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辦學
明代中葉，中國儒家文化發展到了巔峰，由春秋私學傳統逐漸演變的私立書院、講會制度和社團組織，是當時社會文化的重要形態。學者在社會中講學身份的高揚，是儒家人物的標誌。一些學子或因屢試不第，或無意為官，經年研習孔孟之道、經世文章，並四處遊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為童自澄、趙鴻賜和方學漸，後來被尊稱為“桐川三老”。
童自澄自萬曆年初，就立社於樅陽鎮永利寺古道巷，月三會講學，以“良知”為宗，前後歷二十餘年，至萬曆二十一年(1593)才集資籌款，選擇館址，於射蛟台下建築學館，取名“輔仁會館”。用童先生的話說：“余惟孔子之教，以仁為先，會子求仁以友，為輔仁者，人也。合天下為一人而後可語仁，故君子之當仁與天下共當之。”輔仁會館大力推舉講學興教之新風，會館主要講授性善之旨、經世之義，並首倡“心學”。一時學者如雲，名流匯聚，每會聚不下四、五百人。學風大盛，影響非凡。致方園百餘里百姓人家“貧不棄書”，誠為家訓。據記載，張英的曾祖父張淳為“輔仁會館”題扁：“江濱鄒魯”。譽“輔仁會館”為文化昌盛之地，禮義賢達之邦。還有司理周公曰：一鄉善士；工部劉公曰：化行一鄉；學台楊公曰：素行可風；撫台周公曰：高士。皆署扁於堂。致饋有差縉紳過樅陽，必臨集，父老子弟而訓迪之，可見其盛。輔仁會館後由其弟子錢至立講學二十餘年。其時，還有名儒方學漸亦於達觀山下創辦了“桐川會館”講學。兩會館既相互獨立，又相互交流、相互促進。
方學漸在《輔仁會館碑》文中說：“樅陽輔仁會館，童靜齋先生講學之所也。其地襟江帶河，在桐邑之東百二十里，舊為縣，陶士行(陶侃)嘗為樅陽令。及縣徙桐城而樅陽為鎮，商賈輳聚。”此外，方學漸還在《定夫公傳》中稱，“邑侯會稽章公”、“豫章南昌黎公”等，常問政於定夫先生，並請他出山做官，先後歷十五年之久，但童先生均“固辭不允”，日夜孜孜，講學行道，劬躬殫智而不敢自逸。
童自澄老先生心高志遠，大器晚成，在他創辦“輔仁會館”時已是六十四歲高齡，他一生潛心治學、輔人，未及形成自已的理論基礎。方學漸這樣評價他：“靜齋布衣而貧為教，不立文字，非有所震耀，驅迫也。唯一念真誠可貫金石。無論賢不肖，直提本心以醒之。用能浮於有眾，樅陽之民半出門下，江之南北鹹敬慕之”云云。童老先生弟子錢至立及其子錢澄之稱童老先生為“學宗”。
正是童自澄、方學漸、趙鴻賜相繼創辦了輔仁會館、桐川會館等書院，樅陽一地竟相成立的會、社學術團體，還有斗岡、孔川、樅川、金山，講學之風波及九華、齊山、祁閶、龍舒、廬江等地。也正是盛於明代嘉靖、萬曆年間的講學活動，才促使樅陽乃至皖江流域在明清時期人才輩出，成為中國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之一。
