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技大學教授李中清(James Lee)、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梁晨及其團隊的合作研究發現，在過去的150年中，中國的教育精英，即受過良好教育、最具優勢的職業群體有四個階段的轉化：
1865—1905年，即清政府廢除科舉之前，超過70%的教育精英是官員子弟，來自全國各地的“紳士”階層;
1906—1952年，超過60%的教育精英是地方專業人士和商人子弟，尤其是江南和珠三角地區;
1953—1993年，約超過40%的教育精英是來自全國的無產階級工人子弟;
1994—2014年，超過50%的教育精英來自各地區的有產家庭，與特定的重點高中。
這些數據來源於Lee-Campbell(李中清、康文林)領銜的中國教育精英大資料庫，這是一個“基於個人層面的、自1760年至今中國教育精英社會與地區來源的資料庫”，其中包括絕大部分清代舉人、貢生、進士和官員(1644—1911)、大部分中華民國大學畢業生和公務員(1912— 1949)、部 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學畢業生和眾多中國211工程大學的校友(1949—)。
李中清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和芝加哥大學歷史系，長期從事社會科學史研究。他從2007年開始與南大學者梁晨及其團隊合作研究中國高等教育精英群體及其社會 來源。在11月7日進行的北京論壇史學分論壇上，李中清以《中國教育精英四段論》為題首次向國內外聽眾介紹這項研究，並在會後接受了澎湃新聞的採訪。
數據顯示，寒門子弟在清代進士中的比例要明顯低於明朝，而到了晚清只占全體進士的10%左右，占貢生和舉人的20%，絕大部分的中高級科舉功名由官員子弟 掌控，這是此階段中國精英教育學生來源最顯著的特徵。民國以後，情況迅速轉變，商人與專業技術人員子弟成為教育精英的最主要來源，總體比重超過六成，在一 些私立院校甚至達到九成。
李中清表示，中華民國時期的高校學生資料相對開放和完整。民國約有18萬大學畢業生，目前他們收集了10萬份左右來自25所大學的學生記錄，其中超過8萬 份來自17所大學的記錄已經輸入電腦，供以研究。這些高校大多地處北京、長沙、福州、廣州、杭州與上海，其中包括：國立清華大學、國立北京大學醫學院、聖 約翰大學、國立浙江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暨南大學、國立交通大學、中法大學、福建協和大學等等。目前他們正在調查南京和其他地方的數據。
1953年至20世紀末的調查成果此前已經發表，有無聲的革命：北京大學、蘇州大學學生社會來源研究 一書(三聯書店，2013 年)出版。研究認為，這一階段社會上層子女壟斷教育的狀況被打破，工農等社會較低階層子女逐漸占據相當比重。基礎教育的推廣、統一高考招生制度的建立以及 重點中學的設定等制度安排推動了這種改變。
報告還表明，21世紀以來中國的精英大學中來自農民家庭的學生比例與人數均有下降，在自主招生體系中這一轉變更劇烈。但在普通高考體系中，來自藍領階層家 庭(農林牧副漁水利生產人員)的學生總體比例則相對穩定。而以蘇州大學為例，幹部子弟的情況也發生了很大轉變，越來越多的幹部是商業或企業幹部，而非傳統 認為的行政管理幹部。
作為對比，李中清分析了中國香港和美國的情況。在香港接受政府資助的八家大學，約有一半本科生來自中低收入家庭，但這不排除上層社會的家庭已經把子女送去了哈佛、劍橋;而在美國，半數精英大學生來自5%最富有的家庭。
教育精英空間分布的變化也被考慮在其中。從乾隆年間科舉晉升官員的地理分布來看，他們遍布全國，相對集中於江蘇、華北華中，在20世紀早期形成了北京天津 中心、江蘇浙江中心;從民國大學學生的家庭住址來看，中山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國立交通大學等高校的學生有較強的地域特徵;1949年以後，中國精 英大學的學生地域來源也有明顯的兼容性，在學校招生範圍內，地域覆蓋較全面。但在近幾年推行的自主招生體系中，這種兼容性似乎消失了，地域偏向非常明顯。
從家庭背景，地緣分布，不同時期的重點大學等情況，可以看出教育的公平性還很難得出。有家室有學業的家庭一般都知道讓孩子讀書接受教育對其家庭有利，而本身文化水平低，就只會看到現在即使讀大學也找不到工作，而忽視了其實大學生本身找工作比國中生，高中生更有優勢這個大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