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賢竹雕筆筒背景介紹
這件筆筒描繪的畫面應是人們所熟悉的“竹林七賢”圖。竹林七賢之名始見於《魏氏春秋》，是指魏晉時山濤、嵇康、阮籍、向秀、劉伶、阮鹹、王戎。七人早期均新魏，並崇尚老莊，縱酒放浪花，以清高自許。《三國志·魏志·嵇康傳》稱其“相與友善，游於竹林，號為七賢”。筆筒所刻繪的情景，正是此時的寫照。但七賢們的交誼並未善始善終。隨著司馬氏集團的興盛和曹魏的衰敗，他們的政治態度逐步分裂。嵇康、阮籍、劉伶仕魏為官，不屈從於司馬氏集團。向秀在嵇康被害後，被迫出仕。阮威、山濤先後投靠司馬氏，王戎則功名心最盛，為人鄙吝，深得官場要訣，久居高位。山濤曾想拉攏嵇康投司觀氏，嵇康寫了著名的《與山巨源絕交書》，痛罵山濤 ，抨擊時政，七賢們的藝術成就也大相逕庭。劉伶一篇《酒德頌》千古傳育。阮籍工詩，嵇康擅文能詩，向秀能賦。阮鹹通樂，日常惟以弦歌宴飲而已。至於山濤、王戎僅能清言而已，未見詩文佳作。竹林七賢雖然最終分道揚鑣了，但他們早期崇尚空靈，拋開政治、隱居山林的所謂“晉風度”受到了後世知識分子的讚賞和推崇。相傳七賢所常去的竹林，位於今河南輝縣西南的竹林寺。
明清兩代的繪畫、陶瓷、雕塑常用“竹林七賢”、“對弈”、“聽松”之類反映文人雅士生活情趣的題材，進行創作，抒發自己的感情，展示自己的聰明才智和精湛的技藝，也給後人留下了許多清新的遐想。
歷史記載
自“嘉定三朱”以雕竹成名後，嘉定縣學習模仿“三朱”技藝之人，不絕如縷，竹雕作品也就成為嘉定縣的重要物產，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刊行的（嘉定縣誌）物產類中，朱纓的雕品首次被列於附錄中，而康熙十二年（1673年）刊行的《嘉定縣誌》，已將“雕刻竹品”列入物產中的一項。此後，不論乾隆七年（1742年）、光緒七年（1881年）刊行的（嘉定縣誌），民國十九年（1930年）印行的《嘉定縣續志》都把竹刻列為當地特產之一。因此，嘉定縣的竹刻由一門手工技術發展成為一門獨特的手工業而聞名於世，嘉定城也由此成為明清兩代的竹刻中心。
明末清初，嘉定派竹刻名家人才輩出，其中秦一爵、沈漢川、沈禹川等均師法朱氏刻法，以高浮雕及圓雕的刻竹技巧而聞名於世，但也有部分名家卻在繼承之餘，探索雕刻之奧妙，推陳出新，出現了以周顥為代表的平刻花紋派，以封錫祿、封錫璋兄弟為代表的竹根人物立體雕刻派，以吳之璠為代表的薄地陽文浮雕派，並且金西 更在《竹刻藝術》中認為吳之璠是朱稚征後的確良“嘉定第一名手”，其中略去了其前的秦一爵、沈漢川諸人，可謂對其推崇備至，王世襄也追隨其舅父金西 的說法，於是此說法幾成定論。吳之璠，字魯珍，自號東海道人，是活躍於清初康熙中晚期的著名竹雕刻家，工繪花鳥、人物，也擅長行、草，書風秀媚遒勁，竹刻師法“三松”，承襲朱雕刻技法，並採取北魏浮雕的技法創造出“薄地陽文”，即去地浮雕法，金元鈺在《竹人錄》認為是吳之璠最為工絕、擅長的技法。而褚德彝將之比為洛陽龍門石窟造像中的淺浮雕，其實在漢代畫像石中即已有“減地法”的淺浮雕，如山東嘉祥的武氏祠畫像石。
評價
不過，明末清初嘉定派總的竹刻藝術風格仍承襲明代朱氏高浮雕、透雕的傳統。構圖雖然簡單，造型卻極佳，雕刻也十分精細，所有邊棱部分都很圓滑，對器頂、器背以及底部均著意處理，另外，清代皇室官宦及文人對文房用具十分考究，只筆筒一項便盡圖繪雕鏤之能事，幾乎失去了其本身的使用價值，完全以工工藝品的形式出現。本文介紹的這年筆筒即為清早期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