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管易文（1896—1995），原名關錫斌、關學斌，1896年8月生於廣東省廉江（石城）縣。青少年時代，在辛亥革命的影響下，他追求光明，追求進步，於1917年考入天津直隸第一師範學校學習，開始接受革命的民主主義思想。
1919年“五·四”運動興起，他即投身於這一偉大的愛國運動的洪流。他曾與馬駿、郭隆真、鄧穎超等一起，組織“天津學生聯合會”，舉行罷課遊行，反對簽署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並參加赴京請願團，遭到反動軍閥政府的逮捕。獄中，他始終堅持鬥爭，決不屈服。在周恩來等同志的聲援、營救下，反動軍閥政府被迫釋放他和其他被捕的愛國者。出獄後，他於同年秋參加了以周恩來同志為首組織的“覺悟社”，繼續為宣傳民主與科學的進步思想，為反帝、反封建、反軍閥的鬥爭，進行了不懈的努力。
同年底，為尋求救國之道，他與徐特立、向警予、惲代英等同船赴法國勤工儉學，後天1921年輾轉赴美國繼續勤工儉學，先後在愛荷華州師範學院和耶魯大學完成學業，並在底特律福特汽車公司做工和進行社會調查。1926年回國後，他先到南開大學任青年會學生部幹事。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在白色恐怖下，他前往廣州，在嶺南大學任教，繼續從事進步活動。
“九·一八”事變後，因宣傳抗日，離開嶺南。1933年起，他先後在廣西柳州墾植實驗所和青島市教育局、青島華新紗廠以社會工作者身份繼續從事宣傳抗日活動，其間，他曾赴日本考察社會教育。
鄧穎超與管易文(右1)親切交談1937年“七·七”事變後，管易文學長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愛國抗日活動和地下情報工作。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邊以教師身份做掩護，動員青年學生參加抗戰，一邊交往上層人土，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1941年3月，受黨囑託，護送多批進步青年學生赴蘇北鹽城新四軍軍部，後即留在蘇北、山東等地工作。1942年，在蘇中聯抗地區紫石縣從事教育工作。1945年，在華中建大高幹班學習。抗戰勝利前夕，管易文學長在華東軍區聯絡部交際處，除負責外國友人的接待和翻譯工作外，與國內、外愛國民主人士廣交朋友，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反共反人民的醜惡行徑。1946年春，陳毅同志在山東臨沂會見“軍調會”美蔣代表，他擔任了現場翻譯。此後，留在山東解放區，曾先後接待了張克俠、何基灃等起義將領和安置了李仙洲、王耀武、黃維等被俘人員。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後，管易文學長調任中央統戰部隸屬的接待赴任處長，負責接待知名人士和原國民黨和談代表，並受中央委託，隨同鄧穎超等同志專程護送宋慶齡赴京。圓滿完成了黨交給的任務；上海解放後，調往上海市軍管會任交際處長。1954年任上海市人民政府辦公廳副主任，上海市政協副秘書長。
他努力貫徹建國初期我黨在城市建設中制定的工作方針，為鞏固人民民主專政，迅速恢復國民經濟和發展生產，加速上海市的城市建設做出了貢獻；1958年，管易文學長被任命為國務院參事（副部級）。
1995年12月2日14時10分在北京逝世，終年100歲，他是最後一位離世的“覺悟社”成員。
人物評價
管易文學長在長達一個世紀的人生旅途中，嚮往光明，追求進步；他在加人中國共產黨近六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無論是在鬥爭殘酷、環境險惡的戰爭年代，還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始終對共產主義理想堅定不移。他擔任國務院參事以後，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學習黨的方針、政策，對參事工作認真負責，忠於職守。他積極參加參事室組織的各項活動，參加對法律、法規草案的審議和修改，對黨和政府的工作提出有益的意見和建議。他非常重視黨的統一戰線工作，與黨外人士推心置腹，廣交朋友。
管易文長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擁護黨的改革開放政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近年來，他雖抱病臥床，仍關心國家大事，關心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
他為人正直，胸懷坦蕩，生活簡樸，廉潔奉公，謙虛謹慎，虛心好學，嚴以律己，誠懇待人，始終保持著一個人民公僕的本色。
管易文學長的一生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貢獻了畢生精力，表現了高尚的道德情操。
其他相關
管易文與周恩來
管易文早年參加“五四運動”，是火燒趙家樓的學生之一，後與馬駿、諶志篤、郭隆真等人參加了周恩來組織的“覺悟社”；“覺悟社”共20名成員，其中10名男青年的名單是周恩來提出來的，關錫斌也由周恩來親自改名為管易文，代號為18，從此管易文與周恩來結下了一生的友誼。
周恩來百歲誕辰前夕，中央電視台拍攝《百年恩來》記錄片時，管易文已經是百歲老人，作為“覺悟社”最後的一位健在者，他是劇組開拍後採訪的第一人，百歲之年，老人對親人已經喪失了辨別能力，可當攝製組把總理的照片放到他眼前時，他用顫抖的手撫摸總理的照片，竟然連喊了三聲“ 音容宛在，永別難忘”——這是總理逝世那天，老人親筆寫下的悼詞，這一幕讓在場的所有人的心靈都受到了極大的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