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個現代化[習近平提出的概念]

第五個現代化[習近平提出的概念]

第五個現代化被外媒稱繼1960年代“四個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正式確定為中國國家發展的總體戰略目標,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新四化”之後,習近平2013年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設定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觀點

多維網這組文章認為:這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後的第五個現代化,是習近平等中共高層因應世界局勢,徹底實現現代化政黨轉變和長期執政的必然之途。

解讀

看看習近平對“第五個現代化”的解讀,就可以打消外界一切的猜測。他對於“第五個現代化”的解讀,在2014年2月17日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就已經向外界作了進一步的闡述。在這個面向幾乎所有中共省部級以上高層官員的會議上,習強調,“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是兩句話組成的一個整體,即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我們的方向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因此可以說,在習近平眼裡,從政治屬性來看,國家治理體系是在中共的政治領導和政策推動下治理國家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式,其本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集中體現,而並非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

國家治理體系,顧名思義,強調的是一國整個治理結構的重新架構和分工。在過去中國的國家各部門架構中,黨政不分,分工不明,機構重疊,人員臃腫的情況比比皆是。這些情況的直接後果就導致了政策的上下不暢,大量人員人浮於事。而伴隨著十八屆三中全會,就可以發現中共中央希望對這種過去式體系進行的改變。以最受關注的反腐為例,在《決定》中曾提到,要“健全反腐倡廉法規制度體系,完善懲治和預防腐敗、防控廉政風險、防止利益衝突、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任職迴避等方面法律法規,推行新提任領導幹部有關事項公開制度試點”。

在經濟問題上,以習為首的中共高層也正在用“第五個現代化”來轉變觀念。從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定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到習對政府和市場兩隻手的辯證性認識,到李克強的定向刺激,調整結構,不僅計畫經濟和西方經濟理念有著完全的不同,與以往的簡單、粗放比,也有著更為現代化的轉變。

“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統治”是21世紀世界主要國家政治變革的重要特徵,這也是當前中國變革的方向。

理解

習近平提出“第五個現代化”是現代化視野下的概念,它強調“國家治理”而非“國家統治”,強調“社會治理”而非“社會管理”,這不是簡單的詞語變化,而是思想觀念的變化。正如習近平強調的:“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體現的是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

如果說“四個現代化”所要面對的是中國長期一窮二白的現狀,旨在大力發展生產力,那么“第五個現代化”則是從上層建築的層面來減少“四個現代化”在新的階段進一步發展的阻礙。所以說,“第五個現代化”是建立在“四個現代化”基礎上的現代化。

習近平提出和強調“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現代化的含義十分明確,不僅是國家機構、官員素質的現代化,也是執政黨的現代化。“第五個現代化”回答了堅持改革總目標必須解決好制度模式選擇、價值體系建設等重大問題,是中國政治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可以預知推行“第五個現代化”將真正使中國走出以往人治的陰影,使治理國家變得文明規範,也將使中共成為全面現代化的執政黨,這是實現中國夢的關鍵。

其它現代化

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四個現代化。周恩來在報告中號召全國人民“在不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從那個時候開始,“實現四化”成了中華民族追求的目標。繼1964年中國提出 “四化”之後,鄧小平又於1979年對中國的現代化發展目標進行了重新定位,提出了到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國家的現代化。2005年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一個以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為特徵的“新四化”名詞進入了人們的視野。“新四化”被認為是中國實現1964年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同時,促進“新四化”的發展,是保持中國經濟較快發展的重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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