸法》（1989年）
主要論文
他的論文比較多，除了上文中提到的之外，主要還包括：
《1929——1958年美國製造業中勞動力與資本的相互替代》（1964年）
《最優投資政策與靈活加速器》（1967年）
《調整費用與供應理論》（1967年）
《實際工資、就業與通貨膨脹》（1969年）
《投資與不確定性》（合作，1974年）
《經濟計理政策評估：一項評論》（1975年）
《論商業企業的規模分布》（1981年）
《純粹貨幣經濟中的均衡》（1980年）
《托賓與貨幣主義：評論文章》（1981年）
《最佳化投資與理性預期》（1981年）
《資本缺乏經濟中的最優財政與貨幣政策》（合作，1983年）
《金融理論中的貨幣》（1984年）
《流動性與利息率》（1990年）
《論效率與分配》（1992年）
《有效就業保障簡化模式中的效率與均等》（1995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