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製總理遺言
總理遺言1976年1月8日，巨星隕落，在病房與病魔鬥爭了半年的周恩來與世長辭。這位擔任了二十多年共和國總理的黨內元勛，本應享有國葬的待遇。然而在不正常的政治空氣下，僅僅舉行了一個極為簡單的遺體告別儀式，就連告別儀式上致悼詞的鄧小平，也在儀式結束後事實上無法進行工作。各大報紙上，懷念總理的文章在指令下被壓縮，世界各國發來的唁電被要求合併、縮小字號，甚至於報紙的頭條都被“反擊右傾翻案風”、“教育革命”等有意占據。十里長街送總理，也在極為壓抑的氣氛下進行 。
1976年2月5日，杭州的幾個熱血青年聚會，議論起了新聞報導的周總理要求“把骨灰撒到海里”的遺囑。“總理遺囑就一句話嗎？肯定有別的指示被封鎖了”有人說著情緒就變得激動起來。23歲的青年工人李君旭就是其中的一員。他也強烈地認為，當時那種黨和國家都處於險惡境地的危難時刻，知道自己即將離開這個世界的總理肯定是憂心如焚的，他不可能不留下遺言，他更不會在自己撒手人寰時對全國人民失語。但事實上，根據各種記載，處於病重之中的周總理確實沒來得及留下什麼遺言。
想著總要做點什麼的李君旭，在經過幾天的思考之後，一個極為大膽的念頭在腦海中誕生了，“遺言！寫成總理訣別信的口氣！”。有了想法，便立刻動起了手來。23歲，如此年輕，還是一個工人，有人不免懷疑，他能模仿出總理的口氣寫出遺言嗎？事實上，李君旭儘管是個工人，但熱愛文學，後來還得過全國報告文學的獎項，父母也是知識分子。並且，他炮製總理遺言還非常用心，蒐集了大量周總理的講話、報告，以及別人寫周總理的文章，仔細閱讀仔細揣摩。還找來了任弼時去世時的追悼會紀念冊，參考胡志明了遺言。他這份炮製的遺言中，還加入了總理委託鄧小平致悼詞，撒骨灰等細節。甚至還特意把新聞中說的“骨灰撒到海里”改為“撒掉”這種簡練的用法。
遺言原文
周總理主席、中央及政治局同志：
我動一次手術以後，病情雖有短期的穩定，自下半年開始，癌症已廣泛擴散，雖然還好，但離開見馬克思的日子卻實不太遠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匯報一下近來一些想法：
患病期間，主席對我親切關懷，使我十分激動，主席年紀大了，要注意身體，有主席為我們的國家和黨掌握，是全國人民的莫大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這些日子以來，主席在遵義會議期間和我談話的情景總是歷歷在目……百感交集。不能再為主席分擔工作，我十分難過，為了我們國家和人民的前途，主席要多保重。
洪文同志幾年來，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解決問題上，提高都很快，對此我極為高興，我們黨後繼有人，洪文同志今後要多抓全面性的問題，處理還要果斷，為黨多做工作。
朱德同志和葉劍英同志年紀已高，要鍛鍊身體，當好主席的參謀，具體分工可以擺脫些，但你們所處的地位，仍然是舉足輕重的。我們是一輩人，要以高昂的戰鬥姿態，保持革命的晚節。
小平同志一年來，幾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別是貫徹主席的三項指示，搞得比較堅決，這充分證明主席的決定是正確的，要保持那么一股勁，要多請示主席，多關心同志，多承擔責任，提口號要注意，要考慮到長遠的影響，今後小平同志的壓力將更大，只要路線正確，什麼困難都會克服。
春橋同志能力強，國務院的工作，小平、春橋要多商量。
同志們，長期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顧自己所走的道路，在這曲折的道路上，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那些在我們前頭倒下去的先烈，我們是倖存者。
1926年我和惲代英同志分別時，他說："當中國人民都過上幸福的生活時，我們活著的人，一定要到死去的同志墓前告訴他沒有白死，死者會聽到自己同志的聲音的。"第二年他就犧牲了，多少年來，我總是想著用什麼向他們匯報呢？……在這彌留之際，回顧先烈的遺言，對照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我為自己未能多做一點工作而感到內疚。
但是展望文化大革命後，我國人民沿著毛主席革命路線前進的宏偉前程，展望在二十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具有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的壯麗前景，我充滿了必勝的信心。死，對共產黨人來說算不了什麼，因為我已把生命交給了人民的事業，而人民的事業是永存的。唯遺憾的是我不能和同志們一起前進，加強工作，補回失去的時間，為人民服務了。
同志們一定要將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關於我的事，我向中央要求：
1. 我的病情發展概要，告訴全國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測。
2. 追悼會主席不要參加，會力求簡單，請洪文同志主持，請小平同志讀悼詞。
3. 骨灰不必保留，撒掉。
永別了，同志們。
周恩來 1975.12.19
除此之外，還有一封簡訊，是給鄧穎超的。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共產黨員，一起戰鬥五十多年了，我相信你一定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學習，要教育好孩子們，當好普通一兵。
戰友 周恩來 1975.12.28
傳抄與追查
當李君旭將這份“遺言”出示給他的幾個朋友，並謊稱這是抄自“某油印稿”時，他的朋友們立刻就被震撼了，進而相信這確實是周總理的遺言。於是，類似文革時期眾多私密流傳的手抄小說，這份“總理遺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傳播開了。它二月中旬在杭州出現，幾天內風靡全城。它藉助著中國人傳統的親朋好友之間頻繁的感情聯絡，藉助著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郵政渠道，到三月底，四月初已經傳遍了大半箇中國。除西藏、新疆這些偏遠的省份之外，各地均有成千上萬計的抄本。甚至還有十多家外國及香港的廣播電台播發了這個遺言的訊息。
人們興奮、激動，又有幾分緊張，就象在暗夜中發現了火光。在人們被壓抑得窒息的時候，“遺言”是安慰也是希望。在並肩而行的腳踏車上，人們交頭接耳；在家庭的餐桌上，人們輾轉相抄。即便是在旅途上，陌生人之間一談起時局，一談起遺言，也會像磁石一樣立即引為知己。
然而，這份力挺鄧小平的遺言也引起了當權派四人幫的極大恐慌。北京高層很快就注意到了這股異乎尋常的風潮。事情很快被定性為有蓄謀的“反革命謠言”。從北京向各地發的緊急電話通知說，要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徹底的追查與收繳。凡看過、抄過、傳過“遺言”的，一律要受到盤問。
在東北某省的某個文化局內，局長大人親自坐鎮，召集幾十名幹部訓話，限令當晚二十四點前一定要查出本局出現的“遺言”是從哪兒來的，不然一個都不準回家；在北京的某所大學，“工、軍宣隊”命令所有的學生都交一份書面保證，講清楚自己同“遺言”有關的一切情況。連理髮的師傅，都因涉嫌傳播謠言而挨了批鬥。
但傳播的速度實在太快了。公安部門使出了十八般武藝，調動了現代化的偵破技術來對付不知從哪裡冒出來的眾多的“新生反革命分子”。僅在不大不小的安徽省就查出六千九百三十五份，以後收繳上來的又有三千零二十八份，神州大地，一時間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而對最初的謠言，在幾天之內就定位在了杭州城。李君旭很快被查到，並同時牽連到了他的幾個朋友及他們的父母一共7人。經過一系列審查之後，都被定性為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現行反革命，判處死刑。幸好四人幫倒台，死刑還沒來得及執行。他們就被平反了，因為這是屬於“反四人幫”的行為。李君旭被教育“製造謠言是不對的”後，也被釋放了。
以上，就是這次“總理遺言”案基本的來龍去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