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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黃炎培的兩封信給黃炎培[1]的兩封信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二十六日)
一
毛澤東
八月二十四日
二
任之先生:
八月二十四日大示敬悉，很高興。民建此次聲明，不但是對白皮書的，而且說清了民族資產階級所以存在發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論，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動性，極有利於今後的合作。民建辦事採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種方式，看似緩慢，實則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後的事情就好辦了。
謹致祝賀!
毛澤東
八月二十六日
根據手稿刊印。
注 釋
[1]黃炎培（一八七八――一九六五），字任之，江蘇川沙（今屬上海市）人。當時是中國民主建國會主要負責人。
[2]指中國民主建國會在北平的發言人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四日發表的駁斥美國白皮書的聲明《加強內部團結和警惕，答告美帝好夢做不成》。聲明指出：美國國務院發表<美國與中國關係>的白皮書是為了掩蓋失敗，欺騙人民。白皮書所提的發展“民主個人主義”的好夢是做不成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基本利益的矛盾決定了它對一切帝國主義（包括美帝國主義在內）的態度，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會變成美帝發展“民主個人主義”的資本或條件。只有新民主主義才是它唯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
論參政黨理論建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多黨合作實踐中產生、完善和發展的中國特色政黨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以民主黨派建設與參政規律為研究方向的參政黨理論,則是中國特色政黨理論的一個重要領域,一個不可或缺的分支學科,是一個亟待加強和進一步完善的領域和學科。為什麼要開展參政黨理論研究,如何認識參政黨理論建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我們在學習與研究中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參政黨理論建設似乎是一個新的命題,實際上在我國政黨制度形成期間,這一課題就已經提出來了,最先提出這一課題的就是新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1949年8月24日,正在第一屆人民政協會議籌備期間,毛澤東在《人民日報》上讀到中國民主建國會發言人針對美國國務院《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發表的嚴正聲明《加強內部團結和警惕,答告美帝好夢做不成》,當日致函民建負責人黃炎培說:“民建發言人對白皮書的聲明寫得極好,這對於民族資產階級的教育作用當是極大的。民建的這一類檔案(生動的、積極的、有原則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當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動性,而這種主動性是一個政黨必不可少的。”8月26日,毛澤東又給黃炎培寫信指出:“民建此次聲明,不僅是對白皮書的,而且說清了民族資產階級所以存在發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論,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動性,極有利於今後的合作。”
毛澤東的這兩封信函在中國政黨合作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民主黨派理論這一重大課題,提出了民主黨派思想理論建設的要求和方式,並把建立民主黨派理論的重要意義提升到建立民主黨派主動性和發展多黨合作的戰略高度來認識。1994年,作為當事人之一的民建中央主席孫起孟著文重溫毛澤東的這一重要論述,感慨萬千,他說:“在經歷了社會主義革命的風風雨雨,特別是參加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以後,重溫毛主席的指示有了較之過去清醒得多、深刻得多的認識。其中最主要的是對民主黨派理論建設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認識。”他指出:“主動性是一個政黨必不可少的基本性能,是一個政黨能否保持和增強生命力的關鍵所在。”這位曾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的內容寫進《憲法》作出貢獻的老一代黨派負責人,一直不忘毛澤東的指示,長期堅持思考和研究民主黨派理論建設問題。《孫起孟文稿選編》中有7篇講到理論建設。孫老深有體會地說:“民主黨派的理論建設並不難,其實質就是把民主黨派的實踐經驗加以總結,使之帶有條理性、結合性,上升到理論。這種理論事實上民主黨派已經在做,只是還沒有把它擺在應有的重要位置上,工作還不系統,還不夠自覺,與實踐本身相比還落在後面。”這一點是十分中肯的。
客觀地說,真正意義上的參政黨理論研究是從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開始的。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過程中,非常重視中國特色政黨理論建設,宣布各民主黨派是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並把多黨合作的基本方針由“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發展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十六字方針,極大地調動了各民主黨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使各民主黨派工作獲得了新的生機與活力。鄧小平非常重視民主黨派參政的制度化建設。1989年1月2日,鄧小平在一位民主黨派成員的建議上批示:“可組織一個專門小組(成員要有民主黨派的),專門擬定民主黨派成員參政和履行監督職責的方案,並在一年內完成,明年開始實行。”
根據這一批示,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經與各民主黨派協商,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1989]14號檔案),成為新時期中國多黨合作的綱領性檔案和共同行動準則。這一檔案科學地闡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黨制度的理論原則、方針政策和重大措施,其中最大的理論貢獻是首次提出“參政黨”的概念,確立了民主黨派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參政黨”地位,賦予了各民主黨派“一個參加三個參與”即參加國家政權,參與國家大政方針和國家領導人選的協商,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參與國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執行的重大職責和光榮使命。這就為參政黨理論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14號檔案的指引下,我國多黨合作事業蓬勃發展,參政黨建設不斷加強,參政黨理論體系的框架初步形成。
進入新世紀新階段,面對國際國內形勢的深刻變化,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著眼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繼往開來,與時俱進,進一步加強中國特色政黨理論建設,包括參政黨建設,以理論創新引領多黨合作事業的創新,經過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充分協商,先後制定頒發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2005]5號檔案)、《中共中央關於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2006]5號檔案)。這兩個5號檔案,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政黨理論,對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原則、內容、方式和程式作出了科學規範,進一步完善了對民主黨派性質、地位、職能、作用等重大問題的表述,對支持民主黨派自身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是指導新世紀新階段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實現制度化、規範化、程式化的綱領性檔案,也是引領參政黨理論建設的重要指針。檔案進一步明確了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有利於擴大各界人士有序的政治參與,拓寬社會利益表達渠道,促進社會和諧發展;進一步概括了我國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必須堅持和遵循的重要政治準則,這也是開展參政黨理論研究的準則;進一步強調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把發展作為各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第一要務,把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上來;進一步確定民主黨派是各自所聯繫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社會主義愛國者的政治聯盟,是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同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的親密友黨,是進步性與廣泛性相統一、致力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參政黨,是發展先進生產力、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實現祖國統一、民族振興的一支重要力量———這是我們準確認識參政黨性質、地位和作用的理論依據。兩個5號檔案提出的一系列新的理論觀點和政策思想,是我們深入開展參政黨理論研究中應該深刻理解和準確把握的指導原則。
黃炎培(18781965)
字任之，號楚南，筆名抱一。名言志。縱觀先生的一生，抱一而式，成就立言、立功、立德三不朽，成為我國近現代歷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動家、教育家、革命家和國家領導人，垂範後世。
三個“一”
“金”的人格 一個人格——“金”的人格。黃炎培先生一生都非常注重人格的培養。他1925年8月30日在《日記》中寫道，“大量容人，嚴格律己；先公後私，少言多行。”1931年8月2日《日記》中說，“但願成功何必我，大家努力莫求名。”1938年，黃炎培在《我之人生觀與吾人從事職業教育之基本理論》中說，“須得清清白白有計畫地做人”，“我恃群以生，須減少個人一切打算，對群謀儘量的貢獻。”1940年7月20日《日記》中說，“從實際得來的學問，才是真學問；從平凡方面建立起人格來，才是最高尚的人格。”1942年5月他為中華職校（渝校）題詞：“責在人先，利居眾後”。他在《吾年七十了》的自壽命詩中說：“早讀陳篇夢大同，不期寰宇兩傳烽。官從謝後言尤激，身縱潛行時用豈窮。老我舟車勤史筆，即今民物繞吟筇。心心求矩知何在，善化小私成大公。”他多次教育後輩說：“吾輩做人，務必為大眾著想，千萬不可為一己打算。利人利國，就是善；利己害人，就是惡。”他在80歲時，還“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不斷利益大眾和社會。在最後的一本書《八十年來》中，黃炎培說，“一分精神全為國，一寸光陰全為民”，其高尚的節操足俯仰天地，鑒照千古。黃炎培早年五次求婚遭拒，後來中舉人生得意，再後來參加革命遭到逮捕，險些殺頭；最後避難回來，創造事業，又受到稱譽，一生之中起伏跌宕，但都安然度過，按照他自己的話說，是“為人做事，要時刻力求上進。猶如逆水游魚，至為艱苦。是毀是譽，無甚價值，萬勿因人毀譽而憂喜。”終其一生，黃炎培為“公”不為“私”，面對人世滄桑和事業起伏，淡定從容，不為毀譽和成敗所動，真正做到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金”的人格
深沉的愛國主義者 一個中心思想——探尋救國救民之道。黃炎培是富有理性，深沉的愛國主義者。自1840年英國向中國發動鴉片戰爭打破清帝國的大門以來，1894年，日本發動了侵略中國的甲午戰爭，掀起了帝國主義深入內地和沿海瓜分中國的狂潮，接著1900年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逼迫中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親眼目睹了帝國主義的種種罪惡暴行和中華民族面臨的深重苦難，激發了黃炎培深深的愛國救國之情。他不斷地通過各種渠道探索強國興邦之道。他先是從古今中外的學說去探求強國興邦之道。18歲那年，他閱讀到嚴復翻譯的《天演論》，接受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道理，明白國家民族要生存必須努力奮鬥，自強不息。21歲那年，黃炎培參加江南鄉試中舉之後，沒有走升官發財的老路，而是毅然報考了上海南洋公學，尋找救國救民的辦法。在學校，黃炎培師承蔡元培，接受了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教育救國”的觀點，深入東南各省調查研究，又赴美國、日本和菲律賓等地作實地考察，尋求強國富民良方。然後在認真學習西方各派的教育學理論之後，提出“提倡愛國主義的根本在職業教育”，在上海成立職業教育社。1905年，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黃炎培應上海分部負責人蔡元培之召加入同盟會，從此，終其一生探索救國救民之道。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在瀋陽發動了“九·一八”事變，黃炎培立即和上海教育界、實業界人士組織了“抗日救國研究會”，積極投身到抗日救亡的運動中。1932年，日本在上海發動戰爭後，黃炎培團結上海市各界上層代表人物，發起組織“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支援前方十九路軍並維持地方秩序。1937年“77盧溝橋”事變以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黃炎培奮不顧身，義無反顧地投入了抗日活動。他接受了國民黨政府聘任為國防參議員和國民參議員，並先後幾次到南洋各地勸募抗戰公債，到處宣講團結抗戰。1939年，國民黨反動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黃炎培與其三黨三派領袖組織了“統一同志建國會”，為團結抗戰奔走出力。1941年，國民黨反動派發動了“皖南事變”，黃炎培與三黨三派領導人組織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支持共產黨抗擊第二次反共高潮。1945年，黃炎培應中共和毛澤東的邀請訪問延安，在延安的所見所聞使他看到了中國光明燦爛的未來，讓他歡欣鼓舞。回到重慶後，黃炎培撰寫了《延安歸來》，詳細敘述了對延安的觀感，初版本兩萬本，幾天內就銷售一空，成為大後方轟動一時的暢銷書。1945年，抗戰勝利以後，在中共的支持和幫助下，黃炎培團結我國民族工商界和文化教育界人士，籌組了我國一個重要的政黨——民主建國會，並作為主要負責人帶領民建會和其聯繫的民族工商業家和廣大民眾，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發動的內戰，積極支持人民解放戰爭。1949年，黃炎培參加了新中國的籌建。並以黨派領袖的身份，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政協全國委員副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等要職，積極投身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革命鬥爭。在“80自述”中，黃炎培說，“終於能在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領導下，走向新生。今後，將一心一意地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人民民眾的根本利益服務。”縱觀黃炎培的一生，其愛國主義思想始終沒有改變，高尚的愛國主義信念和行為，使黃炎培與中華民族的命運交織在一起，順應著時代的潮流，與時俱進，一直走上了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
深沉的愛國主義者
以教育為本 堅持一生的一個事業——職業教育。雖然黃炎培是一位政治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企業家、學者、詩人、書法家和倫理學家，為國家、民族和社會從很多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但是終其一生，可以看出黃炎培是以教育為本，為職業教育傾注了大量的心血。1916年，黃炎培在39歲時首次提出“職業教育”。1917年，黃炎培遠赴日本、菲律賓考察教育後於當年5月在上海創立中華職業教育社，並發布宣言及章程。同年10月，創辦《教育與職業》月刊。次年，創辦中華職業學校，為職業教育試點。並先後赴新加坡、馬六甲、吉隆坡等地調查華僑教育狀況，赴南洋、荷屬新加坡、吉隆坡、仰光等地考察教育，還到東三省及朝鮮調查教育狀況，赴菲律賓南洋等地提倡職業教育。1925年黃炎培提出“大職業教育”。1933年，在上海西郊漕河涇設立農村服務轉科，培養理論與實際兼長的農村服務人才。1934年，中華職業教育社附設機關達26處，事業涉及範圍為職業學校教育、職業補習教育、農村改進、職業指導四大類。1937年，中華職業教育社創設農學團於漕河涇，畢業生介紹於邊疆各地服務，成效顯著。1942年，黃炎培到川西北一帶考察邊地情況，著手籌辦“山村職業教育”。1946年，創辦比樂中學，對新教育思想進行實驗。1949年，寫成《中華職業教育社奮鬥三十二年發現的新生命》一文，以單行本刊行於世。1957年，80歲時，在中華職業教育社40周年紀念大會上，周恩來總理到會作《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的重要講話，黃炎培寫成中華職教社四十周年紀念詩5首。1958年，87歲，逝世前一年，黃炎培還參加立社47周年紀念大會並致辭。終其一生，黃炎培起初以極大的熱忱投入教育實踐，並在實踐中不斷完善職業教育理論，使職業教育在中國從無到有，不斷發展壯大。可以說，黃炎培主要是為教育而來，一生致力於職業教育的不斷完善，並為之奉獻了一生。
以教育為本
三個“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